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黄桷坪时代”
1950年就将校址设在黄桷坪的四川美术学院，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也没能躲过城市大规模改建带来的搬迁命运。2005年开始，它逐渐向大学城虎溪校区迁移。2008年，随着川美附中和成人教育学院的停办，川美的黄桷坪时代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然而，无论是2008年之前的黄桷坪老校区，还是2008年之后的虎溪新校区，四川美术学院始终引领着“黄漂”转场的步伐。
人心的转场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老汪和蓝老师曾是一对“黄漂”恋人。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起进入川美附中，之后又一起考入川美学习雕塑。那时，处处透着有趣的校园常常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男女，老汪一身棕色短皮衣，上面挂着许多亮晶晶的饰物，过肩长发用一根黑色橡筋随性扎起来，蓝老师一头过腰长发梳成一根辫子，辨尾垂着流苏，一款浅蓝色长裙几乎及地。按说，他俩行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回头率可以达到90%以上，然而在黄桷坪的川美校园里，却少有人回头看，因为校园里有太多晃荡着的奇装异服，自由和包容是这里的主题。2008年，毕业后的蓝老师在川美虎溪校区的“虎溪公社”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于是准备搬离黄桷坪。她邀请老汪一同迁移，但老汪却拒绝了——和当年的陈茂华一样，在别处总觉得天色灰暗，一回到黄桷坪，立刻阳光明媚，神清气爽。老汪和蓝老师就此发生分歧，最终闹到分手。几年后，老汪也随大流转场到大学城，两人却再也回不到从前。
“黄漂”的转场痛苦而漫长，川美的老师们也是如此。
媒体曾报道过版画系教师韦嘉的“转场故事”。韦嘉少年时代就读于川美附中，1999年从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重庆，驻留在了黄桷坪。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到哪里喝茶最惬意，哪儿的蹄花汤最香糯，街上有哪些画家的工作室，他闭上眼也能摸上门。在校区迁移时，韦嘉自然成了黄桷坪最后的坚守者之一，可他所在的版画系却又是新校区最早的“拓荒者”，因此，他曾在2005—2015年的10年间，每天开车七八十公里往返于新老校区。直到某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匆匆赶路的他差点遭遇意外，他才意识到不能再跑了。2015年，川美主体撤走以后的黄桷坪慢慢变得萧条，川美附中没了，年轻人也越来越少，物是人非的感觉笼罩着这个昔日喧嚣生动的地方，最多见的是补习班以及两鬓斑白的老人。2015年12月，韦嘉彻底搬离了黄桷坪，工作室也从“坦克库”搬到了“虎溪公社”。
师生和“黄漂”先后告别了黄桷坪，但老校区内外还存留着一个个坚守的阵地——“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501”“102”等艺术基地。之后数年的黄桷坪，火力发电厂环保搬迁熄了火，但高耸的烟囱还在，涂鸦墙依然让人眼花缭乱，但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已经与美术无关。他们只是喜欢在狭小的厨房炒一盘蒜苗回锅肉的寻常市井，外墙的图案他们看不到，除非他们把洗好的衣物伸出窗外去晾，才斜眼能瞟见。街上豆花和蹄花的味道几乎没有变化，老茶馆里还摆着那几张旧了的四方桌，街头巷角时不时能看到棒棒的身影——“棒棒画家”田庆华已经成为传说，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藏在旧楼里的艺考补习班下课了，几个少男少女背着画板站在小吃摊前……周末，“黄漂”来这里聚会，街面一下子涌出很多人，大部分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们。
