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州市天衢新区赵虎镇的辛庄有座被人们命名为“孙膑墓”的陵墓，近年被炒作较多。孙膑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死后葬于今鄄城县箕山镇孙花园村北。赵虎镇辛庄一带战国时期属于齐国、燕国的边境，并在齐国、燕国与赵国之间不断易手。但此处并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说孙膑在此处打过仗或孙膑晚年隐居于此，均为后人拼凑而成，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事。本人在研究德州地域文化的金代历史中，觉得该墓应是金代初年所修的“张邦昌陵寝”。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金代初年的两位汉族儿皇帝说起。

金朝初年，鲁西北、冀东南一带曾经出过叱诧风云的两位“皇帝”，一位是“大楚”皇帝张邦昌，一位是“大齐”皇帝刘豫。张邦昌，字子能，《宋史》记为“永静军东光人”。宋代的东光县，到了金代初年则将将陵县北半部与东光县南半部组建吴桥县，实际上张邦昌应是今吴桥县人。刘豫，史书记载是永静军下的阜城县人。两人家乡仅隔20公里，而且是进士同年，应该说这里是当时的一条龙脉之地。

一、“万松观”将该墓冢指向皇家陵寝

张邦昌作为鲁西北冀东南走出来的大楚皇帝，其陵寝一直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叶落归根的做法，因此张邦昌的坟墓在老家永静军的可能性最大。“万松观”这个名称中的万松，透露出这座陵墓当时的占地规模，应在200亩之上。如此大规模的墓葬一般人是不配拥有的，只有像张邦昌这种被推上皇位的人才有资格享有。

近年关于张邦昌的籍贯有东光和阜城两种说法，其实张邦昌既不是东光人，也不是阜城人，应是今天的吴桥县人。认为张邦昌是东光、阜城籍的人，均是抓住“老龙湾”这一地名，认为是宋金时期的东光县，是现在的阜城县的“龙湾村”。其实宋金时期的东光老龙湾是金代所开的“钩盘河”，即吴桥县城以南以东地域。康熙《吴桥县志》：“龙湾，在县东二十里，浅深断续流衍，东汇宁津县界谷家河。旧志所谓‘龙潭夜月’是也。今据俗传，有龙湾者三：一在沟店铺南，孙家庄后。一在沟店铺北、王士良庄东。一在城东南二十里枣园。未详孰是”。乾隆《德州志·河渠》：“金立吴桥县，开挖南由果子李庄迳曹村西，迳吴桥城南入城东沟店铺的顺水渠（老黄河故道），其形如钩，名曰钩盘河”。

张宗昌墓的所在地应是他的出生地，虽然他死于河南一带，当时的南宋政权不可能为其修建陵墓。刚刚进入中原的女真统治者也不会为其高规格下葬。所以回老家下葬的可能性最大，这也成了判断孙膑墓为“张邦昌陵寝”的主要依据。

二、大齐皇帝刘豫具备为张邦昌修建陵墓的动机和能力

试想如此大规模的陵寝光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难以修建完成的，但刘豫登上“大齐”皇帝宝座后，就具备用举国之力来完成张邦昌建造陵寝的动机和能力。刘豫当上“大齐”皇帝后，使其具备了在此处大兴土木为张邦昌建造陵寝的条件。从动件上看，刘豫为张邦昌修建陵寝的原因有三：

1.两位皇帝既是同乡又是同年

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域情节来来浓重，如政坛上的某某派，商业上的徽商、浙商、晋商、鲁商等，比较注重地望之谊，靠熟人关系的帮助提携，共同发展壮大。作为同是永静军走出去的刘豫，既是同乡，又是同年，彼此之间交往不断。刘豫虽然家庭关系不如张邦昌，但也可能曾经求助过张邦昌，出仕后估计也会找张邦昌通过关系进行渠道疏通，但苦于无文字记载，也不便更多推敲。虽然张邦昌不把自己看作皇帝，但毕竟金人册封过。作为同是金人册封的皇帝，为张邦昌修建陵寝，一是对张邦昌尽了乡党之谊，二是也不排除其中有刘豫对张邦昌有报恩因素。

2.两位皇帝同为金人扶持

张邦昌与刘豫都是金人扶持的皇帝，他们都对金王朝有着感恩之心。金统治者是生活在今松花江口到乌苏里江口一带的女真人，他们没有文字，野蛮落后，但他们却是有着自知之明，面对南下占领的大片土地，他们缺乏统治的信心，便想出“汉人治汉”的这么一个策略，他们选中的第一人是宋朝宰相的张邦昌，当张邦昌被赵构逼死之后，便想到再立一个皇帝的想法，这时的刘豫便通过关系采取贿赂等手段当上了“大齐”皇帝，当然刘豫从活动当皇帝到做了皇帝的行政过程，使他看到当“儿皇帝”的不易，所以产生“惺惺相惜”情感，刘豫也是金人册封，只有承认张邦昌地位的合法性，方才能够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这种连锁性效应，使刘豫觉得为张邦昌修建陵寝，也是为自己百年之后修建陵寝的试探与尝试。

