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1862年，涪（fu）陵，乌江对岸，旌旗如林。

石达开率太平军二十万众，扎营二百余里，营火连天，号角彻夜。

一封盖着“翼王”印信的晓谕，随箭破空而来，坠进涪州城头。那纸上写着“安民免祸”，也写着“大军压境，降者不死”。

而城里，一个刚刚扫完父母坟头、还穿着半身孝衣的本地青年，被官府紧急请出。

他叫徐邦道，年方二十五，行伍出身，尚未跻身高位，也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参将。

但多年以后，正是这个年轻人，在甲午战争中坚守旅顺、血战土城子，以一场硬仗打得日军“苦战之状，实非笔墨所能尽述”，成为晚清少有的铁血悍将。

涪陵旧照

而他真正开始被人记住，正是从这一年，从这座乌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小城开始的。

这场涪州之战，不是他一生中最惨烈的战役，却是他的成名之战。

那一年，他只是个回乡祭祖的参将，却临危受命，带着几千民团、几千义勇，去抗太平天国二十万大军，死守家乡。

这不是传说，而是史实。不是小说，而是真打。

今天我们重新说起这段往事，不光是为了还原一场被遗忘的血战，更是想问一句：

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靠什么，才能在千军万马前站住？

让我们把时间调到一八五七年的那个初夏，天京城。

此时太平天国的心脏里已经是血雨腥风。

东王杨秀清专权日盛，引得众怒，韦昌辉领兵入城，掀起腥风血雨，三千刀兵两日之内屠杀万余人，一门忠勇，尽数覆灭。

翼王石达开得报后连夜赶回天京，想劝止屠戮，却无力回天。

劝不动人，也救不了人。更要命的是，有人放出风声——你石达开恐怕就是下一个。

石达开不是等闲之辈。

他年少起兵，能文能武，是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最年轻的一位，却也是最能打的一位。

广西起义时是先锋，攻克安庆、芜湖、南京皆有他之力。连湘军大佬曾国藩都说他“为贼之冠”；左宗棠也言其“狡悍著闻，才智出群”，不是说笑的。

可太出众的人，总是不安稳。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表面笼络，实则猜忌加深，重用兄弟安王、福王来牵制石达开，反复下诏干涉其兵权，朝中风声诡谲。

石达开清楚，留在天京，迟早也是个“被清算”的结局。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1857年5月，石达开率十万大军，自雨花台出京，取道苏皖，开启了他燃烧的远征。

行前贴榜明志，此行不是谋逆，而是避祸；不是争权，而是图国事。

这一路，他转战江西、湖南、福建、广西，进贵州，出云南，再折回贵州，进入四川。

五年之间，辗转十一省，他曾尝试在黔西立足，结果军民冲突频发，久驻不得；

曾谋攻成都，但川中兵力雄厚，清军层层设防；

也曾入滇，却水土不服，粮道难继。

西南之地虽广，但能安身之处，少之又少。

终于，他将目光盯向了涪州。

显然石达开不是来买榨菜的。

涪州这一带，地形扼要，背靠长江，面迎乌江，通巴渝、控川黔，是入蜀之门户。

只要拿下涪州，便可倚江设寨，南联黔滇，北望成都，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里清军布防薄弱，守将不多，是他五年西征以来，少有的机会窗口。

于是，石达开决定下手。

1862年正月初二，石部自湖北利川进入四川石柱厅；

五天后，先锋赖汶洸率军先至乌江东岸，主力随后抵达，连营二百里，旌旗如林，营火照山。

石达开本人亲临阵前，命令四门布阵，封锁江岸，开始部署攻涪。

石达开久经沙场，没有选择急攻，而是先发起了心理战，他发文《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给城中百姓，劝降劝安，盖有“翼王石达开”之印；同时发出《招募兵壮训谕》，欲收本地士卒、鼓动反清之心。

这两封文告，措辞讲究，情理并陈，至今仍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此时的涪州，已陷入一片恐慌。

