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小红
到底是过了寒露节气，尤其是在大西北，竟有点儿寒意袭人了。
在庆州古街的灯红与古装中穿越之后，大家意犹未尽，谈论着先祖范文正公的《渔家傲·秋思》久久不愿睡去。
早上和刘文戈会长一起就餐，刘会长是20世纪70年代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腹有诗书，早年在庆城当过副县长、政协主席，熟知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后潜心研究范仲淹的思想，特别是对范仲淹作为军事家的研究更是无人可及。作为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如今79岁高龄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起范仲淹的军事思想，特别是对知庆州这一段历史更是如数家珍。他说先去参观镇朔楼，镇朔楼我早有耳闻，是范仲淹当年在庆州城北大门建造的集关隘与瞭望于一体的宏伟建筑。
出得门来，秋雨蒙蒙，大雾弥漫，刘会长戴了一顶时尚帽，半长的呢子大衣，健步走在最前面，不远处，镇朔楼若隐若现，一阵料峭的秋风吹过，我裹了裹外套，赶紧拿出手机拍照，站在楼下往上看，巍峨高耸，气势扑面。
奇妙的是，穿过楼洞，我的脑海不断闪现岳阳楼的影子，“淫雨霏霏”中，“薄暮冥冥”里，我问刘会长：“镇朔楼与岳阳楼有关联吗？今年可是《岳阳楼记》诞生978周年，当年范公修完镇朔楼离开庆州，接替他的不正是滕子京吗？！”
这一问，一下子打开了刘文戈会长的话匣子，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庆阳口音娓娓道来：镇朔楼原在甘肃省庆阳县北城门楼上，岳阳楼在湖南省岳阳市西城门楼上，一个在北，一个在南，相距几千里，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但确实连在了一起。这里面有一段历史因缘——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临危受命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那时，庆州是北宋防御西夏的前沿阵地。一到庆州，范仲淹就采取一系列巩固边防的有效措施，以守为攻，期间，他在城北城门上选址修建了镇朔楼。根据“朔”字词义，镇朔楼就是镇守北方的城楼，一名“威武”，又名“筹边”。
镇朔楼到底有多高有多大？我陪着刘会长绕着镇朔楼走了一圈，他边走边说：“楼为7楹，其崇50尺，深40尺。”这是旧楼的规模，重修时，“皆视昔有加”。楼的宽度有7间房子宽，大约有20多米，楼的入深大约为13米多，这样楼占地面积为260多平方米；楼高大约为17米，为3层，每层平均近6米。
怪不得镇朔楼如此壮观！刘会长抚摸着楼壁上的青砖深情地说：“其实，范仲淹修镇朔楼的用意在于‘战略威慑重于战役撕杀，文化感染浓于鲜血恣肆，情感融合大于即时呐喊’。”
是啊！我非常认可刘会长的说法，一直以来，我都在思索，为什么范仲淹的“守与和”有别于韩琦的“攻与战”？
刘会长解释说：“范仲淹是一位重视现实、保境安民的忠臣良帅。根据他对宋夏双方实际情况的分析对比，在军事上采用守策。他主张以守为主，兼之以攻，攻也是攻近不攻远，是为了更好地守。修建镇朔楼，正是体现了范仲淹的这种军事思想。”
镇朔楼建成不久，范仲淹就被调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离开庆州时，他推荐了知泾州的滕子京接替了自己。对，就是那个“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他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曾任泰州从事，与范仲淹一起修筑过海堰堤，共同进谏劝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皇帝，当西夏犯宋边境时，他俩又同为边臣，担当起了守卫大宋疆土的重任。滕子京英勇善战，有勇有谋，二人在泾州保卫战中更是肝胆相照，协同作战，取得辉煌战果，双方建起了生死与共的友谊。
站在楼前仰望，仿佛看见远远走来的滕子京，当年入庆州城，映入眼帘的必定是“天开形胜，险设金汤”的镇朔楼。毫无疑问，彼时的镇朔楼就是范仲淹与滕子京“最大的公约数”，滕子京也一定为范仲淹的大手笔而敬佩。.
