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之所以被后人尊敬，除了他收复新疆之大功外，他本人为官清廉也是重要的加分项。作为中兴名臣、权势赫赫的封疆大吏，左宗棠一生受理学熏陶尤深，在钱财方面除了俸禄，其他一概不受。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一直兼任“茶马使”一职，这个职务是全国总督中的独一份。和其他兼职不同，茶马使是有固定薪俸和别敬的。左宗棠在任的十年中，尽管也支取了这笔薪金，但从来没有使用过，也没有查看过。

光绪七年，左宗棠卸任陕甘总督要离开兰州时，他命人将存银的仓库打开，从第一天到最后那天支取，总共是三十万两银子，按照官场惯例，这笔银子属于左宗棠的私人财产，完全可以带走。但是左宗棠清点之后，统统交给了继任总督杨昌浚，并叮嘱他“到了急需银两的时候，可以动用此款”。

后来督建兰州的黄河铁桥时，用的就是这笔款子。当时的报纸将其称为“左氏基金”，称最早的兰州黄河铁桥为“左公桥”。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给当地办了不少的公益事业，修路架桥、修建书院等等。其中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

光绪三年，左宗棠在兰州外城的西北修建了一座贡院，在院外包筑了一段长240丈的外城。同时又整修原有的外城，城根宽一丈数尺，深一丈余，城高三丈三尺，顶宽八尺多。

这一工程用工170多万，耗时一年，由11个防营士兵合力建成，预计估价13万两银子。由于是士兵负责修建的，实际上只用了2万多两银子用于购买原材料。

如此便宜的工程报到工部之后，却被驳回了。理由是朝廷有定制，修建城垣必须按照工部规定的价格，规定的做法，然后才能按照正常程序报销。

工部要求左宗棠重新提交工程造价单，也就是让他伪造一个清单。如果满足了工部的要求，无论多贵也能报销。工部之所以这样做，其本质就是要从中贪污工程款。但是左宗棠不愿意造假，一怒之下由自己来出这笔款项。

左宗棠独树一帜的清廉作风实在是与晚清官场格格不入，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光绪七年，左宗棠奉旨入京时，就被崇文门的税吏挡在了门外。崇文门是官吏、百姓、货物入京缴纳税银的门关，门吏要收入门钱。

只要是在地方任职期满后返京的高级官员，在城门口都要缴纳一笔银两，具体缴多少，要视具体的岗位而定。优差肥差的外官甚至要交上数万两。

左宗棠是陕甘总督，按照当时的定价他要缴纳四万两银子，左宗棠不肯支付，并称他是奉旨前来北京，要是见皇帝也要付钱，那么这笔钱就应该由朝廷来出，他自己是坚决不会给的。

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在城外滞留数日，才得奉准入城，最终也没有付门费。进城的第二天，正巧慈禧太后生病，由慈安太后召见。因过于激动，左宗棠流下了眼泪，慈安问他为何落泪，他说自己的眼睛原来就不好，在旅途中遭风沙的吹打。

慈安问他可有办法防治，左宗棠说通常要戴眼镜，当他掏出眼镜时却不慎落在地上打碎了。慈安命太监将咸丰皇帝用过的一副眼镜取来，赐予左宗棠。

左宗棠受此恩赏，一下子轰动了朝廷，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也有趁机勒索的。一个太监就向左宗棠索要赏钱，而且左宗棠此时又入值军机处，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

在京师，这样的高级官员任命照例都是由太监来传旨的，而接旨之人也要赏一大笔银子给太监。左宗棠这点数还是有的，他当即赏给太监一百两银子，太监嫌少，后来又继续赏了五十两。

太监继续询问到咸丰皇帝的眼镜一事，说这是天大的恩荣，继续索要银两。左宗棠对此非常愤怒，没有给他。后来他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谈到此事，曾纪泽说左宗棠此事欠妥，银子还是要给的。可是太监竟然索取二万两，后来还是恭亲王出面说和调解，左宗棠很不情愿地给了八千两银子了事。

左宗棠不但自己为官清廉，也严格教育后代不可沾染官场习气，讲少爷排场。

光绪五年底，他听闻四子孝同要到西北省亲，就写信嘱咐儿子住到兰州总督府衙，只许用一个厨子、一个打杂、一个水火夫，除此之外不能再多用人，要注意简朴节约，也不要外出应酬。

同治九年，左宗棠的原配夫人周氏去世后，长子孝威的身体很差，去西北探亲时，由次子孝宽当家。次年孝宽便加盖了司马桥旧居后栋，左宗棠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左宗棠位列封疆二十余年，每年的俸禄多达数万两，但是他却不愿用这些银子为儿孙添置产业，他认为子弟欲有所成就，必须经历磨练，所以他把自己的俸银都用于公益事业了。

近代对左宗棠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秦翰才对左公之清廉作了一个概括：

“文襄公是一个清廉的人，一介不取，一尘不染，布衣素食，过着他淡泊的生活。所以虽经费支拙万分，时闹饥荒，而仍能号召朋僚部属，收群策群力、一心一德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