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刻发现的核心信息解析
原文：
“2023年2月，雅安市雨城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当地碧峰峡镇发现摩崖石刻和古道遗迹，并根据石刻题记初步判断该古道为明代以来的道路遗迹。其中一则摩崖石刻题记纪年为元至顺四年，系当地首次发现有元代纪年的石刻文献，意义重大。据释读，石刻内容大致如下：
1.雅州竜（龙）门后右军民司案□捐……
2.信士刘等……
3.□总……
4.修搥石眼云梯三步，已后又……
5.净界者
6.至顺四年七月十五日题
7.石匠二名
8.□□□□□杨用乡刘世□”
注释：
1. 发现时间与地点：
- 2023年2月，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镇，地处川藏茶马古道核心区域，历史上为汉藏交通要道。
- 古道遗迹初步判断为明代沿用，但石刻纪年为元至顺四年（1333年），说明道路可能始建于元代，明代继续使用。
2. 石刻内容释读：
- 机构名称：第1行“雅州竜（龙）门后右军民司”，即前文提及的元朝边疆军政机构，“竜”为“龙”的异体字，证实“龙门”确为该司名称的一部分。
- 核心事件：第4行“修搥石眼云梯三步”，“石眼云梯”指在陡峭山壁开凿的石阶道路（“石眼”为石阶嵌入山体的榫卯结构），“三步”为虚指，形容修路工程；第1行“案□捐”推测为“案牍募捐”，即军民司发布公告，号召信士（第2行“信士刘等”）捐款修路。
- 时间与人物：落款“至顺四年七月十五日”（1333年8月27日），石匠姓名可辨“杨用乡”“刘世□”，体现基层工匠的参与。
3. 历史意义：
- 这是雅安市首次发现明确元代纪年的石刻，填补了当地元代地方史的空白，尤其为“雅州龙门后右军民司”的存在提供了实物证据（此前仅存于学术推测）。
- 揭示该司的实际职能：除军事防御外，还负责地方公共工程（修路），体现元朝“军民合一”治理中“民事与军政并重”的特点。
二、历史背景与制度关联
1. 元代边疆治理的“修路逻辑”：
- 川藏茶马古道是元朝维系西藏统治的生命线，忽必烈灭宋后，在碉门（今天全县）设立“茶马司”，并通过军民司保障道路安全。“石眼云梯”的修建，既是军事通道的加固，也是贸易路线的维护，确保茶叶、马匹等战略物资运输。
- 军民司作为基层机构，需动员地方资源（如信士募捐），反映元朝在财政紧张的末期，通过“官民合办”应对边疆基建需求。
2. 与前文“龙门后右军民司”的呼应：
- 此前通过文献推测该司设于1333年顺帝即位后，此次石刻直接证实其存在，并补充职能细节（如组织修路、募捐）。
- “后右”方位的猜想得到实物印证：结合古道位置（碧峰峡镇位于雅州北部山区），“后右”可能指该司负责雅州北部“后路右区”的防务与路政。
爆款文章：《雅安石壁惊现元代“修路日记”！这个被史书遗忘的神秘机构，竟藏着帝国续命的密码》
引言：2月的偶然发现，凿开七百年前的时光
2023年早春，雅安市雨城区的文物工作者在碧峰峡的青苔覆盖的山壁上，偶然发现一行斑驳的刻痕。当拓片逐渐显影，“至顺四年”四个小字让所有人屏住呼吸——这是雅安首次发现明确纪年的元代石刻，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刻文中反复出现的“雅州龙门后右军民司”，正是史书中只字未提的神秘机构。这段七百年前的“修路日记”，即将揭开元朝边疆治理的隐秘一角。
一、石匠凿刻的帝国动脉：当茶马古道遇见军民司
在元代，从雅安到西藏的茶马古道上，每一块石阶都可能浸透着汗水与故事。
- “石眼云梯”的生存智慧：石刻中提到的“修搥石眼云梯”，是古代山区修路的“黑科技”——在陡峭岩壁凿出“石眼”（凹槽），嵌入木梁或石阶，形成悬空栈道。碧峰峡的古道至今仍有遗存，当地人俗称“天梯路”，七百年前，正是军民司带着信士刘姓家族等百姓，用募捐的善款，将这些“天梯”从三步延长到百步，让马帮不再畏惧悬崖。