位于大学城的虎溪校区，距离黄桷坪约40公里，人气在这里悄然集聚。历经10多年的磨合重建，1000亩的新校区与周边重构了一种新的人文生态。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坦克库”的升级版——占地5万多平方米的红砖建筑“虎溪公社”。它以超低的租金为教师和驻留艺术家提供创作的空间。工作室租金根据租期递减，100多平方米可以从最初一年3万多元减到不到一年1万元，最低会降到每平方米每月5元。除了工作室，坦克库的驻留计划、展览等功能也“复制”到了这里，为追随川美步履转场而来的优秀“黄漂”继续提供平台和机会。
因为极具诱惑力的租金价格，所以即使有357个看起来数量可观的工作室，也仅能满足部分在编教师和驻留艺术家的需求，更多年轻人将工作室安置在了离虎溪校区约10公里远的虎峰山的农房里，一年的租金大约一两万元。有人调侃说，“黄漂”之后，一群“虎漂”.又要出现。但更多的人认为，“虎漂”归根到底也属于“黄漂”。有人做过调查，那些驻扎于虎峰山的年轻人，95%以上都是川美毕业生，硕士毕业的也不少。与黄桷坪以及虎溪花园等不同，虎峰山很大，村庄里的农房相距都比较远，这些“虎漂”们就不约而同地租住了相邻的房屋——挨得近的100米左右，远的约在1公里以内。这样一来，虎峰山就如当年的黄桷坪一样，成了有规模的年轻艺术家聚居地。假如有人来探访某个“虎漂”，那么原定半天的时间常常被延长至一整天，因为那个被探访的“虎漂”会带着访客步行或驾车去到另一个关系不错的“虎漂”那里，聊着聊着天色暗了下来，热情的“虎漂”们会带着访客到山里的某个农家乐吃饭。饭菜很随意，青椒肉丝，凉拌皮蛋，红烧肥肠，麻辣鸡块等等，菜式粗犷又可口，主食是掺了包谷碴子的米饭，“虎漂”们通常还会叫上一小瓶白酒。
“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相对偏僻的山里？不仅仅是这里安静适合创作，更重要的是，这就是一个圈子呀。从小了说，圈子可以抱团取暖、资源共享，往大了说，圈子如果名气够响亮，以后外面对艺术品有需求的人第一反应就会想到来这里寻宝。”一个“虎漂”说。
租住在虎峰山，大部分“虎漂”都对农房进行了适度改造，工作室与住房合在一起。山林幽静，清风溪流时不时捎给他们城市里无法捕捉的灵感，但困难也显而易见——山里暂时未接自来水也不通天然气，用水需要自己设法打井或弄管道输送山泉水，或者直接从山下买桶装水。用气则是买液化罐。大部分时候“虎漂”都是自己做饭吃，上下山则骑电动车或者开车。与黄桷坪或大学城不同的是，虎峰山里几乎没有独居的女性艺术家，因为“独门独院感觉不大安全”。“虎漂”们都喜欢在院子里养一条狗。毕业于川美国画系的硕士研究生许石付就养了一只金毛猎犬，不过白天狗都被拴在屋后，“怕过来的朋友害怕”。
凌晨1点，许石付打着呵欠，从里屋一径走到院子里。尽管他已经习惯长年累月熬夜，甚至长期熬通宵，但他的生物钟却怎么也不能顺应形势调过来，一到夜里12点，他就直犯困。人犯困，但院子里的气窑正熊熊燃烧，陶艺的关键就是要随时观察，并适时拿捏火候。
许石付制作的是“苏打烧”。“苏打烧”是一种现代陶艺烧成方法，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给当代陶艺家们一种新的艺术方向”。窑内的气氛，泥土的成分，还有苏打的用量都将决定每一件作品的效果。众多不可控因素和千差万别的效果，也成为苏打烧一个有趣的艺术特质。
“虽然最终出来的成品，色泽纹路都有极大的偶然性，但人的作用非常关键。”许石付说。
烧陶工艺一经开始，便不分昼夜。每到气窑燃烧的深夜，许石付都要努力抵抗不断袭来的倦意。长期的烧制作业已经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蹲守窑边，什么时候可以略微松懈。所以他调好了闹钟，还是小睡了一会儿。山里的夜风很凉，虽是夏末，肌肤还是能感受丝丝凉意，何况刚从床上起身。许石付叹了一口气，又披起一件薄外套，这才走出去。他的大狗敏感地醒来，低声吠叫，远处也隐隐约约能听到一阵阵犬吠。“莫非还有人跟我一样半夜起来干活儿？”许石付想着，嘴角扯起一丝苦笑。
枯坐窑边，思绪翻飞。这些或许不是一个画者想要的生活，但却是他走向理想生活的必经之途。用许石付的话来说，烧陶和在大学城做艺考培训一样，是维持他画画的生存手段。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阶段，他一直主攻国画，这也是他的最爱。
