曹髦（241年－260年），字彦士，三国时期曹魏第四代皇帝（254年－260年在位），曹霖之子，魏文帝曹丕孙。在《三国志》中与其前任者曹芳、继任者曹奂合称三少帝。

曹芳被废后，在太后的坚持下，司马师拥立曹髦为皇帝。在司马氏掌控曹魏大权的政治局面下，没有实权的高贵乡公不甘沦为傀儡，试图中兴魏朝。尽管其努力最终化为泡影，而其自身亦死于权臣之手。

1.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登上帝位

司马师先发制人，废掉曹芳帝位，夺其玺绶。此时即使司马师已有了谋篡之志，然而改朝换代的条件尚不成熟，手执权柄的他仍需从曹魏宗室中择一合适人选，为其傀儡，以便其操纵。如此一来，以何人入继大统便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迎立高贵乡公的过程中，明元郭皇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司马师本欲立彭城王曹据，但是却遭到了太后的坚决反对。太后以辈份礼法特别是明帝血统为依据，与司马师据理力争，司马师理亏词穷，被迫接受了太后的意见，并拥立太后推荐的人选即高贵乡公为皇帝。

曹芳被废时，司马师曾遣郭芝勒兵以威逼太后与曹芳，这一举动使得太后对司马师的跋扈有所不满。虽然魏朝权柄已入司马师之手，但太后却不欲将皇帝玺绶轻易交于外人，而是要亲手授予高贵乡公。可见她对高贵乡公寄予厚望，太后以曹髦继统，也是在作将来之计。

高贵乡公即位后不久就准备授予司马师相国之位，又打算给予他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权，以示尊宠。司马师曾两次训于天子，而高贵乡公对司马师的训示和谏言恭敬采纳。高贵乡公与司马师之间极不正常的君臣关系。

司马师对高贵乡公，俨然是居高临下之姿态。司马师比曹髦年长许多，而他用训示的口吻教导皇帝，可知他早将新立的天子视为傀儡与掌中玩物。

2.曹髦论少康汉高优劣

甘露元年(256)二月，曹髦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士论夏少康（夏朝第六任君主，在位时夏朝比较强盛，史称“少康中兴”）、汉高祖孰优孰劣。司马氏的马仔儒生以为少康于夏有中兴之功，但与刘邦开创汉朝基业之功相较，尚不可及，故其以汉高祖为优。而高贵乡公与其意见相左。他以为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而汉高祖不过凭借秦之土崩瓦解，“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因而以夏少康优于汉高祖。

高贵乡公即位后所下诏书，欲中兴魏朝。他自比于少康，也是希望自己能像少康一般有所作为。从高贵乡公与臣下所言中可知，其人以重德行为先，以任智力为后，以布德为优，以仗权为劣。结合当时实际，司马昭权倾朝野，司马氏现有的地位正是靠任智力与仗权势所得来的，而司马氏一党却还要极力地推崇德行，以此来作为自身尚智力以诡诈夺权的遮羞布，此种虚伪的行为正为高贵乡公所不齿。

但年轻的曹髦通过此论述无疑得罪了司马师、司马昭之流，也为其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3.曹髦初登帝位的心理状态

曹髦原本是没有机会当上皇帝的，然而由于曹芳被废，他便被拥立。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步曹芳的后尘。曹髦自感“临深履冰，涕泗忧惧”，傀儡皇帝是不好当的。

他是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坐稳皇帝的宝座。然而司马氏在朝中的地位已渐趋巩固，难以撼动。对司马氏掌权的政治局面也显得无可奈何。但是高贵乡公并没有放弃中兴魏朝的政治抱负，他企图凭借着各种方法加强自身的实力，团结优秀人才，改善与依附于司马氏的臣下的关系，并寻机分化司马氏集团。

4.毋丘俭讨伐司马师

255年，毋丘俭与文钦上表历数司马师十一项罪状，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司马师，俨然是“清君侧”之态。在曹髦即位之初，他绝不是孤家寡人，也并非是以一人之力抗衡掌握实权的司马氏集团。拥曹派的力量依然存在。所以说，曹髦的身边 有着一个拥曹人士组成的集团，尚有“所用之人”，为其出谋划策、提供支持与帮助。

毋丘俭与文钦起兵时，司马师有病在身，但依然亲征，平叛成功后，司马师一病呜呼，死在许昌。司马师死后，司马氏内部的权力继承出现了不确定因素。此时高贵乡公诏敕司马昭留镇许昌，并命诸军归还洛阳。其真实目的却是乘司马师死后 权力短暂真空之机，剥夺司马昭的兵权。使其滞留于许昌，实则是欲令其远离京都，远离政治中枢之计谋。然而在钟会的谋划下，司马昭与大军一道返回洛阳，从而控制住了政局。至此，大局已定，高贵乡公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并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来承认司马氏内部的权力交接。

5.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讨伐司马昭

257年，镇守淮南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此次出讨诸葛诞，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奉帝及太后同讨叛乱，高贵乡公及太后同在军中。司马昭此举可谓一举两得。其一，司马昭奉天子以讨不臣，便具有了道义上的优势。其二，此次讨伐诸葛诞，兹事体大，双方动员兵力四十余万人，挟天子及太后于军中，司马昭便可随时监视，这样便可保洛中无事。

此次叛乱持续大半年之久。最后司马昭将拥曹势力再一次击溃。

6.曹髦的悲剧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曹髦召见王沈、王经、王业等三人愤慨地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朕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不顾郭太后及众臣的反对，率领宫人三百馀人讨伐司马昭。王沈与王业先行，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司马昭旋即派兵入宫镇压，双方在宫内东止车门相遇。中护军贾充在南阙下，率军迎战曹髦。贾充命令成济杀曹髦，成济一剑刺穿曹髦胸膛，曹髦断气，当场死在车上，血流满地，仅虚岁20岁。

高贵乡公最终死于权臣之手，乃是由于诸多不利于他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王沈、王业的倒戈使得司马昭一方事先已有所准备，而由于不顾儒家道德、敢于公然弑君的贾充的存在，导致高贵乡公最后的凭借即皇帝之名分，也不能够起到它原来应有的作用。

可能是因为年龄以及历史原因，曹髦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不懂韬晦，不善隐藏自身心迹，缺乏城府，这对一个政治家而言是致命的。从高贵乡公出讨司马昭这一事件中，不难发现，高贵乡公事先似乎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缺乏周密的计划。他主动向司马昭发难，显得意气用事，冲动鲁莽。他信任王沈、王业，而二人却事先向司马昭告密，也显示出曹髦缺少识人之明，所托非人。

当然了，司马昭也不会给曹髦机会的，或许当初因缘际会下，成了傀儡的魏帝，但到头来，不得善终。或许曹魏的气数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