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者发现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中许多看似虚构的内容其实是真实的。1919年学者尼科尔森通过考证指出，该书的主要说法都有历史事实基础，尽管笛福进行了润色处理，但第一人称叙述并未影响事实的真实性。

2、然而，笛福本人并非1665年伦敦瘟疫的亲历者（当时他仅5岁且不在伦敦），他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者（实为其叔叔亨利·福）的做法在最后才揭穿，这种虚构叙述者身份的做法反而损害了作品的可信度，导致对笛福的两极化评价。这一案例为灾难叙述的真实性处理提供了教训。

3、许多灾难文学作家借鉴了笛福的经验，谨慎选择叙事视角。加缪在《鼠疫》中使用第三人称叙述，最后才揭示叙述者身份；维赛尔《夜》采用第一人称自传体。这些案例表明，灾难叙事中避免第一人称虽未必增强可信度，但能规避"虚构"质疑。

4、1995年，瑞士人本杰明·维克米斯基以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身份出版回忆录《片段》，该书以孩童视角讲述集中营经历，广受好评并获国际奖项。但后来其幸存者身份被证实造假，导致声誉尽毁，被称为"记忆窃贼"而退出公众视野。这一事件表明灾难叙述中的身份造假会带来严重后果。

5、《瘟疫年纪事》与《片段》不同，书中署名H.F.而非笛福本人，说明笛福并非欺骗，而是运用文学手法，因此应将其视为文学作品而非纪实作品。这与阅读20世纪极权灾难幸存者的纪实作品（如普里默·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不同。莱维强调只记录亲身经历，拒绝虚构，以保持真实性。笛福的作品描述的是天灾，而非纳粹迫害等人祸。对于极权灾难的记忆，作者应避免虚构，坚持真实，以确保叙述的伦理价值和警世作用。

6、瘟疫与其他天灾（如地震、台风等）不同，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涉及爆发、扩散和遏制等多个环节，其中人为因素可能导致延误或不当处理，使瘟疫演变成人祸。天灾的危害有限，而人祸，尤其是政治人祸，影响深远。

7、20世纪的极权统治造成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相关国家，事情虽发生在几十年前，但许多严重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如何记忆纳粹罪行，如何记忆苏联的古拉格，这些仍然是在考验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创伤性问题，即使在二战中第一和第二代加害者和受害者死去之后，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仍然丢不掉这个记忆的包袱。

8、记忆和见证叙事与对历史的理论总结是不同的，它们最生动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文学。正如加缪在《自由的证人》中所说：理论使世界变得抽象，不再具备生动、鲜活、具体的形态，蜕化为意识形态和抽象法则的附庸。被这种“理论”主导的历史，失去想象人祸和见证人道灾难的能力。

9、与之相反，保持大量灾难细节的记忆和见证是一种与历史知识、抽象理念不同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毁灭故事，记忆和见证戳穿被意识形态美化的杀戮和暴力，暴露其残忍和欺骗（比如纳粹所宣扬的“优化人种”，消灭人类机体中的“害虫”“细菌”，等等）。

10、人祸的灾难记忆比天灾记忆更重要，对后代教育意义更深远。记忆的目的是避免历史重演、走出阴影、促进社会和解进步，而非沉湎痛苦或报复。厘清历史是非对错有助于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真实的记忆促使社会承诺不再犯同样过错。从笛福至今，人类对灾难与记忆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