许石付说话，操着一口带着湘菜腔调的普通话。他是湖南人，本科期间就读于湖南理工大学的美术系，本科没有考上川美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他大学时曾经休学一年去外面工作，做的正是艺术培训。有人问他是因为经济原因吗？他摇头否认。没人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很多人认为，从事艺术的人，多是随心所欲的。就像小曲，一个川美肄业生，她的专业成绩非常优秀，老师和同学都觉得她未来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画家，但小曲在大三时突然中断学业，转而和几个朋友做音乐。许石付一年后重返校园，本科毕业后花了整整4年时间考上了川美的研究生，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在周围人的影响下，开始烧陶。
彻夜不眠的劳作，出了许多作品，这些是要当成商品出售的，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许石付的陶艺作品上带着国画元素，但他几乎不卖画作，“因为我还在学习摸索中。”他的国画挂在四壁，但他对这些作品都不满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始新的思考和实践。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成熟”。
在许石付看来，纯艺术专业就业前景不好已是多年以来的既定事实，对于一个学画的川美毕业生而言，这几年更是只剩下了三条路：一是做美术教育，到高校或者中学去教书；二是去文化馆这样一些“与专业可能有交集”的单位，但这些单位“一编难求”“逢进必考”；三是走职业路线，也就是川美毕业生心向往之的“职业画家”，这条路极其不易，“知名画廊好呀，可他们只代理名家或者在他们眼里有潜力的画家的作品，寻常人不可能入眼”，或者“个人作品有固定的批量购买方，但大环境是批量购买的都是装饰画，透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是侮辱”。所以，当年与许石付的同一届同学，鲜少有人能走上这条路。
从繁华都市转场到山里，许石付感觉自己的物资欲望低了许多，脑子也能放空下来，这样似乎离自己的理想又稍微近了一点。“山里的一切都很简单。”许石付闲暇之余喜欢收集纸壳面具，然后把这些造型各异的面具摆放在一楼客厅茶案旁边的架子上。放眼看去，许石付的屋子里满是“宝贝”，有各式陶器，有长幅国画，还有精心收集的面具。但许石付外出时很少锁门，当地村民觉得他的屋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房东大娘还提醒过他，屋子里“垃圾”太多，该清理清理了。在这里住久了，原先担心的许多问题不再是问题。
许石付很喜欢到“宝二爷”家里去。炎夏的午后，家里来了谈得投缘的访客，许石付从烤漆脱落了的冰箱里抱出半个西瓜，然后带着这个访客沿着盘山路走10分钟去“宝二爷”那里。山道两旁都是不能遮阴的小型树木，炽烈的阳光直接照射，他们一路都在擦拭汗水。原本可以开车过去，但夏季山道都在趁热铺设沥青，车过不去，人只能踩在挨着排水沟的路边，鞋底时不时碰上溢出的粘稠沥青，只听得一路行着嘎嘎作响。“鞋底快要粘掉了！”访客叫着。
“宝二爷”大名张宝玉，他在山里的居所很是精致。宽敞的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土陶花盆栽种着多肉植物，房子经过一番精心装修，优雅宜居。“虎漂”们喜欢聚到他这里，也有外来的爱好者找到他。就像这个午后，在许石付带着访客到来前，“宝二爷”会客厅的茶案旁就已围上了一圈人：有一对刚毕业不久的“虎漂”小情侣，有来自西南民族大学艺术系的年轻女孩，还有城里的陶艺爱好者。
“宝二爷”留着一头卷曲的长发，模样颇粗犷，带着一股傲气，第一眼看去很像来自某个大草原。他2007年毕业于川美雕塑系，原本来自安徽阜阳的一个艺术世家。“宝二爷”的父亲是砖雕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