知州姚宝铭日夜愁眉，急调民团，又飞书四川总督骆秉章乞援，城中兵力不过数千，且多为新练之民，战力薄弱，根本无法与二十万大军抗衡。

姚氏只得与本地绅士、太子少保之后周增裕商议对策，日夜集粮筹饷，调练兵丁，防备不测。

就在此时，忽有人报——

“徐参将回家乡省亲了。”

于是，众人火速请出一人。

一位正回乡祭祖的楚军军官——徐邦道。

徐邦道，字金锡，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籍贯四川涪州云里一甲黄连沟徐家老宅（今涪陵高庙）。

他的出身，既有世家望族的余风，也沾着饥民流浪的风尘。

其父徐增玉，原是本地小康之家，家中尚有田地数亩。

然而到了道光五年至八年，涪陵连年大旱，庄稼绝收，疫病横行，人口锐减，百姓饥馑而死者无数。

徐家虽努力支撑，但终究撑不过饥荒与瘟疫的双重打击。

其长子金品出生不过数月，便在疫中夭折。徐邦道出生时，家境已近崩溃，衣食无继。

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谁知又是一年大旱，涪州谷米飞涨，百姓啃树皮、吃草根，连草头木根都被刨尽。

为了生存，徐增玉夫妇带着邦道与二兄邦辅踏上逃荒之路。

谁知路上又遭疫病，夫妻双双病亡。

兄弟二人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幼小的邦道与兄长曾在官道边以草标自卖求葬亲骨，终不得人收，只得自掘土坑草草安葬双亲，泣血成坟。

后来，二人流浪多年，终在黄连沟老宅重归故土。

大伯徐增光与伯母陈氏将二人接回抚养。

彼时徐家虽残存家产，但早已力不从心。家中口粮有限，增口即为重担。

但亲情不弃，硬是将这两个侄儿一手养大。

徐家素有尚武之风，家谱中可查出明清以来代有武举、庠生之出。

堂伯徐增朝乃武庠生，在乡设馆授徒，教授弓马刀石，世称武举正宗。

邦道自幼身骨清奇，性格刚烈，随堂伯习艺，尤擅力技，年未弱冠便能耍160斤的铁关刀、拉头弓，举头石，技艺不凡。

他好胜强记，技艺一通便寻人较量，少年时便以一敌三，众人畏其刚猛，尊为“小关爷”。

李林寺高僧见其烈性难驯，曾收为行童（编外僧童），授以禅律，引导其收敛心性。

后又遇江湖异人授拳，融合“字门功”与川中拳路，技艺日益精进，力敌成人。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清廷调川兵赴鄂，在川东招募乡勇，徐邦道毅然应募。

初入营门即因言语简略被误为袍哥细作，遭绑马桩盘查。

营官出面听其自陈，见其仪容不凡，出身清白，且为武举世家子弟，遂破格录取为团勇。

其所在营的什长，入伍前是个盐贩，精通拳术与器械，因在贩盐时与盗匪激战，被打聋一只耳朵，所以江湖人送外号“盐聋子”，他膂力惊人，素负狠名。

两人初识即交手试技，一招一式皆是硬碰硬，徐邦道以一字马化其崩拳，又以“艮”字劲反制来势，终将其抛摔，势均力敌，二人遂成莫逆。

营中皆知其艺精力强，自此得众人敬重。

什长得知徐邦道习艺出自名门，兼得高僧、异士所授“字门功法”，佩服不已。

徐邦道身形瘦长，却力敌百斤，以嗨、哈、艮、嘿之劲法驭敌，技击沉稳老练，不类新兵。

哨官察其过人，频派其外哨，多有战功。其通晓土语，记忆过人，处事机敏，渐为骨干。

数年军旅，奔走荆楚，转战鄂赣，攻守数役，常先登陷阵，久之升任什长、哨长。

咸丰九年（1859年）因战功擢为参将，军中名列有功。

同治元年（1862年），他请假返乡，迁葬双亲。

不料战火临城，太平军大举西进，石达开兵临乌江，知州姚宝铭与绅士周增裕急召徐邦道出山，临危受命。

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五岁，却将背上整座涪州百姓的命运，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真正的立身之战。

