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当年驻军的延安

其两宋300年，由于北宋立国确立的重文抑武国策，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威胁着中原王朝，西北的党项族建立的大夏政权既是其一。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称帝，屡屡南侵，宋夏战争爆发。宋军初败三川口，前任主帅范雍被撤。朝廷急召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在大宋政权的生死存亡之际，韩琦向朝廷推荐好友范仲淹一同前往。此时范公还在贬官越州，属戴罪之身。韩琦拿家族性命做担保，称如果范仲淹和他涉及朋党，耽误了国家大事，愿诛全族。就这样范仲淹和韩琦文官武用，共同奔赴西北火线。途中，先是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西安市），旋即升职为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三个月之内连升三级，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后又兼任作战前线的延州（今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等边境要地知州，共同成为经略安抚使夏竦的副手。是时，急于复仇的宋军再败好水川，三败定川砦，刘平、葛怀敏、任福等边关大将相继战死，石元孙被俘，朝延震惊。不久，主帅夏竦职务被撤，宋廷分陕西前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范仲淹赢得军事行动话语权，防御策略得到重视。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范仲淹调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兼沿边招讨使，与任同职的韩琦结成坚固的军事同盟。后期的对夏战争，范仲淹、韩琦成为军事统帅。

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提出并执行了与其它各路（包括韩琦）完全不同的战略，一是抢占宋夏边境战略要地，修筑清涧城（今陕西清涧县）、金明寨（今陕西省安塞县南碟子沟），恢复重建承平、永平等城寨。在庆州前线，范公派出自己大儿子，秘密前出已被西夏占领的要地，以最快速度重筑大顺城，与西夏占领的金汤、白豹、后桥等寨堡对峙，和宋朝的西北方向柔远寨、东北方向荔原堡形成呼应，切断了西夏骑兵的袭扰路线。西夏发现筑城后，集结三万骑兵袭扰，范仲淹亲率重兵，击退了西夏多轮攻击。二是整顿军制，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把前线兵马分成若干部，每部由一员将军常年统领，平时分部训练，战时根据军情合兵出击。这一做法革除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病，被宋军广泛采用。三是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利用有利地形拖住夏军，反对贸然进攻。四是稳定边疆，和解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他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断敌联络，以使明珠、灭臧等羌族大族安心归附，流亡百姓和羌族顺利回归；招抚边境羌族数万户，与羌族部族签订协约，促使羌族脱离西夏，皆为中国用。“龙图老子”是西北羌族对范仲淹的尊称。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方离开。

延安宝塔山下留下的范仲淹石刻

宋夏之战中，北宋面对西夏的防线常常不堪一击，只有范仲淹的防线稳稳当当。旁边战区遭袭，皇帝就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在延州前线，西夏军队拿前任统帅和现任作比较，开始传言：大范（雍）老子不可怕，小范（仲淹）老子才是强手。当时，宋军中也流传着一句话：“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在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西北前线稳住了阵脚，摆脱了被动处境。庆历三年元昊提出谈判，庆历四年（1044年）西夏与北宋议和，元昊向北宋称臣。终其整个北宋，西夏再没有敢随意进犯宋境，这其中，范仲淹功不可没。

在西北前线，范仲淹培养出了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范仲淹初次见到狄青时，他还是一名低级军官，范公特意送给他一套《左传》，告诫他要文武兼修，不能只有匹夫之勇，还要胸怀韬略，后来大家都知道，狄青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长为北宋第一名将。读《水浒》时，鲁智深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就是范公一手培养的种世衡。当时，范仲淹推行的城寨战术，在宋代职官史上产生了一个新职官“知城事”。范仲淹发掘了种世衡后，把第一个“知城事”授予种世衡，后来不断举荐重用，爷孙三代经略西北，渐渐发展成“种家军”。我们知道的“杨家将”“岳家军”是后期说书唱戏给唱红了，而在北宋一朝，“种家军”才是劲旅，成为宋代边防的重要依仗。

在西北领兵，范仲淹还与张载结成忘年交。张载年轻时一腔热血，范公刚到边关，张载就带上《边议九条》求见，打算组织民团去夺回洮西失地，表明投笔从戎之志。范公很喜欢这个青年人，认为张载胸有大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多年，终于悟出儒、佛、道互补的道理，创立“关学”，成为一代大儒。范仲淹在延州军府多次召见张载，砥砺学思。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竣工，还特请张载到甘肃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张载的横渠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