在中国，砖雕大多作为建筑构件或大门、照壁、墙面的装饰，在青砖上雕出山水、花卉、人物等图案，是古建筑雕刻中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2006年就被第一批列入了“传统美术”类别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制作工艺与核心点在于用金砖等级的成品青砖进行表面深度雕刻，具有精致细腻、气韵生动、极富书卷气等特点。匠师需要刻出多个层面，利用光照产生的阴影加强艺术效果。明清是砖雕发展的高峰，匠师在厚度不及寸的方砖上可以透雕9个层面。
数十年前，“宝二爷”的父亲与砖雕结缘，并从此深入其中。“宝二爷”自小耳濡目染，对于雕刻技艺自然情有独钟。赫赫有名的大型雕塑作品《收租院》，对于“80后”再熟悉不过，也因为川美出品的《收租院》，“宝二爷”少年时代起就倾慕川美，后来考进了川美的“王牌专业”雕塑系，他的初衷是专业系统地学习雕塑，然后回家“子承父业”，把砖雕这个非遗技艺发扬光大。毕业后第一年跟着父亲做活，才发觉现实的举步维艰。2007年，在他的家乡，给到他们手里的非遗传承支持经费每年只有一万多元，“宝二爷”跟着父亲做了两个项目之后，两年内再没有接到别的项目。之后，“宝二爷”改行烧陶，师从父亲的师弟——一位“钧瓷”传人，先是去了云南建水做工作室，2022年6月又和妻子一起来到已成气候的虎峰山。离开家乡后，无论去哪里，“宝二爷”的手机里都始终保存着一张图片，那是他和父亲完成的“西游记”故事砖雕，方寸青砖上，上百神魔栩栩如生，这也是他离开家乡前做的最后一个“大活”。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川美雕塑专业毕业生“转行率”高达95%以上，但也有人成功地留了下来，“宝二爷”的同班同学龚吉伟如今已是川美雕塑系主任。
许石付带客来访的这天下午，“宝二爷”坐在那张茶案的主人位置，一边熟练地洗杯烧茶，一边向围坐的客人们介绍他自己烧制的特色茶具，这些就在跟前。与许石付一样，“宝二爷”也是从外地买陶土。“宝二爷”从云南建水买红泥，一次买上一吨，运费很高。他烧陶用的是柴窑，还需要大批量购买松木。烧陶的过程，“宝二爷”和妻子轮换，所以不必像许石付那样一个人熬通宵。虽然柴窑可以控制柴火通风，可陶器出来的成色，终究还是得看运气。“宝二爷”的陶器把雕塑与烧制结合在一起，每一件陶器表面都可见精心雕琢的图案。在虎峰山圈子，“宝二爷”来的时间不长，可已经相当有名气，他制作的茶具，从一两百到数千元，买家甚多，所以他并没有像大多数“虎漂”那样，为了生活还兼着山下的活儿。
“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现在烧着陶，等待可以再做砖雕项目的时机。”“宝二爷”向客人们解释道。
“虎漂”小情侣连连点头，很是赞同。
这对年轻男女都来自云南昭通，他们刚从川美毕业。男孩去年才读完研究生，目前做着木雕，这恰是他的热爱。男孩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来自遗传的天赋——他的父亲在农村白事行中搞雕工，在当地很有名。木雕和版画一样，很费气力，男孩的双臂肌肉发达，有着健与美的曲线。木雕很贵。男孩用香樟木做原材料，慢工出细活，个把月做出一个半米不到的木雕，能卖出八九千元钱。两人一年要出四五十件作品，估摸能卖出20多件。木雕，是这对情侣的心之所往，也是生存之道。
围坐的人里，李老师是一个陶艺爱好者，也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他最初被茶艺吸引，好茶自然离不开好茶具，至此与陶艺结缘。他慕名而来，期待与“宝二爷”合作“个性定制”，他承担销售这一块，为艺术家搭建市场平台。
在虎峰山，除了正在为理想而坚持和打拼的“虎漂”以外，还有已经获过国际奖项，但暂时还没有得到艺术经纪人或者说艺术市场完全接纳的“潜力画家”。
“我没有想到，那幅卖不出去的油画反而拿了奖。去领奖的路费也是提前借出的工资。”聂正杰说。
聂正杰租住在山腰的一处农房里，室内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画材和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除了大大小小的油画，唯一的装饰就是朋友送他的一只钢塑天鹅挂饰。小院里的水泵响声很大，机器正通过自建管道从数百米之外汲水。现实的生活与浪漫的艺术相差甚远。至今，这位获过国际奖项的年轻艺术家还未摆脱自小便如影随形的贫穷。
