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官员数量从康熙至道光时期，一直维持在1.1万左右，其中京官3000余人，地方官8000余人，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帝国来说，文官的数量完全可以用“稀少”来形容。

然而，清代又是科举最发达的朝代，每三年都有一批新科进士进入官场，此外还有大量通过“大挑”的举人，以及人数庞大的贡、监生和捐纳队伍。如此一来，势必就会出现缺少人多的现象，候选、候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候选、候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能有读者对此并不十分了解。御史就以知县为例，具体来讲一讲有关方面的内容。

吏部每个月都会举行“月选”，符合条件的各类进士、举人、贡、监以及捐纳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吏部的铨选。

清代吏部的人事权相对于明代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全国的知县缺中有一半都属于督抚的“题缺”，这部分知县缺吏部是没有任命权的，另一半属于“部缺”，岗位空出以后，吏部就会启动铨选程序。

比如某个县知县空出，那么就会在候选队伍中选择最适合的人选补任，这类知县属于“即用”，吏部发给官凭之后，就可以赴任，各省督抚在人事上没有干预权。

但是，全国的知县岗位是有限的，每个月出缺的岗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出缺。而在吏部排队等候铨选的人数又很多，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吏部就采取了“分发试用”的制度，将候选官员发到各省实行试用。至于能不能实授，则要通过考核和督抚的认可。

也就是说，没有进入仕途但已经取得做官资格的各类人群，候选是大前提，只有取得了候选的资格，才有可能成为候补。此即“先选后补”的原则。

吏部分发到各省为试用知县的人员分为六大类：一是进士榜下即用；二是大挑举人；三是拔贡、优贡朝考成绩优秀者；四是捐纳人员分省试用者；五是军功保举人员分省试用者；六是丁忧、处分开复及病、养消假回省候补者。

以上六类候补知县中，进士、举人、捐纳、军功占了大头。候补知县什么时候实授，主要取决于出身。通常来讲，进士榜下即用知县班次最优，到省后很快就会被督抚委以实缺。

丁忧、请假的官员与进士即用知县属于同一梯队，因为这些人以前就是在知县岗位上退下来的，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成熟的行政能力。

其余分省试用的大挑举人、贡生、捐纳、军功人员，因为从来没有担任过实职，且很多又是异途出身，所以他们实授的概率相对较低，且一般只能补授简缺。

朝廷对分省试用的知县是有期限规定的，大挑举人、举人、贡生、捐纳、军功人员，必须要试用满一年，然后由督抚进行考核甄别，合格者也只能“试署知县”。如果不合格，就要降为教职甚至直接退回吏部。

一年的试用期是铁定的，时间不够的不得补缺，一旦违背这一条例，督抚及相关人员就会受到处分。

那么是不是试用一年之后，就可以署理知县或实授知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大部分候补知县实授的时间往往很长，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有的甚至是候补二十年不得缺。

比如咸丰末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在奏折中就向朝廷汇报：本省候补知县因饥寒不堪，吞烟土自尽。其人系旗员，素性质实，不善钻刺，到省十年，未获差遣，故至此。

根据《凌霄一士随笔》记载：光绪时期，苏州有一即用知县，因生性迂拙不识应酬，到省二十余年，不惟无署事，并未得差遣，孑然一身，典质俱尽，遂自尽而死。

以上两个案例中提到的“差遣”、“委署”并非是实授知县，而是候补知县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在发省候补知县未获实授之前，为了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督抚就会临时派遣他们办理各种发审、赈灾、查保甲一类的差事，这种情况就叫“差遣”；对于有能力的候补知县，督抚则会先让他们代理知县，这种情况就叫“委署”。

不管是差遣还是委署，虽然不属于正式编制内的职官，但在经济上都享受一定的待遇，可以领到同等品级的俸禄，只是没有养廉银。

对于候补知县来说，差委是有实际意义的，一来是可以缓解经济上的困境，至少日常生计可以得到保证；二来是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办事能力。同样督抚也会借助差委来考核候补知县的办事能力，表现突出的就可以较早获得实缺。

反之没有获得差委的候补知县，日子过得就很艰难了，家庭条件好的倒也无所谓。可要是出身贫困的候补知县，就会陷入生活窘境、狼狈不堪，只能以典当和借债维持生计。

地方上很多放高利贷的商人瞧准了时机，放债给候补知县的时候就会签订一个协议，候补知县必须在署事或实授后还请本金与利息，还得用他们指定的账房师爷以及各种长随，这类人被称为“带肚子师爷”和“带肚子二爷”，他们就是专门来收账的，也正因如此，导致了地方吏治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