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142 一 208），字景升，系西汉鲁恭王的后代，自小习正统儒家文化学识渊博。青年时期一心挽救刘汉统治积极入仕后因反对宦官擅权遭到禁锢。中平六年（188 年）灵帝驾崩后，大将军何进专政，董卓擅权。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权，严重威胁到皇权，出于维护皇权制衡外戚宦官，政治上对皇族成员的许多限制开始松懈，宗亲之人得到任用，如刘虞、刘焉、刘岱等人皆被任为一州长官。另一方面，外戚、士人、皇族走到一起，共同抵制宦官，三者属同一利益阵营，外戚掌权时皇族精英也得到重用。所以东汉晚期初平元年（190 年）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当有一番拉拢、利用皇族清流维护地方稳定的意味。政府的任命使刘表入主荆州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名正言顺地治理荆州的百姓。

1.刘表初入荆州维稳

刘表入荆时，荆州内部宗贼作乱，袁术占南阳，吴人占长沙。皇族和名儒士人的身份使刘表在荆州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没有个人军事力量的刘表第一时间想到了联系荆州大族士大夫蒯良、蒯越、蔡瑁，此三人当即表示支持刘表，出人出钱地帮助刘表立足平乱。

刘表本身就是皇族成员，到任荆州更是东汉政权任命，荆州大族出于对汉政权的寄托惯性，服从于汉室统治帮助刘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乱世之中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维护荆州社会稳定和宗族利益。而刘表论出身汉室皇族当然高于宦官之家的曹操和“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论名声刘表作为“八俊”曾是清流士大夫的领袖人物之一，符合他们对于荆州掌权者“仁义”政治形象的期许。以蒯氏、蔡氏等为代表的荆州大族支持刘表后，大族中的士人则组成了刘表在荆州的统治阶层，豪族组织成为了其政权基础。

刘表作为军阀其军事来源除了征兵和荆州大族部曲，还包括平叛所收编的队伍。对于江南宗贼，刘表“多次平叛都算是智取没有发生战争产生过多伤亡，大部分贼众都被刘表收编。建安元年(196 年)，骡骑将军张济从关中“引兵入荆州界，攻攘城”，没过多久就中箭死了，刘表又趁机收编了张济的队伍。还招来张济堂侄建忠将军张绣，刘表通过征兵和收编招降队伍，加强军事力量，不仅步骑兵，荆州水军也颇具实力。

经济上刘表入荆后积极恢复和发展荆州社会生产秩序，没有大兴土木加重人民的赋役负担。这缓解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同时为刘表的建军固业提供了物质保障。刘表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建安三年（198 年）抵御曹操，打败张羡，第二年又击退孙策，内乱外侵既止。但即使发展到“带甲十馀万”，刘表也从未对外扩张过，仅仅是固守荆州地域。

2. 刘表治理荆州的主张

一般认为刘表采取“保境安民”的策略，是受制于荆州的地理位置。荆州北接曹操东连孙权西边还有刘璋，孙、曹一直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刘璋虽主张割据自守但实际上对势弱的军阀也是采取吞并态度的，夹在中间的刘表向任何一方发动扩张，都很容易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三方若乘势进攻，荆州很快就会被瓜分。地理是一部分原因，刘表“保境安民”还因为其一开始就没有主动割据拓张地盘的打算，在荆州建立军事政治集团也仅是 “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刘表迫于形势在荆州建立割据政权自保，与其早期的入仕以求挽救刘汉的政治目的产生矛盾，并逐渐转向军事割据者、政治投机分子。儒家“中庸”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刘表的处世信条。刘表在许多事件上都体现出矛盾心理，并企图从中找到中庸的点。不同于刘焉打着割据的算盘主动“内求”州牧之位，刘表是被选择任荆州刺史的，割据拓张意识不强。在刘焉利用张鲁隔断东汉政权与益州联系时，刘表同时主动联系掌握东汉政权的董卓部下李傕、郭汜和讨董联盟盟主袁绍，两边左右逢源获得政治资本。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请刘表出兵相助，刘表表示保持中立；建安九年（204 年）在曹操北攻袁熙、袁尚时，没有趁机偷袭曹操。迎刘备入荆州又事事防备刘备，拒绝袭许的建议又不愿意依附曹操，始终想要保持中立。然而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刘表的中庸之道在乱世是根本行不通的。汉末军阀混战实质上是旧分裂与新统一的战争，东汉政权已不可能统一分裂的天下，新的统一趋势正在形成。刘表这种既供奉天子又割据独立的路线终究走不长远。

刘表治下的荆州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没有频繁出现过大型暴乱。于是作为汉末名儒的刘表开始在统治中，追求实现文化学术上的抱负。任用宋衷、綦毋闿主持荆州教化，史称“荆州学派”。荆州安定繁荣的社会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士人学子，如贾诩、伊籍、诸葛玄、诸葛亮、宋忠、王粲、王凯、和洽、司马其、杜夔、徐庶、尹默、刘巴、颖容、杜袭、繁钦、赵俨、裴潜等，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才聚集，实为帝王之资。然而刘表却沉溺在安享稳定中，忽视了对外拓张壮大的机会，没有将经济、文化上的建设储备转化为逐鹿中原的政治资本。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激烈的战争对峙局面，刘表数次错失发展时机。