聂正杰是云南人，和绝大多数“黄漂”“虎漂”一样，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他小时候非常羡慕村里写春联的人，便自己找来各种字帖学习书法。上初中，见他的字不错，热心的美术老师开始系统教他画画。几年后，聂正杰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油画专业，家里把地和牛都抵押给银行，才换取了6000元学费，再加上亲友的资助，他最终带着8000元钱来到重庆。交完第一年的学费后，带来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最倒霉的是，第一学期英语没及格，因为挂科申请不了助学贷款。从那以后，聂正杰便一直拖欠学费。直到大三的一次展览，他的作品被新加坡的一位画商看中，从此画作便陆陆续续走向市场。一年后，他还清了所欠的4万多元学费，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聂正杰谋得一份一般人眼里的好工作——到重庆人民大礼堂当美工。虽然这份工作也成日跟“画画”打交道，但在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上受到很多限制。聂正杰只干了一年半，2008年初辞职，随后便“漂”着，在高校里做过聘任老师，也任过某平台的艺术总监，但这些身份于他，也仅仅是赚钱糊口，画画才是一切。
在聂正杰的记忆中，最艰难的日子是在2008—2009年，他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再加上经济危机对艺术市场的冲击，油画销售也受到影响。人生的低谷，没钱，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获奖作品《存在》正是那段时间创作出来的。这幅油画作品整体都是灰色调，但从残破的墙壁中看到的天空则透出蔚蓝色。用聂正杰的话来说，灰色调就代表了他那个时候的状态，那一点蓝色的天空，代表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
这幅作品创作出来后，聂正杰照例拿给画廊的朋友看，他一门心思就是要卖画。但朋友们对这幅画作都不大满意，觉得这幅画的基调太阴暗，不如以前的画。所以这幅画最终没能卖出去。一段时间后，聂正杰无意中看到一则国际赛事，便把这幅画拿去参赛——万一因此能卖出呢？
这个赛事就是约翰·莫尔新绘画大奖赛（中国）。资料显示，创办于1957年的约翰·莫尔新绘画大奖赛，是英国最为知名的绘画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也是英国最大当代艺术展利物浦双年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该大奖赛才首次来到中国。2012年，共有2208件作品参赛，评委包括著名艺术家刘小东、丁乙，利物浦双年展主席、前泰特美术馆馆长，英国著名艺术家以及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院士。2012年7月，聂正杰曾经卖不掉的画作《存在》最终获得唯一一个大奖。
那天，组委会通知聂正杰去上海，还要准备发言。“我以为是有什么活动，完全没想到能获奖，也没准备什么获奖感言。”
为了去上海，聂正杰从打工的地方借出两个月的工资放在银行卡上。但在去上海领奖之前，聂正杰有两幅作品被朋友收藏，这也让他有了一笔收入。颁奖典礼上，聂正杰的获奖感言就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那两个月的工资可以存着，不用动了。”
获得此次大奖，让聂正杰有了去英国曼切斯特中国艺术中心学习交流三个月的机会，同时参加2013年的利物浦双年展，还在英国举办了个展。获大奖让聂正杰受到更多的关注，不少画廊、机构和收藏家都和他联系，但聂正杰仍然没有选择和画廊签约——因为签约可能会因为商业及市场限制自己的艺术发展，自由于艺术才是最可贵的。
