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梁启超所言：“邑中汇聚千余乃至数百童生，仅选拔十数人成为生员；省内集聚万余数千生员，却仅擢拔百数十人成为举人。”由此可见，清代科举的竞争激烈程度，堪称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在这种选拔机制下，从童生到生员，再由生员进阶为举人，层层筛选，难度逐级递增，充分彰显了彼时科举之路的艰辛与不易。

科举考试之艰难，乃广为人知的事实。然而，其艰难程度究竟几何，想必多数人尚无确切认知。基于此，御史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深入稽考，拟就浙江省乡试的录取情形，向诸位展开详尽剖析。

【先要搞清楚“学额”、“解额”这个基本概念】

学额，乃朝廷针对府、州、县学等各级学校每科新生录取所设定的限额标准，此即生员录取定额。顺治初年，清军入关伊始，彼时社会百废待兴。在此背景下，朝廷为推动教育恢复与发展，对各级学校学额设定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具体规定为：府学录取新生定额为40名，州学为30名，县学则为20名。

顺治十五年，针对学额实施了更为深入的调整举措。经奏请核准，大府学额设定为二十名，大州县学额为十五名。至康熙九年，府学学额提升至二十五名，州县学额达十八名。此后，历经雍正、乾隆两朝，学额虽持续处于调整状态，但从整体态势而言，变动幅度相对较小。

据非详尽统计，通常而言，在规模中等的县域，童生人数普遍超过一千之数，然而学额却仅为二三十人。由此可见，于这千余童生群体里，能够考取秀才者，实乃凤毛麟角。不难推断，彼时考取秀才的难度，相较于当下考取985高校，已然高出数倍之多。

解额，作为各省乡试的限定数额，其具体数值依据文风之优劣、人口数量之多寡以及丁赋负担之轻重等因素综合确定。通常而言，规模较大之省份，解额约为一百余人；中等规模省份，解额大致在八九十人；而规模较小的省份，解额仅为五六十人。

需着重指出，相较于明代乡试规制，清代乡试在正榜之外，会依据特定比例录取副榜生员，并赋予其相应优待。在科举体系中，举人谋求发展的最优路径，无疑是以登科进士为正统之途。然而，进士科考取难度极高，九成士子能得中举人便已殊为不易。即便举人屡次参加会试而未获佳绩，亦存在被选拔为知县或教官的可能性。

在清代，学额被当作一种调控地方经由正途产生的基层绅士数量的策略。与此同时，解额作为朝廷把控生员进入仕途的途径，旨在限制仅有少量生员得以步入官场。通过这两种方式，学额与解额实现了紧密的契合。

在清代，教育尚未全面推广，彼时读书人群体的规模确实不及当下。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多数人所臆想的那般稀缺。以大型县邑为例，每次举行府试时，参与人数可达一两千之众。由此可见，当时在科举考试层面所面临的竞争，较之于当下更为激烈。

【浙江乡试每次录取多少举人？】

在全国范围内，浙江与江苏同属文风鼎盛之省份。于当地，即便出身寻常门第之家，子弟亦将通过读书获取功名、步入仕途视作正统途径。基于此，相较于其他省份，浙江参加乡试的人数更为可观。同时，鉴于该地读书人群体基数庞大，相应分配的解额数量亦略为增多。

自顺治朝以降，迄于同治朝，浙江省乡试解额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于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相应的动态调整。以顺治二年首次举行的科举考试为例，彼时浙江省乡试的解额设定为107人，此一数额在清初至中期的各次乡试之中，堪称翘楚。

顺治十七年，浙江省乡试解额设定为五十四人。迨至康熙朝，三十五年时解额增长至七十一人，康熙五十年又进一步攀升至九十九人。至乾隆九年，该省解额数量有所调整，降为九十四人。自乾隆中期以降，直至晚期阶段，浙江省解额趋于稳定，大致保持在一百二十五人左右。

以平均120人的录取规模而言，浙江省每届乡试所录举人之数量相对有限。若将这一录取数额按76个州县平均分配，每个州县所获举人名额尚不足2人。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府之仁和、钱塘两县，在科举领域堪称佼佼者，其举人录取数量近乎占据全省总额的半数。如此情形之下，部分州县在乡试中竟无一人能够高中举人。

浙江所处情形相对较为乐观，与之毗邻的江苏省，其学子考取举人所需面临的难度，相较而言，近乎翻倍。回溯至康熙初年，彼时原江南省经行政区划调整，析分为如今的江苏与安徽两省。然而，在科举乡试这一环节，此二省依旧维持合为一体的状态，以江南乡试的形式开展。

在江南省乡试这一重要科考活动中，基于大省规模确定取额标准。其中，江苏彼时被称作“下江”，在解额分配中占据十分之七的比例；而安徽则占解额的十分之三。为实现利益的均衡与协调，朝廷特颁规定：于乡试解元的选拔方面，江苏与安徽两省依序轮流，每省各占一科。

顺治二年，江南省乡试解额设定为163名。历经时代变迁，至乾隆年间，该省解额大致稳定于185名上下，相较浙江省解额，仅多出六十余名。然而，从地域文化及经济状况来看，江苏、安徽两省士子数量并不亚于浙江。特别是江苏省，素以文风鼎盛、赋税丰厚位居全国前列，但其乡试解额却低于浙江省，此情形值得深入探究。

此外，于各省乡试参考的部分士子，会在直隶地区应考，相应解额亦划归直隶。此部分士子涵盖于国子监修习的贡生、监生，以及凭借拨贡途径获任小京官等职衔者。

在直隶乡试中，来自各省的学子皆有特定编号。以乾隆元年为实例，彼时将江苏与浙江划定为“南卷”范畴，录取名额设定为39名。自该年之后，此二省于直隶乡试的解额，大体维持在35人左右。

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致使朝廷财政面临严峻压力。鉴于筹措军饷之迫切需求，清政府遂出台举措，规定各省若能捐输特定数额之军需款项，便可相应增加乡试名额。然而，此以捐输扩充名额之制并非毫无约束。具体而言，明确限定大省增加名额不得逾30名，中省不得逾20名，小省不得逾10名。

在咸同两朝，江浙两省凭借其富庶的经济条件，于捐输方面贡献卓著，因而获赐永久解额之优待，具体为在原有基础上额外增加4名。然而，需明确的是，面对数以千万计的莘莘学子，如此数量的解额实乃微不足道，乡试的竞争激烈程度并未因之而有所缓解，其难度依旧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