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短刑犯”指的是刑期相对较短的罪犯，其“短”并无统一标准，国内外学界存在三个月、一年乃至六小时等不同划分。在我国刑法与实务中，普遍将“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视为短刑犯，包括原判刑期在三年以下、因折抵羁押致余刑在三年以下、从未成年犯转入时余刑在三年以下者及拘役罪犯。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修订后，规定余刑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罪犯也需送监狱执行，短刑犯人数大增，管理与矫正难度上升。本文据通说标准，将“刑期三年以下或入监时余刑1年以下”的罪犯界定为短刑犯。 短刑犯具有‬刑期短、改造动力不足，危险程度低、分级处遇激励乏力，以及再社会化困难、重新犯罪率高等特点‬。随着刑罚轻刑化及新刑诉法实施，短刑犯一律移交监狱，但受限于现行减刑假释政策及监狱管理模式，短刑犯获得法律奖励的概率低，改造信心受挫。短刑犯因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小，改造难度相对较低，分级处遇措施在短刑犯管理中难以奏效，原因包括看守所内管理条件限制、监狱内缺乏针对性分级制度、处遇差距不明显及物质化奖励吸引力不足。短刑犯经历服刑后社会化进程断裂，面临社会歧视、社交圈受限及职业技能不足等困境，导致再社会化困难，易陷入恶性循环，重新犯罪风险高。 短刑犯普遍‬难于‬管理。当前，大量余刑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罪犯被收监执行，监狱人满为患，警囚比攀升，部分地区甚至超过司法部规定标准，给监狱人民警察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和风险，管理效率与教育效果均受影响。部分监狱因缺乏按刑期分类关押的条件，采取混合关押方式，虽缓解了人数压力，却引发交叉感染、对抗管教等负面问题。《监狱法》实施细则的缺失使监狱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面临两难境地，有法难依、执法难严，甚至对抗改行为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监狱领导和警察对短刑犯采取被动管理态度，忽视其改造需求和心理波动，管理主观能动性严重不足。 短刑犯普遍具有“年龄低”“文化程度低”“犯罪危害性低”等特征，法律意识淡薄，对自身行为认知不足，入狱后难以接受改造，易产生不认罪悔罪甚至反抗报复心理。监狱生活还使其经历“监狱化”过程，受亚文化影响，心理波动大，甚至造成创伤。不同类型罪犯间频繁接触，犯罪意识和手段传习，加剧交叉感染和恶习加深，可能产生更多累犯、惯犯和结伙犯罪。短刑犯现行教育方式与内容与长刑犯无显著差异，针对性不强，形式单一。多数短刑犯希望调整教育内容，增加实用技能、心理健康等课程，并改善教育形式，增强互动性。监狱教育未全面了解罪犯需求，教育效率低、效果不佳、反馈差。 多数在押短刑犯入狱前为文化程度低、无固定职业且技能匮乏者，其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犯罪时多受冲动或侥幸心理驱使，未充分考量法律后果。被捕判刑后，他们常自认轻罪重判或运气不佳，未深刻认识到触犯法律的严重性，认罪悔罪态度敷衍。服刑期间，因刑期短、减刑假释希望渺茫，奖惩措施对其缺乏约束力，故而回避思想改造，不愿深入反思犯罪根源。加之自律性差，日常改造中表现出不遵从性，态度不端正，仅因身处监狱环境而表面服从，内心抵触。更有甚者直接抗拒改造，无视监规监纪，认为监狱民警束手无策，这种潜意识对抗性对监狱正常监管改造造成一定影响，为监狱安全稳定埋下隐患。 监狱作为改造罪犯的主阵地，其成效离不开社会支持的辅助。社会支持涵盖政府、社区、个人网络及专业机构等多方力量，助力社会弱势群体。然而，我国短刑犯所获社会支持匮乏，多数刑满释放后陷入求学、就业、居住困境，再社会化之路荆棘满布。尽管地方政府主导的安置帮教工作，作为正式支持体系的一部分，致力于非强制性的引导、扶助、教育与管理，但其作为系统工程，短期内成效有限，且实施过程因专业人员短缺而困难重重。部分短刑犯对安置帮教认知不足，缺乏接受教育管理的意愿。与此同时，社会支持组织对重刑犯心理疏导的侧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短刑犯的支持需求。 短刑犯相较于重刑犯，罪行较轻、社会危害较小、案件复杂度低，判罚相对容易。他们在犯罪时未充分感受自由受限之苦，甚至抱有取保候审或免于刑罚的侥幸心理，入狱后心理落差大，难以适应服刑生活。依据现行法规，部分短刑犯在刑满释放前甚至未积累足够减刑积分，形成“减刑是意外，不减刑是常态”的现象。对此，监狱民警虽无法改变计分考核结果，但需加强正面引导。针对犯意轻微的罪犯，尤其是超短刑犯，法院在判罚时可考虑交由司法局实施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兼具刑罚的惩罚与恢复功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地位日益重要。此举既能减轻监狱安全管理压力，又能助力罪犯在融入社会的同时接受合理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