3.刘豫以此揭示自己背叛南宋的正当性

刘豫与张邦昌当皇帝路径不同，他们对宋室的态度截然不同。张邦昌以忠于宋室为出发点，最后被赵构赐死，成为人生悲剧。刘豫则是痛恨南宋王朝，因为不给自己安排好的差使，只是敷衍性的安排他任济南知府，济南既是前线，处在战争最前沿，每日都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刘豫宋朝廷对自己的安排有意见，所以投靠金人是发自内心的。他为死去的“大楚”皇帝张邦昌修建陵寝，明显是向世人展示南宋皇帝残忍的一面，既张邦昌如此忠于宋朝最终还是被赐死，恰巧为刘豫背叛南宋死心踏地地侍奉金人找到了理由，将自己的投降行为洗白。

刘豫父子虽然做的是儿皇帝，但他们手中的确掌握着很大的财权和人权，可以调动大齐国的人力和财力，来完成为张邦昌修建陵寝的浩大工程。如开挖济南以东的小清河，修建阜城县与陵城区徽王庄两座石桥等，都证明大齐政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这是判断“孙膑墓”为“张邦昌陵寝”的第二个证据。

三、“张邦昌陵寝”如何变成“孙膑墓”？

张邦昌与刘豫皆为金人册封的皇帝，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要得到金人的同意，不然就会难以落实。刘豫为张邦昌修建陵寝能否会得到金统治者的同意，自然也是刘豫建造张邦昌陵寝能否成功的关键。张邦昌虽然不忘宋朝的旧恩，但最终以其僭立时曾秽乱宫廷之罪被逼而死，但始终未与金人为敌，也未被金人所废，所以金统治者是没有理由忌恨张邦昌的。而且刘豫又是金人册封的第二位儿皇帝，金统治者从进一步利用刘豫为其效力的角度，也不能打击刘豫的这种做法。但后来刘豫被废之后，金人对此前册封的张邦昌地位有没有收回成命目前仍不清楚，但这座所谓帝陵的合法化此时必然会遭受质疑。就在这个微妙时刻，道教人士发现张邦昌陵寝是一处难得的道场，开始与张邦昌后人主动对接，还是张邦昌后人受到点拨开始主动靠近道教，也是不得而知，但此处已成为道教场所是毋庸置疑的了。

后来蒙古人建立的元代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对金统治者有切肤之恨，自然对帮助金国的大楚皇帝没有好感，根本不会给予承认。嗣后以汉族为正统的大明王朝建立，更是将刘豫、张邦昌这些曾经帮助过金国的人划定为卖国人物。所以张邦昌陵寝的存在一直就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至于张邦昌陵墓怎样演化为孙膑墓，可能性来自民间习惯用语。“孙”这个字，在鲁西北、冀东南一带有“应该反抗，但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俗称“孙种”“孙蛋”等。姓孙的名人中，作为道教人物之一的孙膑，其出生地、葬地都一直是谜团，将张邦昌陵寝说成孙膑墓，既反映了张邦昌生前懦弱（被欺凌）的性格，又较好地完成了移花接木的工作。在蒙古军入侵中原之时，估计张邦昌后来的守墓之人应该在此时四处逃难，或随着张邦昌陵寝转化为孙公庙过程中，张姓后人变成了庙中的道士，从而守墓的身份合法化。况且道教始祖也是张姓，很多道教人物都是张姓后人，万松观的出现也就成为自然之事。将张邦昌陵寝冢说成是“孙膑墓”的人大概就是张邦昌后人为避开统治者追杀而信口胡诌罢了。据说道教武当派宗师张三丰就是张邦昌的后人，其出生是在辽东懿州。

明代中期以后，这类将无主墓葬随便命名的例子很多。在我们德州陵城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原君墓，就是典型一例。陵城区的老城区北部，原毛纺厂南侧、护城河北岸上有一座古墓，清代陵县知县沈缄对此进行考证，认为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之墓，遂于嘉庆十六年（1811）重新立碑，还写进县志中去。近年据赵春万、曹文堂两先生考证，平原君墓应该是平原郡太守明见之墓。张邦昌陵寝是否与平原君有着相同遭遇，值得今人深思。现在，随着考古手段的普及和德州考古队伍的建立，是该还原其历史真相的时候了。在此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墓进行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