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十一年，来自浙江归安的严我斯，欲往省城杭州应乡试之考。彼时，其家境困窘，双亲囿于经济之艰，无力筹措其赶考资费。幸得亲友慷慨解囊，多方资助之下，终凑得纹银五两，以助其踏上科考之路。
严我斯自幼家境清寒，启程赴杭州参加乡试之际，其母仅为他备下一桶白米饭充作旅途干粮。随后，他搭乘一艘粪船踏上行程。由于此船内部气味刺鼻难耐，致使他唯有身处船首背风之处，方可进食。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如严我斯这般出身寒门的莘莘学子数量众多。科举赶考之路充满艰辛，诸多困苦给广大士子带来沉重负担，致使部分人因畏难而放弃前行。
朝廷并非对该情形一无所知，然而，乡试之时，应试人数极为庞大，各省应试者少则数千，多则上万。鉴于此，国家实难针对众多生员，给予与之匹配的物质供给与保障。
然而，进入会试阶段，鉴于参考人数递减且功名层级提升，为确保各省举子皆能顺利入京应试，历代帝王相继颁布相应举措。
在清代，举人入京参加会试，朝廷在这一过程中会施行何种照顾举措？
【首先是颁发赶考路费】
自顺治初年起，便对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制定了给予路费补贴的规定，此补贴在官方表述中称为“盘银费”，其详情如下：
在相关历史数据统计中，各地呈现出不同的数值标准。安徽省数额为二十两；江西省与湖北省均为十七两；福建省为十五两；湖南省为十四两；广西省为十二两；浙江省与河南省皆为十两；山西省为七两；陕西省为六两；甘肃省与江苏省均为五两；直隶省与四川省同为四两；山东省为一两；广东省为二十两。尤为突出的是，广东省琼州府，其数额在各地中居首，每名高达三十两。
在古代，对于家境清寒的举子而言，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交通费用构成了其赶考过程中的主要经济负担。彼时，云南、贵州地区的考生，不仅可获三两现银的资助，而且，沿途中各地官府还会为其提供驿马，以助力其顺利赶赴京城应试。待乾隆皇帝完成对新疆地区的统一治理后，考虑到路途遥远等因素，朝廷以云南、贵州考生的待遇为范例，对新疆考生同样赐予驿马，以便其能顺利入京参加科考。
从整体而言，朝廷针对各省举子所发放的会试盘费，数额虽显微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够为举子们缓解经济上的困境。
然而，在具体执行阶段，诸多问题逐渐浮现。依初始规定，朝廷所拨盘银费，需于各省布政司衙门支取。此情形下，毗邻省城的举子受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于地处僻远府州县的举子而言，这一规定无疑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
雍正八年，朝廷颁行新规，明确各省举子所需盘缠银两，无需再经长途辗转领取，仅于所在州县衙门支取便可。
然而，州县衙门负责发放盘银费这一举措存在固有弊病。衙门内的胥吏往往会凭借职权之便，实施刁难行为，具体表现为要么拖延发放，要么私自克扣，最终致使举子们难以获取足额的经济补助。
雍正皇帝秉持明察秋毫之理政态度，对地方官府存在的腐败现象洞悉入微。旋即，以严旨昭告地方各级官府，明确申饬：若州县官吏在政务执行中，出现哪怕些许克扣、索求等不法行径，而督抚未能及时察觉并有效遏制，一旦经皇帝访查得知，督抚将与涉事州县官吏一同，遭受朝廷严格议处。
此外，雍正帝明确饬令，发放予举子的盘缠银两，严禁经由胥吏之手，务必由州县正印官亲自统筹办理。在执行过程中，遵循严格的时间规范，必须准时发放，杜绝任何形式的延误。
依据清代的核销体制，地方官府所支用的银两需向户部进行奏销。具体而言，此过程类似于现代经济活动中的报销流程，即参与科举的举子们需提供相应票据，以供地方官府凭借其向户部完成报销事宜。
需注意，在当时历史情境下，举子并无开具票据之可能。鉴于此，朝廷特作规定：参与会试的举子，若未能通过，需前往顺天府申领路引一份，以此证明其已进京参加考试。待返回原籍后，凭借此路引完成相关核销事宜。反之，若举子缺少路引，则必须退还盘银费用。而对于顺利通过会试的举子，朝廷并未要求其提供此类证明。
【其次是落地举子的返乡路费】
长安之地，物价高昂，素有“米珠薪桂”之说，于该地长久居留并非易事。彼时，各省举子汇聚京师，参与会试。此次科考，从筹备至结束，历经诸多环节，前后所需时日，至少逾月。在此期间，举子们需应对诸多开支，诸如食宿、交通等，所需费用数额颇为可观。
在封建科举时代，出身寒微的应试举子，往往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科考费用。若于会试中名落孙山，甚至连归乡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初之际，朝廷仅为举子提供赴京应试的路费补贴，然而，针对举子科考失利后返回原籍所需的费用，却未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雍正帝对士子关怀备至。雍正二年，圣上颁布上谕，鉴于当年会试参考人数众多，考虑到士子们往返路途及于京城等候期间盘缠或难以周全，遂施隆恩予以赏赐。具体而言，对于来自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五省入场应试的举人，每人赐予白银十两；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广、陕西六省的举人，每人赏银七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诸省举人，则每人获赏白银五两。
自雍正八年始，清廷针对各省乡试未中式之举子，推行一项资助政策，为其提供返回原籍所需路费。此政策旨在消解举子科考落第后的返程经济顾虑，体现了对士子群体的人文关怀。该制度自创立后，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持续施行，直至科举制度宣告废止。
乾隆年间，国力昌盛，府库充盈。彼时，朝廷出于笼络与旌表年长举子之目的，颁行诸多举措。针对年届七十且于会试中落第者，特赐国子监司业、学正等衔；年逾九十者，除上述恩赐外，额外加赏绸缎三匹；八十以上者，则加赏绸缎二匹。
从历史情况来看，朝廷赐予举子的盘银费与回籍路费，在举子应试所需的全部费用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据分析，这部分费用或未达总额的五分之一，而占比较大的部分，实则源于原籍士绅所提供的捐助。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于乡试这一关键环节中，能够历经层层选拔、崭露头角者极为难得。一旦获得举人身份，便犹如具备了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能够引发资源的汇聚。以《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为例，在发榜前夕，其生活困窘，甚至为基本的饮食而忧心忡忡。然而，当次日高中举人之后，当地的乡绅便纷纷前来馈赠礼品，充分彰显了举人身份所蕴含的影响力。
虽然“范进中举”这一情节存在一定程度的艺术夸张，但从总体而言，它仍反映出科举时期的普遍状况。诚然，在科举入仕群体中，或有极个别举人在中举后经济状况依旧困窘，但就绝大多数举人而言，他们并不至于陷入连进京应试盘缠都无力筹措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