此后，滕子京的遭遇急转直下，庆历三年(1043年)，郑戬揭发滕子京在泾州任上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坚决弹劾他，仁宗命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审理这桩案子。所谓公使钱其实是滕子京对泾州保卫战中为国捐躯者家眷的抚恤和补偿，对这件事，范仲淹是完全知情的。因此，他三上奏章为滕子京辩解，他说：“滕子京动用国库钱币，是战争的需要，是为了保土安民，完全为了公事，并未入私囊。”他甚至说，一旦查出滕子京有入私囊的情节，他甘愿受罚。然而滕子京还是先后被贬官为“权知凤翔府”“知虢州”，最后“知岳州谪守巴陵郡”。
我告诉刘会长：“今年春天，我刚刚和一家人到岳阳去拜谒过岳阳楼。”刘会长高兴地说，他也曾登临过岳阳楼，见过“巴陵胜状”的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刘会长还说，他去登岳阳楼的时候，立马就想到了镇朔楼，甚至可以说“没有范仲淹修建镇朔楼就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
这样便不难理解范仲淹为什么要为重修的岳阳楼写记了。
看得出，刘会长是认真研读过《岳阳楼记》的，他说，范仲淹并没有详细记述重修岳阳楼的情况，而把文章的重点放在了用极优美的词语描述了洞庭湖不同情况下壮观的风光，概述了“霪雨霏霏”和“春和景明”两种不同的风光在人们心里诱发出的不同的情感，写景寓情，情景交融，从而水到渠成，很自然引出一段精辟的议论，悦人耳目，震憾人心。
根据范仲淹与滕子京之间的不平凡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以及历史名篇《岳阳楼记》的撰写，就将镇朔楼与岳阳楼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对刘会长说，若不是同时研究镇朔楼和岳阳楼，很难得出这样合乎情理的结论。
刘会长接着说，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物资又是极端缺乏，范仲淹仍不忘当地建设，利用战争间隙，修建了雄伟的镇朔楼。应该说，范仲淹这种思想和行为，对滕子京影响是很大的。当滕子京来到岳阳后，社会已呈现出相对的和平繁荣景象，很适宜搞建设。试想，当滕子京站在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洞庭湖边上，目睹陈旧甚至有些残破的岳阳楼，必然想起了焕然崭新的镇朔楼，想起了才华出类拔萃的挚友范仲淹的所作所为，这使他下定决心，重修了这座历史名楼，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也可以假想，如果他不在庆州看到镇朔楼、深受范仲淹行为的启发，未必有对岳阳楼的重修行为，即是重修，也会成为不同于现今的另一种情境。.
我问刘会长：“为什么滕子京非要请范仲淹作记呢？”
刘会长说，是为了酬答挚友相救之恩。写重修碑记，当地不是没有这样的文才，而且滕子京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具有极好地写作能力。范仲淹在《祭同年滕待制文》中说“子京，吾人之英，文词高妙，志意坦明”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滕子京不亲操笔而舍近求远，写信给远在七八百里之外的范仲淹，请他来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想让岳阳名楼因名人作记而名重千古，说明滕子京非常敬重范仲淹的为人，说明滕子京非常欣赏范仲淹的文采，更说明滕子京以此来报答范仲淹的相知相救之恩。范仲淹不负重托，扬扬洒洒地写下了这篇贯古亮今的雄文。这篇文章，不仅是范仲淹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的抒发，而且也是巧妙地对滕子京耿耿于往事的规劝。作为博大的洞庭湖，尚且既有“春和景明”的时候，也有“霪雨霏霏”时候，更何况人的一生！在人生处于顺境时，我们不能一味“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在人生陷于逆境时，更不能“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我们要向古代仁人志士学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本来是规劝之语，但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成为千古绝唱，成为许多革命志士的座右铭。
