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桂良溘然长逝。旋即，两宫皇太后以年幼皇帝之名颁布谕旨，追赠桂良为太子太傅，赐予谥号“文端”，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然而，需指出的是，桂良为官期间有贪腐行径，此乃清朝立国以来，首次有贪腐官员得以入祀贤良祠，这无疑是对贤良祠庄重意义的极大讽刺。

【桂良其人】

桂良，隶属瓜尔佳氏，出身满洲正红旗。其父玉德，于嘉庆年间膺任闽浙总督之职。作为满洲亲贵后裔，桂良在仕途发展方面，相较于普通旗人，具有显著的先天优势。

桂良学识浅薄，出身典型的膏粱子弟之列。然凭借旗人所享特权，通过捐纳之途进入仕途，获授礼部主事一职。自此，其宦海生涯顺遂无阻，先后历任员外郎、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短短二十余载，便擢升至河南巡抚之位。

据文献载录，桂良无论身处京城履职，抑或外任地方，皆未见显著政绩建树。然而，这位政绩平平者，竟意外获道光皇帝青睐。在短短数年之内，桂良即获拔擢，升任湖广总督。此后，又相继出任云贵总督、福州将军以及兵部尚书等要职。

道光二十八年，对于桂良而言，堪称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是年，道光帝亲自指婚，将桂良之女许配给皇六子奕䜣。凭借这一联姻，桂良以“皇亲国戚”之尊荣身份，奉旨入京，自此于仕途之上顺遂畅达，平步青云。

咸丰帝登基之际，恰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咸丰三年，杨秀清遣派一支规模达两万余人的北伐军队，锋芒直逼京师。彼时，讷尔经额身为直隶总督，奉命离直隶省进行防剿事宜；与此同时，咸丰帝令桂良坐镇保定，统筹直隶地区的军政事务。未几，讷尔经额因履职不力遭革职查办，桂良旋即接任直隶总督之职。

【74任直督中贪名最盛】

在桂良的仕途前期，其行事虽未展现出显著功绩，却也秉持着基本操守，并未沾染贪腐习性。然而，自其出任直隶总督一职后，情形便发生了急剧转变。在此期间，桂良公然利用职务之便，运用各类隐蔽且广泛的手段，大肆聚敛钱财。在清代历任74位直隶总督之中，桂良的贪婪行径可谓登峰造极，无出其右者。

张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见闻录》对桂良的贪腐行径有着详实记录。据该史料所述，桂良在执掌直隶总督一职期间，行为多有不端，其施政作为几乎全然围绕敛财展开，鲜少履行与官职相称的正经政务。

桂良敛财行径堪称博采古今中外之法而登峰造极。其中，公开鬻爵是其重要手段。依据清代官制体系，候补官员抵达任职省份后，须获督抚认可方可授予实职。桂良便借由这一机制，公然大行卖官鬻爵之事。

桂良任职直隶总督期间，掌控人事任免权。其在部属任用方面，全然不顾官员的品德修养与才能禀赋，唯以贿赂银两的多寡来决定官职的授予。据其定下的标准，候补道员一职，起始所需贿银为五千两，知府需三千两，知州为两千两，知县则为一千两。

桂良借助鬻官鬻爵这一途径，一年内轻而易举地敛得白银二十万两，此数额相较其合法所得，竟超出十余倍之巨。

桂良主政直隶之际，卖官鬻爵不过是其聚敛财富的初步行径。彼时，对于在职官员而言，若欲维系自身官职，亦需以钱财打点。直隶省内，自按察使以下，各级官员数量可观，达数百人之众。每至岁末考核之时，前来行贿以求保住职位者，络绎不绝。

在当时的官场生态中，捐纳保官行为存在明确且细致的定价体系。具体而言，道员与知府这一级别的官职，捐纳价格设定为每人二千两白银；知州与知县的捐纳费用，则为每人一千两白银；至于佐贰与杂职等官职，其捐纳金额亦不得低于三百两白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布政使与按察使，亦需攀附于桂良门下，且每人皆要献上价值数千两白银的巨额财物。经综合估算，通过此类途径，桂良所获收入高达四五十万两白银之巨。

总督身为统辖一方之封疆大吏，按制需定期巡察所治下之府州县。桂良却借此巡察契机，公然索贿敛财。不仅如此，在常规的三节之时，各级官员孝敬之礼，亦无人敢有丝毫懈怠。其索要数额远超常例，以知县这一官职而言，每次至少需呈递五百两白银，否则便有丢官之虞。

【贪名满天下但无人敢弹劾】

从客观视角审视，清代督抚群体中，贪腐现象极为普遍，近乎十之有九。然而，在道光朝之前，各省督抚在行为上尚知自我约束与节制。于康熙、雍正、乾隆及嘉庆四朝，不乏因贪污行径败露而遭惩处的督抚官员。但自道光中期起，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因贪污而遭受治罪的督抚案例已极为鲜见。

由于朝廷在惩治贪腐方面的力度渐趋弱化，致使督抚群体行事愈发肆意，毫无忌惮。其中，桂良的行径相较普通督抚尤显恶劣，其行为近乎沦丧道德底线，可谓肆意妄为至极。

回溯至咸丰年间，桂良的贪腐行径便已广为人知，朝野上下对此皆有所闻。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竟无一人挺身而出，对其进行弹劾。究其缘由，盖因桂良仰仗自身为恭亲王奕䜣岳父这一特殊身份，故而有恃无恐，公然蔑视朝廷纲纪。

咸丰六年，桂良奉调入京，获擢升为东阁大学士。至咸丰八年，桂良代表清廷，相继与诸多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然而，尽管此类条约严重损害国家主权，使国家蒙羞受辱，但桂良并未因此陷入舆论漩涡，彼时朝廷内部亦未出现对其“卖国贼”的指斥之声。

在仕途进程中，桂良旋即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进而加领侍卫内大臣之衔。咸丰年间，英法联军进犯京师，咸丰帝移驾热河期间，桂良留驻京城处理相关事宜。在此期间，他凭借与奕䜣的翁婿关系，辅助奕䜣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桂良顺理成章地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职，在晚清外交事务的舞台上扮演起重要角色。

在辛酉政变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桂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阵营，协同奕䜣等人，凭借策略与谋划，成功铲除顾命八大臣势力，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奠定基础。鉴于桂良在此事件中卓越的拥戴表现，他获擢升为军机大臣，在清廷权力中枢占据重要一席。

同治元年，年届七旬有八的桂良溘然长逝。彼时，朝廷竟施以殊遇，公然将这位声名狼藉的贪墨之臣列入贤良祠供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桂良之牌位置于贤良祠受后人香火祭拜之际，不知其“在天之灵”该以何种“姿态”面对祠内历朝历代的肱股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