石达开的大军到了乌江东岸，涪州城里已经是人心浮动。

四川总督骆秉章一接到求援信，立即派了他手下的老将张长毛（本名不详）带兵增援。

张长毛带着几千兵，几十条船，从上游顺江而下，在乌江沿岸一段段布好防线。

至此，石军、清军隔江对峙，火药味越积越浓。

当然这一仗不只是官兵在撑，江津、巴县、綦江、南川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也纷纷出人出粮，甚至自己搭栅栏、挖壕沟来帮忙。

乌江从涪州城到羊角碛这一线，全是临时营寨，帐篷密密麻麻，几乎连成一条线，把江防死死挡住。

徐邦道这时候已经临危受命。

别看他只是个参将，但在对于家乡的山山水水，他自小就摸得很清楚。

他没有选择闭门守城，而是带着几十个亲兵、好手每天过江巡逻侦查。

这天一大早，江面上雾很大，徐邦道巡查到了凉水铺一带，发觉那边静悄悄的，连鸟叫都听不到一声。

徐邦道久经沙场，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问题，就让兄弟们猫在林子边盯着。

不一会儿，还真看到一队打着黑旗的太平军兵从山沟沟里摸出来了，人数不少，少说也有三四百人，正从小路往涪州方向赶。

徐邦道常年和太平军打交道，一下就认出了这就是石达开的前锋——黑旗队，要是让他们摸进城边，那涪州就麻烦了。

他当机立断，带着人就冲了上去。

他们虽然人少，但是靠的是突然一击。

黑旗兵哪里想到这里居然有人搞伏击，前头的几个顿时在懵逼的状态下被射倒了，但黑旗队同样是老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马上反应过来，把他们包了个严实。

山路又窄又滑，打起来根本没有退路，只见刀碰刀，人贴人，互相缠斗在了一起。

徐邦道亲自冲在最前头，连砍带挡，一边招呼兄弟撤退，一边断后。

等撤到一座老石桥时，敌人已经追得很近了。

徐邦道亲自断后，让兄弟们往下游跑。

结果断后的几个人刚跑上桥，后头“嗖嗖”几箭就飞了过来，把两个兄弟当场射倒。

徐邦道眼看敌军追到桥头，自己也挨了一刀，干脆一夹马腹，绕着小路往下游跑。

乌江的水急，但徐邦道就是拼这股子狠劲。

他到了江边，一勒马缰，猛地一跃，马带着他冲进了水里。

他手下三个亲兵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他马尾就跳了下去，硬是被江水冲到对岸，全身湿透，脸都吓白了。

爬上岸后，徐邦道顾不上歇，马上带人收拢残部。

他知道，这一仗虽然吃了亏，但起码发现了敌人的动向。

他回到西岸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东岸所有的船全部撤回来，不给石军留一条渡江的路。

当天中午，石达开的主力部队到了。

他亲自在插旗山上竖起了大旗，号角一吹，江东那边黑压压一片，全是兵。

整个乌江两岸像拉开了一场年关前的大对峙，谁都知道，这仗打定了。

之后几天，徐邦道还是每天都带小股部队过江骚扰，靠着熟悉的地形，一会儿突击粮道，一会儿点把火烧敌营。

但因为敌人在高处设防，他这边又没大部队跟进，打得凶，却始终攻不上去。

两边你来我往，谁也占不了便宜，转眼就是十多天过去了。

徐邦道虽然年轻，但看形势一向透彻。

他望着乌江对岸那片黑压压的大营，心里有数——石达开肯定是铁定心要打涪州了。

他算过这笔账：一旦涪州被围，山路全断、水源被截，援兵根本进不来的情况下，到时候自己变成了瓮中之鳖，一座小城，能守几日？

他找到知州姚宝铭，说：“要保涪州，先得保住城里的老百姓。人不能分散，墙也不能软。你要真想守住，就得拼一把狠的。”

姚宝铭是个实在人，听完徐邦道这一番话，咬了咬牙，说：“你说咋整就咋整！”