- 军民司的“双面人生”：这个在史书中“隐身”的机构，原来不仅拿刀剑，还握算盘。石刻第1行的“案□捐”，推测是军民司发布的“募捐公告”，既要管防区安全，又要当“基建主任”，甚至可能给信士发“功德碑”（第5行“净界者”或为祈福用语）。这种“军民共建”模式，比现代“PPP项目”早了七百年。
二、至顺四年的夏天：一个王朝的最后“补丁”
1333年的元朝，早已不是那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却在西南边疆打出了精妙的“补丁”。
- 顺帝即位的“政治信号”：石刻落款在顺帝即位仅一个月后（1333年7月15日），军民司选择此时刻石，既是向新皇帝表忠心，也是借修路宣示“地方可控”。
要知道，前一年四川刚经历秃坚叛乱，碉门宣抚司辖区几乎失控，而这个基层机构用修路的实际行动，成为帝国在风雨中的“稳定锚”。
- 石匠名字里的人间烟火：尽管石刻残缺，“杨用乡”“刘世□”两名石匠的名字依然清晰。
他们可能是本地的汉人工匠，也可能是归附的羌藏匠人，共同用凿刀在历史上刻下痕迹。比起王公贵族的丰功伟绩，这些小人物的参与，让冰冷的史料有了温度——原来元朝的边疆，是无数个“杨用乡”一锤一凿敲出来的。
三、为什么《元史》没写它？被遗忘的基层治理奇迹
翻开《元史》，你找不到“龙门后右军民司”的任何记载，原因藏在三个历史褶皱里：
- 政书编纂的“截止日期”：元朝官修《经世大典》停笔于1332年，而该司成立和修路都在1333年，恰好成为“漏网之鱼”。
- 乱世中的文献湮灭：元朝灭亡后，四川陷入明玉珍“大夏”政权与明朝的混战，地方档案大多毁于战火，唯有这方藏在深山的石刻，因古道荒废而得以保存。
- “小机构”的大作用：比起宣抚司、行省等“大人物”，军民司这样的基层机构，就像帝国大厦的砖瓦片，虽不显眼，却是不可或缺的支撑。它们的故事，往往藏在正史的夹缝中，等待后人发现。
四、七百年后，石壁在诉说什么？
今天的碧峰峡古道上，游客踩着元代石匠凿刻的台阶，或许不会想到脚下的石头曾见证过一个王朝的挣扎与智慧：
- 治理的本质是“接地气”：军民司没有等待朝廷拨款，而是发动信士募捐，这种“因地制宜”的灵活，比死板的制度更有生命力。
- 文明的传承在细节里：从元代的“石眼云梯”到明代的沿用，再到今天的旅游开发，同一条古道上，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方式续写着交流的故事。石刻上的“信士刘等”，和今天保护古道的志愿者，本质上都是文明的守护者。
- 历史的惊喜，藏在“未知”中：当我们以为元史研究已足够深入，一块小小的石刻却能颠覆认知——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永远有下一个故事，等待被发现。
结语：石头不会说谎，它只是等待被倾听
雅安的这块摩崖石刻，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元朝西南边疆的一扇小窗。透过这扇窗，我们看见的不是宏大的战争与权谋，而是一个基层机构如何在动荡中修路、筹款、凝聚人心。它让我们知道，历史的真实，往往藏在那些“不重要”的细节里：是石匠的凿痕，是信士的善款，是军民司小吏在公文上写下的“募捐”二字。
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抚摸着石壁上的刻痕，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石头，更是无数前人在困境中前行的温度。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每个努力生存的瞬间，都值得被铭记，哪怕只是一方残损的石刻，也能让我们听见时光深处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