刘会长越说越激动，岳阳楼因这篇《岳阳楼记》更加出名，滕子京因这篇文章为后人所熟知，这是范仲淹与滕子京始料不及的。岳阳楼记虽然写于邓州，却发端于庆州。范仲淹之所以能写出这篇千古雄文，固然与他为国为民的胸怀和深厚的文采有关，也与他在庆州一段经历不无关系。如果没有范仲淹在庆州的一段经历，没有他率军救援泾州、目睹了滕子京的所作所为的过程，没有他坚持正义、多次上书为滕子京辩诬的行为，没有时时关怀同年、经常不忘规劝滕子京“与之同归”的愿望，他能写出这篇感情充沛、文辞俊美的文章吗？写文章既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更要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经历和真挚的情感，作者不带情感著文，很难出好的作品。《岳阳楼记》既是范仲淹一生光辉的思想和行为的写照，又是他无私关怀滕子京情感的浓缩。范仲淹义薄云天，才造就了《岳阳楼记》流传千古！从镇朔楼到岳阳楼，引发出了一段文人相敬、挚友相助的佳话，值得令人回味。如今镇朔楼也得以在盛世重修，继续印证着范公仲淹在庆阳的功德；岳阳楼仍然雄立在洞庭湖边，向人们述说着这一段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故事。
有趣的是刘文戈会长为重修的庆州镇朔楼题写了碑记。记曰：“镇朔楼，上接霄汉，下临古城，重阁流丹，层檐翚飞，其势媲美于黄鹤楼、滕王阁，可谓陇原之第一楼也。斯楼之珍贵，在于为范公亲自创建者也；斯楼之重建，为供庆民后裔瞻思范公之恩德者也；斯楼之耸立，诚起涵养庆州‘文运’之气者也；斯楼之瑰伟，彰显庆阳历史文化底蕴者也。庆山可夷，斯楼巍巍。登斯楼也，吟范公《渔家傲》词，怅塞下、边声、长烟、孤城之景随时光流逝而不复再见，然范公忧国忧民之情、勤政担当之举、廉洁奉公之操，成为当今楷模，令人欣慰。”
登上庆州古城墙，头天晚上逛过的古街一览无余，居高临下，果然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刘会长指着面前的广场说，这就是千嶂里广场。我们看时，广场影壁上用红字刻着“长烟落日孤城闭”。
不用问，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必写于此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庆阳博物馆是必须去的地方，刘会长说，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与范仲淹息息相关。
早就听说，庆州有一根“神木”，是先祖范仲淹知庆州时留下的原物，为国内“罕见文物”，就珍藏在庆阳博物馆，十分期待。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震撼到了——这条长9.7米，厚0.5米，宽0.6米的“神木”，在博物馆的二楼楼梯口非常显眼，被一个玻璃缸罩着，灯光下显得“神圣而静溢”。
刘会长充满深情地介绍说，范仲淹当年在庆州主持修建的镇朔楼，宏伟壮观，“开天雄胜，险设金汤”。之后他的二儿子范纯仁也知庆州，重修了镇朔楼，换下了二楼的一根大梁，这根大梁先后又用在了庆州的府衙和一座戏楼上，在西北边境的烽火和狼烟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镇朔楼，独有这根大梁留存了下来。刘会长接着说，有宋一朝、范纯仁两知庆州，之后范纯粹再知庆州，形成“一家两代四知庆州”的历史佳话。范文正公也在庆州神一般存在了上千年，这根“神木”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就顺理成章了。我用双手抚摸冰凉的玻璃罩，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农历九月十五日，也就是10月17日，是《岳阳楼记》诞生97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在滕子京的故乡洛阳万安山下的范仲淹墓（范园）录制由顶端新闻策划的大型文化类节目——《寻路范仲淹》，同时，这一天还是岳阳市的“岳阳楼日”。
我又想起了庆阳的镇朔楼，想起了刘文戈会长，在节目现场，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因着镇朔楼和岳阳楼，因着范仲淹和滕子京，因着庆阳、岳阳和洛阳，三市联合搞一个关于‘三阳开泰话文正’的节目，怎么样？”
电话那头，先生回答：“好哩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