于是当天官府贴出榜文，限三日之内，所有住在城外的百姓必须搬进城里，不搬的，一律按军法论处。

紧接着，徐邦道亲自带人开始焚毁城外的房屋、商铺、篱笆墙。

老百姓一开始不理解，还有人哭着喊：“家都烧了，还怎么活？”

徐邦道走过去，拍着人家的肩膀说：“你这房子，留着是给敌人住的。你现在搬进城，还有命。命要紧，家以后还能建。”

就这样，一夜之间，州城周边变成了一片废墟。

烧完之后，砖头石块就地取材，全都运去修墙。

那段时间，涪州城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在筑墙挑水，连小孩都背着瓦罐帮大人和泥。

徐邦道的想法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建一座水城出来，那这水城是怎么修的呢？

徐邦道看过地形后决定，从州城南门外的三炮台起，往西北连到龙舌街，一路接到长江边；

东面则从东门外的奎星阁城脚算起，顺着皂角湾，一直到铁炉嘴接上乌江。

等于把原来州城五个城门全包进来，又加筑了一圈更结实的水墙。

1862年3月28日，在军民日夜不停的抢建下，水城竣工。

而就在这时，石达开那边果然动了。

当然，石达开军事指挥能力毋庸置疑，他没选择正面强攻，而是在彭水那头渡过了乌江，绕了过来，紧接着在4月1日，石军主力偃旗息鼓，神出鬼没般的出现在冷水关，对江防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清军守那段的是张长毛的部队，猝不及防之下，清兵延续了一打就散的光荣传统，江防线像纸糊的一样塌了。

话说两百多里的防线，是说垮就垮，张长毛的兵一窝蜂往涪州跑，结果兵船、器械、粮草全塞到水城里。

更为可恨的是，这些溃兵根本不守纪律，闯进百姓家搜粮、抢女人，搞得城里乱作一团。

更有甚者坐地收钱，城里的人去江边挑水，还被逼着交了钱才能挑水。

涪州百姓是怨声载道。一个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水码头城市，人们居然开始为喝水发愁起来了。。。

好在天公作美，连下了五六天的大雨，老百姓只好接屋檐水喝，才没酿成大灾。

但真正的硬仗还没来。

到了4月5日一大早，石达开部从陈家嘴、夏家嘴两路扎起浮桥，大军再次抢渡涪陵段乌江。

对岸一声炮响，战鼓齐鸣，敌军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瞬间就围住了涪州。

这回可是真的被围了。

太平军的包围圈从城南黄泥坡开始，东面绕过石嘴、仰天窝，往下是火炮铺、半边街、盐店嘴，一直到乌江；西面过六郎街、演武厅，一直转到龙王嘴连上长江。

最要命的是黄泥坡和仰天窝，这两处是制高点，站在那儿能一眼望见城里的一举一动。

石军在那上头架着火铳、鸟枪，隔三差五就往城里打冷枪，墙头不敢久站，人也没法自由走动。

徐邦道站在水城城头，看着乌江口的插旗山上石达开的帅旗迎风猎猎，沉默不语。

他知道，真正的涪州保卫战，现在才算是开始了。

徐邦道知道，这仗不是一时半会能打完的。

他一刻也不敢放松，马上在城中布置下一套“死守到底”的计划。

首先，是全员动员。

他一声令下，除了老人和孩子，所有青壮年、妇女都得轮班上城头守垛口。

每人一座垛口，身边放着瓦片、石头、灰罐，谁都不能空手。

每十个垛口编成一个“牌”，安排正副两个“牌头”负责监督，谁敢偷懒或擅离岗位，轻则责打，重则治罪。

为了应对石达开兵中善用火铳，他又特别下令：靠近东南城墙那一带，兵民白天不能露头，全藏在垛口下，夜晚则要点燃草堆，从垛洞里丢出去照明，防止敌人来偷家。

如果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动静，守城人就立刻喊号子，敲锣聚人，形成了一套“上喊下应”的联防机制，不能有半点疏漏。