在“虎漂”们的言谈中，由城市开发带来的拆迁问题还是让他们隐隐担心，毕竟再找到一个靠近川美新校区的理想聚居地，并非一件易事。不过他们调侃说，跟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比，这里怎样都算是稳定的。
三合美术馆
“三合美术馆”是全国少有的建在乡野中的美术馆。“三合”，与“三河”谐音，取“万事万物和合”之意。三河村位于缙云山脉腹地，山脚下就是大学城。也就是说，它在川美虎溪校区的背后。
从喧嚣的闹市沿着盘山公路而上，刚在道口停下，准备欣赏那几枝旧陶罐里生出的粉色月季，却不经意抬头就撞见了扑面而来的一处远景——对面田坎边赫然立着规模宏大的三层白色建筑物，“三合美术馆”5个大字非常醒目。如果不加解说，一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立于乡野间颇具视觉震撼效应的大型美术馆，居然与虎峰山艺术群落的众多工作室一样，也是由租用的农房改建而成。
大学城新校区“开门见山”，川美以及相邻院校的艺术家很喜欢往三河村跑，理由一般有三：（一）新农村有新气象，搞艺术还得多沾烟火气；（二）绿水青山更容易找到创作灵感；（三）远离喧嚣尘世能够让心静下来。
川美专攻漆画的教授来了，她在山间租了农房作为工作室。过去，她在自己城市的家里搞大型作品创作，要不就没法铺展，要不邻居会嫌有气味。装修一新之后，这样宽敞而且独门独院的工作室无意中还多出许多功能，比如，可以把学生聚集到这自然空灵的乡野，“工作室”可以变身“教室课堂”。
重庆大学建筑学的专家来了，在与村人交流中，碰撞出旧民房老窑厂改建设计的火花，于是乡愁之美在新农村中有了特别的展现形式。
诗人来了，关于三河村的一切，春天的粉桃，夏天的萤火虫，秋天的巴茅草，冬天的腊梅，纷纷化作了他们笔下的词句，并且慢慢流传到远方。
工艺美术家们也来了，一眼万年，他们希望长年驻留在三河村，把“见山”的心绪一点点刻画到手工创制的作品里。
2023年春天，村集体号召村民向艺术家们租出自己的部分闲置农房，这是乡村振兴正式开启后，三河村实施的独家计划——让文创之光照亮乡野。闲置的猪圈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极具网红气质的“诸卷书屋”。
因为种种原因，“三合美术馆”从建成之日开始，便吸引了许多人关注。街道乃至村子把这个私人打造的乡野美术馆作为建设“标杆”；当地文联高度关注，因为这将是“新文艺群体”作品展示以及文化活动平台。但文联的一位负责人第一次走进“三合美术馆”，却顿觉有些失望，因为在她的设想里，建在乡野里的美术馆应该还原乡愁，最好是一副古朴的模样，可是眼前的这栋白色建筑物，从外到里都是西式的。
但是，当陈正乾、金罡、马健卫等三位“黄漂”艺术家的油画展出现在“洋味儿”十足的三合美术馆时，一切都恰到好处。陈正乾笔下的颗粒状金黄油菜花盛开在墙上的画框里，美术馆外成片的油菜花正是灿烂。金罡的《忆哲蚌寺》是一幅“坦培拉”，也就是“蛋彩画”——这是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是用蛋黄或蛋清调和颜料绘成的画，多画在表面敷有石膏的画板上。蛋彩的调配和绘制程序技巧复杂，配方很多，不同配方、使用方法和表现效果亦各有特色。《忆哲蚌寺》整体呈现出烟雨朦胧的质感，观画，倒令人想起了两天前雨水不断雾气缭绕的山城。当长卷的高仿丹青山水国画《千里江山图》出现在西式的三合美术馆，围观赏析传统国画技艺的是一群备战艺考的青年学生，一切也不违和。更有千姿百态的陶瓷展在馆里举办。
“我认为，三合美术馆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为‘黄漂’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二是给有梦想的艺考生提供一个学习和实践的场地。”三合美术馆的创始人之一荣占国说。面对在三合美术馆的作家朋友，荣占国打了一个比方：“你们发表作品的平台是文学刊物，画家展示作品的平台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美术馆。”
