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开始，正式确立了“五刑”制度，即所谓的笞、杖、徒、流、死，此后历朝皆沿袭五刑之制。因此，押解徒、流刑犯也就成了地方州县衙门的主要司法工作之一。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尤其是《水浒传》中，就经常能见到衙役押解梁山好汉至配所的场面。然而影视作品对很多细节都没有进行描述，御史就以清代为例，具体来讲一讲押解人犯的相关程序和制度。

清代押解人犯比前代更加繁忙也更加细密，除了押解徒、流人犯至配所外，还得将未定罪的人犯从州县押至府、省两级衙门受审。在押解人犯的过程中，初审州县要派出差役，沿途所在州县也得派人护送，这个程序叫“接递护解”，也称“递解”。

州县递解人犯的情况分为三类：一种是徒以上刑犯解至上司衙门复审；二是每年秋审时被判斩绞监侯人犯押解京师刑部；三是秋审最终判决为军流徒之罪犯递解至配所服刑。

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原州县起解人犯，必须严格按照“一犯两役”的标准执行，即一个人犯配备两名押解差役。沿途经过的州县，也得派出两名差役或两名营兵护解，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犯半路逃脱。

这种情况就和影视作品中的情节不一样，也就是说，押解人犯的差役在原州县境内是两名，而出了本州县境内以后，都是有四名差役或营兵护解的。所以说，人犯半路逃脱的可能性并不大。

徒流犯属于较重的刑犯，押解过程中需戴锁铐，原州县长官要发给差役公文，规定每天的行驶里程为50里，每过一州县都要投递公文，当地州县官在经过审查之后，然后派人护解。

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就有押解人犯方面的记载：

“递解人犯，查明解役是否正身及人貌与文册是否相符，解役有无短少；寻常遣、军、流均应派解役二名，又拨营兵二名，接递护解，按程计限，催取回照。站长之州县，护解重犯一日不能抵程收禁者，中途有巡检、营汛衙门，报明点验，添拨兵役，协同原解收营，奉旨提解要犯，不准借病逗留。”

每年秋审之后，是州县押解人犯最繁忙的时候。州县衙门在接到刑部公文后，限定七日内将“决不贷时”的人犯押赴刑场处决，徒流犯则在两个月内起解至配所。

徒流犯发配到什么地方，发配多少路程，是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而定的，有的流三千里，有的是两千里。可能有读者对徒罪还不是很清楚，通俗地说就是将犯人发配到某地充当苦役，有固定的服役年限，期满后便可释放。徒罪一般都是发在本省驿站充当苦役，所以正常情况下路程不会太远。

流罪相对而言属于重罪，按不同情形定有发配里数，但是清初时期具体发到什么地方并没有硬性规定，通常做法是将军流犯发往东北宁古塔、三牲、乌拉等地种地，或给披甲人旗兵为奴。

乾隆元年出台制度，将汉人充军人犯发往烟瘴地区；乾隆八年，刑部编纂了《三流道里表》，十五年兵部又编纂了《军卫道里表》，三十七年兵部再编《五军道里表》。此后，所有军流人犯均按《三流道里表》和《五军道里表》上记载的里程数和配所执行。

正如《大清律例》中所载：“流犯依本省地方计所犯应流道里，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应迁徙者，迁移离本土一千里外；徒五年等发本省驿站。”

从乾隆中期以后，流徒犯的发配地和道里形成定制，规定职官、满洲人以及十恶不赦者发配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当差为奴，其次是发往东北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地方；一般汉人流犯按《三流道里表》和《五军道里表》，发往内地各直省安置；徒犯发本州县、本省驿站充当苦役。

从清初开始，发往各地的军、遣、流犯除了官犯以外均要在面部或手臂上刺字，如果妻子愿意随从的，还要和妻子一同发配。

人犯由于身带锁铐行动不便，体力消耗也较大。所以朝廷也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对犯人进行了有限的保护，如途中遇盛暑六月或十月寒冬，那么可以就地收监，等过了六月或初春时再继续递解。

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途中生病或死亡。如果犯人途中染病，解役就要及时向所在地的州县官汇报，然后就地医治，不过为了避免人犯拖延时日，规定治疗时间不得超过一百天。

如果人犯在押解途中死亡，那么所在地州县官和督抚要派专人进行调查，若是没有发现解役有虐待现象，只是人犯本人身体状况所致，则不追究责任。而要是虐待情形，那么有关责任人将会面临严厉的处分。

被发配到边疆当差种地的犯人，统称为“流人”，他们中有的是官僚士大夫，有的是平民百姓，其中还有很多是受到牵连的无辜老幼家属及随配妻室儿女。他们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在东北、新疆常年劳作，尽管其中透露出封建专制时代的黑暗，但是客观上也促进了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