到了夜里尤其难熬，山风呜呜直吹，敌人的斥候时常摸到城下，有时候听见城墙外有人在哼曲子，一曲未毕，冷枪就打了进来。

每当这个时候，徐邦道就亲自带着姚宝铭和几个士绅带队巡逻，有一次他还差点被一颗弹丸擦过耳根，吓得身边亲兵冷汗直冒。

眼见无机可乘，太平军又变换了战术。

石达开大军在黄泥坡选择了一间草房，不分白天夜晚的在里面花天酒地，饮酒作乐，而且还把那锣鼓敲个不停，有时候还传出歌声和喝彩。

普通守城士兵听了只当敌人在搞战地劳军文艺演出，但徐邦道不这么看。

他站在城头，听了一会儿，对姚宝铭说：“以我这些年和长毛打交道的经历来看，锣鼓肯定是掩人耳目。他们不是在演戏，是在用声音掩盖挖地道传来的声音。”

姚宝铭一听，心中一凛：“你是说——他们要炸城？”

“没错。黄泥坡靠得那么近，要真挖条地道出来，一点火药就能把整块城墙掀飞。”

事不宜迟，徐邦道当夜就下令，从南门外的二号炮台开始修一道“月城”。

什么叫月城？就是在主城墙内再砌一圈半月形的内防墙。一旦主墙被炸，敌人还得先过这道月城。

除了修月城，他又让人在外城和月城之间挖了一条深壕，还专门凿了一条水渠，把城里的积水灌进壕沟里，壕里放了几口大瓮。瓮是干嘛的？

不是酿酒，是监听用的。

只要地底下有人在动土，声音就会在瓮里“嗡嗡”作响。

那就说明敌人的地道挖到跟前来了。

这一招确实管用。

没几天，守城士兵就报告，说有一口瓮连续两夜都震得响，还传出微微的“噗噗”声。

徐邦道立刻调兵过去，一边挖反沟堵截，一边在月城上备好火罐。

火罐里装的，是用石灰、硫磺和碎铁片混合的猛料，只要有人靠近，就从墙头丢下去，一炸一片。

月城上头还备了滚木、火油、烫灰，真正成了一个“铜墙铁壁”的圈套阵。

就这样，月城之下吧，有水壕阻隔，月城之上呢又有火药罐顶点投喂，这就使太平军再难以向前推进。

从城头往下看，敌军的大旗依旧在插旗山招展，但阵脚越来越沉重。

那边的锣鼓声虽响，可士兵士气已见疲态，攻了几回都没能近前，反而损兵不少。

后来《涪州志》里面就记录了“后贼退，查城外后溪果有隧道深二十余丈，在南门咫尺中，有巨棺满置火药。”

涪州虽然被围，却没有乱，反而越守越硬。

4月10日，雨过初晴，乌江云雾未散，几十艘大船顶风破浪而来，船上旌旗招展、人声鼎沸。

那是候补知府唐炯、记名总兵唐友耕，率援军自重庆水路赶来。

与此同时，湘军刘岳昭的“果后军”也抵达长江北岸，在北山坪列阵驻扎，夜里灯火照山，声势浩大。

城中军民一片欢腾，百姓登楼观旗，军士敲锣击鼓，甚至有孩童燃放鞭炮庆贺。

十多日的围困，水米不进的涪州，这一刻仿佛重燃生机。

而此时的太平军大营，却沉默压抑。

石达开在帅帐中接到一封截获的清军密信，署名竟是曾国藩。

信中道：“安庆已复，贼酋陈玉成在寿州授首……石逆入川，志在成都，望相机剿灭。”

石达开焚信不语，良久后缓缓起身。他知道，攻涪州并非他真正的战略目标，他要的是入川西进，是要成都，而不是在涪州损兵折将。

他已经看出骆秉章的意图——故意守死涪州，把他拖在乌江边打消耗战。

于是，4月11日黄昏，太平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重点猛攻南门与月城之间的间隙，结果仍被守军的火罐和滚石击退。