荣占国也是一个“黄漂”。与为数众多的画家不同，这个北方男人在川美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是读的艺术理论专业，读研时与朋友一起在校外从事艺术教育。2008年从川美毕业后，他就在大学城开始艺术考研培训——帮助那些一门心思想在美院深造的年轻人。这几年，在荣占国的机构，有将近30人是辞去了公务员的优渥工作来参加考研培训，一门心思进川美。2014年，精通经营之道的冉老师加盟到荣占国的事业里，让艺考培训机构进一步做大。前来培训的学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到现在的400多人——仅上美术史大课的教室就有200个座位，这门课讲得最好的老师就是荣占国。
当初，建设一个“美术馆”的念头萌芽以后，荣占国计划了5年，期间在多个地方考察选址，2020年终于在三河村创办了三合美术馆——在大自然怀抱中进行的美学教育或许更能深入人心。
荣占国到三河村创办三合美术馆，自然也得到他的合伙人的大力支持。在乡村建设一个如此显眼气派的美术馆，过程顺利，但个中依然有曲折。看见荣占国带着工人弄来一大堆钢骨架，村民们纷纷前来围观。几天后，一户地势略低的相邻农户上门了，说荣占国他们搭这么高大的房子挡住了他家的风水。没办法，原本的设计里美术馆有个前院，也只好就此作罢。又过了一段，有邻居上门说外墙涂料喷到了田里的菜叶上，要求赔偿，荣占国二话不说就拿了1000元钱给他。逢年过节，荣占国总是大方地给四邻送去礼物，待到美术馆落成，荣占国摆席，邀请村子里的人吃饭。外来人生根发芽，渐渐和本地人混熟了。
有一点是荣占国没有想到的，三合美术馆让乡里人变“洋盘”了。
乡间道上，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哎，干嘛去？穿得那么齐整？”“带娃娃到美术馆看看，她最近迷上了画画呢。去美术馆肯定要穿得齐整嘛，这才对得起艺术！”
那年，三合美术馆刚刚落成的时候，很多村民第一时间跑到馆里看热闹。这不，他们刚从田间地头出来，一身泥点子，满脚泥泞，踩在地砖上一步一个“黑脚印”。可习惯乡野生活的他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倒是眼前的新鲜让他们大声说笑。馆里的人微笑着，教村民慢慢识别素描、油画、中国画、雕塑等艺术，也渐渐让村民们知道，怎样的穿着和姿态才是对艺术的尊重。后来，村民闲暇之余想到馆里来看画儿，便事先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再不济也仔细拍拍身上的尘土，然后再缓步走过去。
尾声：这就是“新文艺群体”
2023年夏末，川美“虎溪公社”，张杰工作室。墙上一溜儿反映都市生活的油画，西式的风格里也杂糅了传统国画的意境，令参观者观一幅画亦展开一个故事或片段：
——两江交映的渝中半岛，中心是密密交叠的楼宇，隐隐传达出大城市的发达与焦虑。
——十字路口，红灯闪烁。竖向，各色汽车暂时停下；横向，数辆摩托车向前方冲刺——他们可能是商场的送货员，可能是外卖小哥，也可能是赶着打卡的上班族。时代洪流裹挟下匆匆向前，无一人幸免。
——春节将至，扛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集体通过人行横道线，或许马路对面就是已然排起长龙的火车站。绿皮车已就位。
——长江码头边，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到这座陌生之城。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一只手提着满满当当的提包，另一只手里是白色塑料袋兜着的电饭锅。女人背上趴着一个周岁大小的婴孩，右手牵着几岁大的男孩，一件粉色羽绒服搭在她的左臂上——或许，她没有想到，正月十五才刚刚过完，这里竟然有了初夏的感觉。
——古早的厂房、林立的的高楼大厦，两者之间的狭窄路段架起了吊车，方寸之间一个工地就此展开。城市寸土寸金，没人在意久违的阳光能否洒落在自家阳台。
——一辆农用三轮车正在奋力穿越城郊结合部的泥泞……
——某香火旺盛的寺庙，如照片一般，远景模糊，近景尽数落到一个正全神贯注祈祷许愿的白衣女孩身上。她许了什么愿望？远方的父母安康？与男友早日修成正果？升职加薪在这个城市扎根？
张杰是一位全国知名的画家，也是四川美术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更是土生土长的川美学生。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就来到了川美。他亲眼见证了学校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以及“黄漂”这个特殊群体的形成与不断壮大。