袁曹之战时不趁机连结袁氏打击曹氏，导致曹氏大获全胜后直接威胁荆州北部。曹操亲自率兵出征柳城时，刘备劝其趁机袭击许昌，即使不能端掉曹操也可拓得大片土地，然“表不从”。在刘表拒绝扩张机会关起门观望时，曹操统一北方诸雄挟天子令诸侯，孙权承父兄遗业尽据江东。

统治者的不进取导致荆州集团内部分裂生异。作为外来人士的刘表统治荆州，政权以荆襄大族为基础。刘表一直努力地将自己利益与他所依仗的大族利益相捆绑，或联姻，娶襄阳大族蔡氏女为妻，或重用大族士人，用妻弟蔡瑁执掌兵权，以蒯越为章陵太守等。短时间内的确达到了二者利益重复率极高的效果，但实际上二者的根本诉求不同，刘表希望巩固一姓政权割据自守，荆州大族则只在乎各自家族的延续和既得利益。刘表固步自封的政治倾向，让眼看荆州陷于虎狼之境的大族们担忧祸及己身，于是产生通过降曹来获得仕途保全家族利益的想法。

3. 刘表荆州集团的矛盾

荆州集团内部既有主张降曹一派也有主张抗曹之人，而继承之争加剧了两派分化。刘表有二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刘表初以长子琦长得像自己而十分宠爱琦，但在刘琮娶了刘表后妻蔡氏的侄女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后妻蔡氏的弟弟蔡瑁为刘琮党羽，蔡氏一族虽然并没有明确的亲曹行为，但蔡氏与亲曹的蒯氏一向联系密切，且从刘表后妻在韩嵩说表附曹险遭杀手时为其说情来看，蔡氏应是主张投降曹操的。而“不才”的刘琮对辅佐自己的权臣大抵只能言听计从，站在降曹一方。刘表晚年听信后妻和权臣之言，欲立庶为嗣，这是有违儒家礼法之举，主张降曹的蒯越、傅巽、韩嵩一干人等皆缄默其口。

刘备于建安六年（201 年）投奔刘表，为刘表领兵北御曹操，是荆州内头号抗曹人物，刘表长子刘琦在失去嗣位遭到权臣的排挤后，曾问策于刘备僚属诸葛亮。后来刘琮举州降曹，刘琦仍据江夏联合刘备坚决反抗曹操，可看出刘琦的反曹倾向。这样一来，继承之争从侧面看就是降曹与反曹之争。只可惜两方实力悬殊，掌握荆州政权的是降曹一方的荆襄大族权臣，刘琦为自保只得主动远离争夺嗣位的“战场”。建安十三年（208 年）刘琮在降曹权臣的主导下举州附曹，荆襄大臣蔡瑁、蒯越、韩嵩等十五人都得以加官进爵，达到了其家族免于霍乱全身而退的根本目的。

汉末的士人，因为社会失序告别了原有的仕进道路，也因为军阀林立迎来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在选择效忠对象上深思熟虑，对比各个军阀的政治观点品评其政治行为，推测形势走向，在仕宦上掌握着主动选择权。有时这种主动选择的权利，还体现在士人发现所投第一人并非理想后，转而投向其他军阀，并通过这种主动选择的方式展现其价值取向和胆略见识，获得更好的政治资本。刘表时期虽有大量士人北来寄居，但其中许多人或待机北归把荆州当作暂住之地，或视刘表为无能之主，选择避不就仕或另择贤主。颍川荀攸、汝南和洽、颍川杜袭、河东裴潜等诸多名士避乱荆州，都受到了刘表宾礼之遇，也皆以刘表“非霸王之才”最终选择北归曹操。而在荆州成长的年轻一代俊杰庞统、诸葛亮，则选择了善于将僚属才能发挥至极，且更符合自己政治价值取向的刘备。

小结：

刘表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在荆州建立割据政权，通过拉拢荆襄大族作为政权基础，募兵收编军队，威怀兼洽，仁义与权谋并施，实现了皇族士人精英向军阀的成功转变。然而作为宿儒刘表深受中庸之道的束缚，作为乱世军阀却以自保为要，以名教治世，最终其政治追求不符合荆襄大族的利益要求，其政治理念不迎合士大夫阶层的现实生活，招致集团内部生异，士人背弃的结果。刘表皇族军阀政权虽然在东汉末军阀混战中没有走到最后，然而表从混战初期就占领荆州，标明东汉末皇族成员抢先占领战略要地，使得皇族军阀能够扼守四战之地，为皇族军阀生存和发展赢得一片大好时机。其次刘表及其后继者在荆州的积极布置，大量的水军准备，在赤壁之战中屡建奇功，为阻止曹军南下和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立下了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