当夜，石达开下令全军撤营。

这一夜，太平军如风而起，如烟而散。

12日天亮前，大军已急行军二百余里，越巴县木洞，接连破关，清军沿线措手不及。

14日，唐友耕率清军反攻仰天窝，却扑了个空，未遇敌军主力，只在阵地上发现雨水浸湿的草屋。

他命兵将点火焚烧，当时东北风突起，滚滚浓烟吹进房后太平军阵地，负责完成阻击，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山上太平军残部被熏得眼都睁不开。

唐友耕见势，率兵强攻山头。

与此同时，徐邦道也率练勇从城内跃出，配合夹击。

两军合击之下，太平军余部败退，清军一路追杀至望州关方才收兵。

有记载说，那日唐友耕、徐邦道回城之时，所率兵马“人马皆赤”。

“盖杀人与自身血衄模糊不分，故人马皆如浴血而出也。”（引自周询《蜀海从谈》）

至此，涪州之战终于结束。

石达开虽然未能破城，但其主力完整撤出，转战綦江、赤水、叙永，再攻至长宁。绕道贵州遵义，入云南昭通，继续其西进战略。

骆秉章原想借涪州一役彻底围歼太平军主力，结果计划落空。

而涪州百姓，却因这场苦战死守，躲过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

据《四川忠义录》《涪陵县志》记载，此役涪陵死伤八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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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道

徐邦道后来的经历这里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涪州守城一战之后，徐邦道因功升任副将。

次年，他奉命募乡勇驰援汉中，作战英勇，被朝廷赐号“冠勇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

但好景不长，汉中失守，堂弟徐金莲与乡人许国霖等人战死，徐邦道虽幸存，却因失地被革职。

他并未沉沦。

此后随杨鼎勋转战江南，屡次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战功卓著，得以开释处分。

1867年，随刘铭传镇压东捻军，官复原职。

次年在沧州减河桥大破张宗禹西捻部，再升总兵，获号“鉴僧额巴图鲁”，镇守江苏徐州。

光绪四年（1878年）徐邦道升提督，后驻天津军粮城，授正定镇总兵。

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陆海皆败。

李鸿章

李鸿章急调东线防务，令徐邦道助防金州、大连。面临三万日军强敌登陆，清军统属混乱，诸将推诿。

徐邦道主张应重兵死守金州，以保大连，遭同僚赵怀业顶撞，又被李鸿章轻讽为“胆小糊涂”。

然而，金州危急之下，他毅然带三千步骑赶赴貔子窝筑垒迎战。

11月5日，两次击退日军强攻；次日，敌军侧翼突袭，小三里台失守，徐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回城内。再求援赵怀业，却遭冷脸拒绝。

6日拂晓，金州沦陷，徐邦道率部突围南撤旅顺。

几日后，他又率部伏击进犯旅顺的日军骑兵搜索队，斩敌数十，一战成名。土城子一役，被称作清军在甲午战场上的“少有胜仗”。

然而朝廷依旧不识此战意义。

李鸿章不思坚守，徐邦道只得退守旅顺。

11月21日，日军发起总攻，各线溃散，龚照屿逃遁，城防崩溃。

唯徐邦道坚守鸡冠山，激战中击毙日军少佐花冈正贞。

敌军合围，孤军难支，徐部退入市区后，再战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南退盖平。

接下来的日子，他带兵反攻、失利、再战、再败。

从盖平、海城、牛庄到营口、田生台，一路鏖战，几乎战至最后一兵。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败。

同年春，61岁的徐邦道因背痈病发，卒于辽南军中。

朝廷追复其原职，命归葬涪州。朝廷亦赠其二兄徐邦辅“建威将军”之号，以表功绩。

他的一生，几乎就是晚清军人的一面镜子：从川东守土，到江南讨贼；从太平天国战场，到甲午抗倭前线；升降荣辱，奔波半生。

可无论在哪一场战役中，他都没退过、怂过，始终扛着一口气、一杆枪，在疆场上死战到底。

他不是最风光的，也不是最幸运的。但他，是活在“兵者以命搏”那条底线上的人。

参考文献：

方文博：石达开血战涪州

散木：徐邦道

涪陵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甲午抗日名将徐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