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季，李鹏总理跟他的两个娃在北京照了一张相。李鹏和朱琳结婚后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闺女叫李小琳。这张照片很少见，也很宝贵。照片里头，李鹏蹲着，他右边骑着小木马的是小儿子李小勇，那时候才2岁；左边踩着儿童三轮车的是大儿子李小鹏，已经6岁了。

照片里的李鹏才37岁，模样俊朗，事业有成，家里也过得和美。1958年7月10日那天，李鹏和朱琳正式成为夫妻。转年6月7号，朱琳在北京生下大儿子李小鹏。那时候李鹏正在吉林忙活着，是丰满发电厂的副厂长和副总工程师，工作特别繁重，根本抽不出身回北京迎接儿子的到来。

说不定李鹏那时候压根儿没想过，头一胎孩子会提前来报到。朱琳怀上娃以后，一直住在丰满发电厂的临时住处。到了怀孕快五个月时，经不住老妈赵君陶的一再催促，李鹏这才把朱琳送到北京，跟老妈一起准备生孩子的事儿。

赵君陶对朱琳的身体状况特别上心，经常陪她去医院做产检。但没想到，还是碰上了点小麻烦。1959年5月底，有一天朱琳和婆婆赵君陶坐公交去亲戚家，路上公交车猛地一刹车，朱琳一下没站稳，往前一栽，结果下身就见红了。

赵君陶心里头那个急啊，赶紧把朱琳送去了协和医院安胎。瞅着情况还算稳定，就带着她回家了。差不多过了七八天，赵君陶又陪着朱琳去了趟协和医院。结果医生一检查，脸色就变了，说情况不妙，当场就让朱琳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为啥呢？原来朱琳的羊水破了，大人孩子随时都可能出事儿。

赵君陶心里急得团团转，琢磨半天后，决定找邓颖超帮帮忙。为啥找她呢？理由很简单，当年李鹏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引荐下才去的延安，他们俩对李鹏那叫一个上心。可以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几乎是亲眼看着李鹏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李鹏总是亲切地叫邓颖超为“邓妈妈”。而周恩来和邓颖超呢，他们被李硕勋那种“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把烈士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的教育，总是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就拿1945年来说，李鹏要上前线，邓颖超就把周恩来朋友从新疆带回来的一床崭新的棉被送给他，而他们自己却盖着破旧不堪的旧被子。

得说一下，李鹏其实并不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这事儿他自己在回忆录里都讲清楚了。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里，他专门辟了这个谣，说：“周总理、邓妈妈跟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跟烈士后代的情谊。外面有流言说我被周总理收养了，那不对。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孩子，不光我一个，他们对其他战友的孩子也是同样关心照顾。我们统一都叫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讲得很实在，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战争那会儿，帮了不少革命烈士的孩子。他们悄悄地把这些孩子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带到延安，让他们在那里生活、上学，李鹏也是这么被救出来的。李鹏他爸李硕勋，跟周恩来是并肩作战的兄弟，一块儿参加了南昌起义。可惜啊，1931年9月，李硕勋在海南英勇牺牲了，那时候他才28岁。

那时候，赵君陶在老公离世后，就带着李鹏和刚出生的小丫头从上海回了四川。到了1939年开头，周恩来亲自给赵君陶在重庆找了份工作。因为有了这层渊源，所以当赵君陶的儿媳妇朱琳住院时，她立刻就想到了找邓颖超帮忙。

邓颖超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给林巧稚大夫拨了过去，请她赶紧到协和医院去，一起看看朱琳的病情。林巧稚那可是妇产科领域里响当当的人物，她是新中国妇产科的开创者、重要基石之一。不仅如此，她还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妇产科主任，也是中国科学院第一届里唯一的女性院士。

邓颖超给林巧稚打电话那会儿，林巧稚正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呢。林巧稚给朱琳做了检查，结果一看，情况比预想的还要棘手。她就偷偷拉过赵君陶，小声问：“朱琳这状况不妙啊，羊水都破了，咱是得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呢？”

赵君陶当时直接说道：“希望您能使出浑身解数，不光我们大人需要，孩子也同样需要。”就在那年6月7号，朱琳生下了一个男娃，小家伙体重连5斤都不到。李鹏一听母亲打电话来说母子都挺好，立马眼泪就下来了。转眼到了1961年6月1日，朱琳又迎来了一个女娃，给她取名叫李小琳。

1963年9月6号，李鹏和朱琳的第三个小家伙在沈阳铁路医院呱呱坠地，这次是个儿子。他俩跟妈妈赵君陶商量后，决定给这孩子起名叫李小勇。虽然李鹏的工作随着职位上升变得越来越忙，但他对孩子的教育从没放松过，一直对他们管得很严。

李鹏有个习惯，那就是坚持写日记，一写就是好几十年。他用自己的行动给孩子们树榜样，要他们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女儿李小琳看来，老爸李鹏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爸意志力超强，生活有奔头，干啥都一丝不苟，还老往目标上使劲儿。好多事，他都是自己动手干。”

还有啊，说到她老爸写日记这事儿，李小琳真的是收获满满。有次采访，她就聊起了这事儿：“我爸啊，还没上班的时候，就每天雷打不动地写日记。后来退休了，他还打算把这些日记好好整理一下，分成10个不同的主题，一本本出出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好几本问世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