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可以治愚，教育开启民智。无书可读是可怜的。到了读书的年龄无书可读，这是精神乞丐走进了文化荒漠。毛泽东当年就是从韶山村私塾跨进东山小学堂，后来又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从此走上缔造新中国的征程。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运动，无不与学生运动相关。晚清戊戌变法之后推行新学，而埋葬清王朝的正是新学人物。民国以来家乡名人屈指可数，能够提及也只有步云亭、彭建华、靳云鹏、刘昭汉等不多的几个，而他们能够成为乡贤，要不就是在新式教育中接触了革命道理，要不就是行伍出身逐渐成长为军阀势力。我的乡亲绝对是好老百姓，只是接受进步文化的人太少，没有先进文化的滋养，没有先进思想的武装，所以至今无知无畏着！

无书可读一般做两种理解，一是适龄儿童无学可上，另一种理解就是有学可上但不一定有课外书可读。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家学渊源根本谈不上。我的爷爷是庄稼汉，父亲虽然有读书上学的机会但没有抓住。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那时的文化产品本来就单一贫乏（除了八大样板戏，就是指定的高大全革命书籍），自己家里没有课外书可读，小伙伴家里也没有。刚上小学时，课程表有音体美课程安排，但没有老师教，班主任老师就在这些课上给我们一遍遍地朗读《闪闪的红星》《雷锋的故事》，我们就兴趣盎然地一遍遍听。听到潘冬子火烧胡汉三、雷锋被地主老财砍伤手腕，手心里都攥出汗来。后来，干民办教师的大表姐送给我《雷锋的故事》《海岛女民兵》两本书，这是真正属于我的课外书，我当时是无比地珍爱的。胜利哥是我小时候最过命的伙伴，我们一块疯玩是一方面，在他家里我能看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宣传画，看到各种各样的文革纪念品，见到《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人民画报》等报刊，这是另外一个深层原因。少年时代，小伙伴们传阅《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兴唐传》《隋唐演义》等，我又迷上了古代英雄好汉的故事。

不怕外人耻笑，在我上高中之前，没见过也没听说有《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因此根本没有唐诗宋词汉赋元曲的概念。12岁之前，能够和古诗的晤面，只有课本上可怜的几首。那时候感觉古人作的诗这么整齐、这么上口、情感表达的那么准确、到位，就想着到哪里能找到更多的古诗来朗读背诵呢！上初中后，已经有了正式出版发行的寒暑假作业。我突然发现，《寒假语文作业》《暑假语文作业》里面的古诗比课本上多得要多。因为喜欢，所以就不遗余力搜集各年级的《语文作业》，然后再上穷碧落地查古诗词，用小本本抄录下来，积少成多吗！上高中时喜欢阅读古代散文，省吃俭用买了一本《古代文学作品选》，后来才知道《古文观止》才是最好的。

有书读不进去是可悲的。上学读专业书是一个方面，而扩大阅读才是自修的开始。参加工作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四大名著，父亲看到我在读这些“闲书”，怕影响我做人，还拿古人偏见叮嘱我：“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我不置可否。扩大阅读就是读“闲书”，读闲书应该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但也有读不进去的时候。参加工作后有了经济来源，自己想看的书可以买得到，借书读的渠道也广泛得多，但市场经济大潮已汹涌澎拜，就像“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过去本来读的书就不成体系、不求甚解，这时候“读书无用论”思想似乎说服了我，我有点蠢蠢欲动。物质文明是硬通货，精神文明是软实力，诗歌小说、书法绘画都不如经济活动实用。我那时候关注气功、经济、军事之类的书籍比文学思想类书籍要上心的多，一本杂志看上月余，偶尔翻翻书籍，善始善终看完一本著作不是很多。生活再不是过去的单纯和安静，工作、家庭、孩子教育、社会应酬等等接踵而至，爬过一座山还能看见下一座山，而爬过一座山就想着给自己放假轻松一下。

吹牛比读书容易，放纵比约束简单。指缝太宽，时间太瘦，转眼之间已过中年。喧嚣和骚动之后，头发白了，皮肤斑了，眼睛花了，才想到应该找个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时候我想到了读书。只要单位工作不忙，孩子们不堵心，我自然能够端起书本，旁若无人地读起来。古籍当中下得功夫最深的《论语》《道德经》，读原著，不止一遍的读。陕西作家群不可忽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的作品一个一个系统地拜读。学生时代，林语堂、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不为文学史看重，但其作品的人性、艺术性超越了时代，至今散发着芳香。于是，从作家传记到代表作品，我一路读来津津有味。除了关注主流文学作品外，刘震云、池莉等的新写实小说，余华、莫言、格非、苏童、王小波的先锋文学都值得一读。周国平、毕淑敏的哲理散文可以开示迷途，余秋雨的历史大散文知识性极强……除了读书，购书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说文解字》《笑林广记》等古籍也被收进书架。

当然，书读进去了，走不出来，也不是好现象。“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了几本书，就奉若神明，满脑子的歪理学说，那样读书还不如不读。书读成山，一点经世致用的本领都没有，那是“书篓”“书袋”。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还要有躬身践行的机会，这样最好不过。我读书，修心为上，悟道次之，营生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