在张杰看来，如他的系列画作所呈现的主题，“城市化”正是“黄漂”形成的重要原因。
艺术圈普遍认为，重庆这座新晋网红城市，当代艺术生态远不如它的景观那般魔幻。有艺术评论认为：老一辈“艺术川军”书写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呼应了那个以“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为思潮的80年代，以一种“觉醒”的姿态和“表达欲”创造了罕见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50后”“60后”艺术家是全程在场参与者，他们完整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沉寂到喧嚣的过程。但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群体面貌在2000年之后逐渐模糊，“艺术川军”的标签也在当代艺术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被漂洗得渐趋“泛白”，原本西南地域视角的“偏狭”与独特，也不再具有原始张力。
“值得高兴的是，来自五湖四海，最终汇聚于川美周围的‘黄漂’，在城市于一个时代的发展兴盛中，成了一支充满理想又颇具实干精神的新兴力量，并且慢慢成为这个新兴直辖市的艺术标杆。其实，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艺术标杆。”张杰说。
“‘黄漂’就是典型的极具代表性的‘新文艺群体’。”
这是我们那天下午与张杰进行的几个问答：
——为什么川美周围聚集了“黄漂”这样的“新文艺群体”？
——因为川美有着浓厚艺术氛围，而川美周围有很多搞艺术的人。重庆这个城市率真质朴且耿直，使得艺术家不过于追求物资的东西。物价也不贵，几元钱就是一碗小面。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不同，重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市场，却是一个创作生产基地，画廊、艺术经纪人、策展人都愿意到这里来挑选佳作。
——“黄漂”这个群体为什么可以长期生存？
——据统计，全国设有艺术专业的院校有1000多所，社会需要艺术家，但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一般来说，艺术教育就是两个目标：一是培养专业艺术家，二是培养未来社会具有艺术情商的工作者。川美在教育方向上以创作带动学习，把课堂和当代艺术发展结合在一起，致力于培养艺术家的全面素养，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生就明白自己应当如何做展览。读书期间就成名的案例不少，罗中立的《父亲》就是在就读期间完成的。近年来，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就得到策展人和市场的认可，就像最近有一个大四学生的作品获选参加“全国美展进京作品展”，很不容易。一句话，从川美走出的“黄漂”，普遍能力很强。这些年，川美推出“驻留艺术家培养计划”，特邀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参加，为他们提供“虎溪公社”工作室、补贴等。
——怎样算得是勤奋的美术生？
——倾情关注艺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一是要热爱世界，二是随时保持创作的激情，三是要与社会积极互动。
——什么是真正的“黄漂”？
——必须要有坚定的艺术追求，持续不断地进行艺术创作，一定要对艺术有很深的思考和尝试。为了生存，可以去兼职，但兼职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坚持艺术。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决定了艺术市场的艰难，我只能说，真正考验“黄漂”的时刻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