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仁宗一朝起，孔子嫡系后裔所获封爵确定为“衍圣公”，且享有世袭罔替这一殊遇。及至明清时代，基于政治架构的考量与文化尊崇的需求，“衍圣公”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与提升，被置于“文官之首”这一显要的政治层级，在官僚体系与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以孔子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言，为其后人封赐世袭罔替的衍圣公爵位，当为众望所归之举，实难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孟子与孔子同列圣人之位，在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力仅逊于孔子。但在历代王朝统治时期，为何统治者并未赐予孟子后裔相应爵位？就孟子的影响力与贡献程度而言，赐予侯爵、伯爵之类的爵位，理应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的。
从政治逻辑而言，帝王对人物的推崇，必定基于契合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孔、孟后裔境遇呈现显著差异，其根源在于二者思想主张的分野。
【孔子的思想主张】
御史虽未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探究，然于其基本架构，亦有所知。孔子政治思想，核心旨在为统治阶层服务，其精髓可凝练为“仁”与“礼”。
在春秋时期，鲁国深受周礼宗法制度的浸染。彼时，鲁国国势渐趋衰落，社会呈现出“王道式微、礼义沦丧、政权旁落、风俗各异”的景象。具体而言，“君不具君之威、臣失臣之节、父缺父之范、子无子之孝”成为这一特定时代的显著特征。
孔子为构建一套卓有成效的统治架构，主张统治者秉持“为政以德”的理念，即凭借道德力量施行治理；同时倡导臣民以真诚、宽厚的态度与人交往，以此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
孔子于着重阐扬“仁”之理念的进程中，亦倡导构建一种新型社会秩序——“礼治”。从现代视角剖析，“礼治”的核心要义为社会秩序与阶层等级的规范设定。此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最高统治者所谋划，盖因于“礼治”框架的规制下，君臣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等级差异，一条明晰且不可僭越的界限得以确立，成为难以跨越的屏障。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历代帝王普遍对仁政理念持有接纳态度。即便其间不乏昏聩之君，然而，孔子所倡导的仁政学说，并未对帝王的权益造成任何损害，亦未对皇权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
“礼治”概念的广泛传播，对皇权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礼治”的规训，将背离君主权威、心存谋逆之意者，明确界定为“乱臣贼子”。在此种理念下，此类人等被置于正义对立面，人人皆可视其为讨伐对象，这无疑极大地强化了皇权统治的正当性与稳固性。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孔子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契合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俨然成为倡导皇权尊崇观念的重要代表。自西汉以降，基于其政治思想与封建统治需求的高度适配性，孔子遂备受历代帝王的推崇与礼遇。
自汉高祖刘邦肇始，孔子后裔获封“奉祀君”这一世袭爵位。伴随历史演进，孔子地位持续攀升，与之相应，其后裔爵位亦逐步进阶，封号屡经更迭。迨至宋仁宗时期，最终将孔子后裔爵位确定为“衍圣公”。
“衍圣公”这一称谓，虽具尊崇之感，然于宋代，其品级实非显要，仅列八品之位。至元代，衍圣公的品级擢升至三品。迨至明清时期，衍圣公与异姓公爵地位等同，官居一品正职，且被确立为文官之首，在官僚体系中占据显著地位。
【孟子的思想主张】
孟子之思想，其核心要义为仁、义、善。与孔子思想的形成路径有所差异，孟子凭借对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治国实践的深入洞察与提炼，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孟子倡导的“仁政”理念，究其实质，乃是劝诫封建统治阶层的最高执政者，需践行“施仁政以安邦，行王道而治国”之方针。此理念强调，统治者应秉持如父母抚育子女般的情怀，对天下黎民予以悉心照拂与关怀，视百姓为己出，以彰显其统治的仁爱与宽厚。
相较于孔子所倡导的“仁”，孟子的“仁”理念展现出更为显著的亲民倾向。孟子从民众视角出发，为君主构建了一套系统且规范的治理制度。
倡导最高统治者秉持爱民之心，广施仁政，此乃契合人性基本道德准则之举，实非苛求。
然而，孟子于《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所阐述的理念，包含了部分于封建最高统治者而言颇具挑战性的要素。他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观点将民众的地位置于皇权之上，这一理念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与封建统治阶层所秉持的传统观念存在显著差异。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诸多贤明君主的确秉持着类似理念，并以此为准则严于律己。然而，并非所有帝王皆具唐太宗那般的开阔胸襟与容人雅量。孟子的相关言论，在本质上对皇权的至高威严构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在封建统治的历史语境中，凸显出理想政治理念与现实皇权统治之间存在的深刻张力。
若言最高统治者对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观点，尚可秉持一定程度的包容态度；然孟子于《梁惠王下》所云“君主若有重大过失，臣下应予以劝谏，倘若劝谏无果，则可变更其君位”之论，无疑犯下了严重的“政治失当”。此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似有鼓动民众反抗之举，与传统封建统治秩序相悖。
大抵诸多帝王若闻此言论，内心皆会萌生不悦之情。然此种不悦却难以排遣，盖因孟子之语契合事理。倘若公然予以反对，便极有可能被冠以“不遵圣人之言”的名号。
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朝臣于向帝王进谏之际，常以孟子的思想学说作为有力论据。此情形之下，帝王往往陷入有口难辩之境地。由此观之，不难推断，历代君主从本质上而言，对孟子其人及其思想抱持着相当程度的偏见。
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例，其展现出极为典型的行为模式。当他阅览到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孟子章句时，瞬间龙颜大怒，当即宣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基于此激愤之情，朱元璋旋即颁令，将孟子从文庙之中剔除。
在封建统治体系中，最高统治者对孟子抱持的偏见，于政治待遇层面，与孔子所获形成了显著反差。回溯逾千年的封建历史进程，孟子的嫡系后裔在政治领域，并未获取与之身份相称的权益与福祉。
明景泰二年，即公元1451年，官方正式授予孟子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这一职位，该职位主要负责主持祭祀相关事宜。自彼时起，孟氏后裔开始承继此世袭官职，这一传承制度在后续朝代持续推行，直至清代仍未中断。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翰林院五经博士一职颇具研究价值。此官职与爵位并无关联，于翰林院内，属品级较低的职官范畴，官秩为正八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衍圣公，两者地位差异显著，不啻云泥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