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弥留之际特意召见了一个人。

此人是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长期追随周总理，目前负责我国情报工作。由于他在领导层中相对年轻，故对我党早期的地下情报人员知之甚少。

而周总理则在二三十年代长期领导我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他这次叫对方前来，就是为了让一些不为人知的名字不被埋藏在历史的黄沙中。

周总理说了一系列人名后，语重心长地交代说：“这些都是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就这样，许多被世人长期误解的隐蔽战线的革命功臣都陆续被还了一个清白，而长期被认作是大特务的鲍君甫就是其中之一。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901年生于孙中山先生的故里香山县。青年时代自留学日本归来后，在上海日侨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

同乡的杨剑虹因为在五卅运动时期负责中日两国工会代表的会面工作，而日本工会又多借助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因此鲍、杨两人很快就成了好友。

而杨剑虹却在不久后投靠了陈立夫，并迅速跻身进入亲信圈子，成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负责上海侦探机构的筹建工作。

杨剑虹有意扶持自己的好友鲍君甫，便请他一同参与筹建工作，甚至还将其引荐给上级陈立夫。

陈立夫很赏识鲍君甫，还与他结为好友，时常与其在上海吃喝玩乐。

在这期间，鲍君甫的出色的交际能力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不但有日本方面的关系，与英法租界人员和当地流氓帮会也有不小的交情，可谓是在上海各个圈子都混得风生水起般的人物。

已经彻底信任鲍君甫的他将对方视为心腹，并嘱托鲍在上海要多搜集各种情报和资料，及时汇报一些“反国民党分子”的情况。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专门发布了一条手谕，任命鲍君甫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要他在上海协助处理各种重要事项。

然而，蒋介石和陈立夫谁也没想到这个善于交际，有着日本和英法租界众多关系的鲍君甫私下里却与中共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来，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读过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心里不排斥共产主义。回国后，他又与中共党员陈养山结为好友。

陈养山认为对方是个同情革命工运的进步青年，便时常给他看一些进步杂志书籍，逐渐使其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培养后，陈放心地将李季、沈雁冰等党员一一介绍给鲍，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鲍君甫便通过陈养山与中共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在获取了国民党方面的信任与重用后，鲍君甫就把这一情报告诉了正躲藏在自己家里的陈养山。

此时的陈养山已经加入了中央特科，因此，他清楚地意识到鲍目前身份对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提议与其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对此也很非常重视，随即派陈赓与鲍见面，成功将其发展为为中央特科工作的秘密情报人员。

从此，鲍君甫成为了我党在敌高层卧底的第一个高级特工。他受陈赓直接领导，并按照其指示与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警、特各机关，英法租界乃至当地的流氓、帮会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而为了掩护和配合鲍君甫工作，陈赓也时不时为其提供一些党内情报文件，要他交给上级作为获取国民党警特机关信任的资本。

因此，纵使国民党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他们都对不断“破获”中共地下党情报的鲍君甫信任有加，而鲍君甫也迅速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上海的总负责人。

除了陈赓等少数人，国共双方和上海各界人士谁也不知道这位上海头号大特务竟是一位双料特工！

鲍君甫利用自己手中的关系网和特殊身份，为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屡建奇功。

1929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致使军委众多人员被捕。

鲍君甫迅速将这一情报告知中央特科，使得白鑫一家在流亡意大利前被特科的锄奸人员成功处决。

1930年，未来被誉为“党的大管家”的任弼时在上海被捕。鲍君甫亲自出面与租界探长兰普逊交涉，将任从狱中保出。

同年4月，曾在黄埔政治部工作的黄第洪从苏联学成归来。身为曾经的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亲自前去迎接黄第洪，却未曾想到对方竟然早已叛变，并与国民党商量打算在迎接之时刺杀周总理。

好在鲍君甫就在被安排去埋伏刺杀周总理的人员之中，他在得知此事之后，急忙将情报传递给地下党。

周总理知道后大为震惊，但是，他还是选择相信鲍的情报，于是并未去迎接黄第洪，终幸免于难。

某种意义上，鲍君甫也算是周总理的救命恩人。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刺杀事败后，时任党务调查科主任的徐恩曾对黄第洪大发雷霆，使得黄第洪在四处躲藏中共中央特科追杀之余，不由得产生了急于为自己“戴罪立功”的心思。

鲍君甫利用黄第洪这种心理，约他一个人在城隍庙的一个街口见面，说是徐主任有秘密吩咐。

当黄第洪如约而至时，他等来的却是中央特科锄奸人员的子弹，妄图谋害周总理的叛徒终于殒命。

1931年初， 日后就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关向应同样在上海租界被捕。这一次，又是鲍君甫出面将其从巡捕房中保释。

谁也没想到，这个本该继续为党的地下隐蔽战线发光发热的革命功臣却在不久后遭遇大变，使他的双料特工生涯画上了句号。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此人向国民党当局出卖了大量情报，使得党中央和地下党一度面临灭顶之灾。

由于潜伏在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通知了中央，才使得潜伏于地下的很多同志逃过一劫。

可是，鲍君甫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自恃身份机密和关系通天，没有听从陈赓在撤离前对他的转移警告，从而被顾顺章告发入狱。

1933年3月24日，陈赓也不幸被捕入狱。在这里，他见到了已被关押两年的鲍君甫。

陈赓对鲍君甫也是愧疚有加，他在被营救出狱前对鲍君甫说：“今后我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到时候是不会忘记你的。”

而鲍君甫也对得起陈赓的这句话，他在狱中坚决否认自己与中共的关系，没透露出任何关于党的机密，令国民党一无所获。最后还是鲍君甫的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他在中统的老上级张道藩等人出面斡旋，使其在经历了六年的牢狱生活后终于获释出狱。

这时，知晓鲍君甫身份的周恩来、陈赓等人早已相继离开上海。从此，他便与中共彻底脱离了联系。

不久后，国民党方面再度启用鲍君甫。鲍先后担任了南京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

这时的鲍已经完全脱离了特工系统， 可他却不曾想到，自己会在十几年后再度与陈赓等人扯上联系。

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响应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反活动。

大量前国民党系统内的党政军人员纷纷前往公安局登记，但是，依然有部分人员对此顾虑重重而对公安局的登记命令不予理睬。而鲍君甫正是其中之一，担任过国民党众多职务的他不久便被南京公安以“拒不登记坦白”为由逮捕，并被法院准备处以重刑。

鲍君甫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他急忙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可以请陈赓作证。

虽已时隔多年，但是，陈赓却没忘记当年这个地下战线的好帮手。他在收到南京法院的询问信后，专门回信证明鲍君甫的供词属实。

最终，陈赓的证词救了鲍君甫一命，使他只被判了一年管制。

1952年11月，如今已经是堂堂司法副局长的陈养山在得知昔日好友竟沦落至此后大为震惊，急忙写信给南京公安局，强调说明鲍君甫对我党地下工作的巨大贡献，并希望他出狱后能给予其生活补助。

只是，由于种种原因，鲍在获释后生活费一直无着落，只能靠在街边摆摊维持生计。

1954年，落魄的鲍又给陈赓写信，恳求生活补助。

第二年，经陈赓提议，公安部对南京市公安局下达指示，要求其每月向鲍君甫发放100元的生活费。

1956年，南京市公安局又将给鲍的生活费多追加了50元。

陈养山也专程到南京探望鲍，对他的家庭和生活表示关心，还邀其不久后赴京游玩。

1956年3月15日，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同已经晋升为中央领导干部的陈赓、陈养山、李克农等早前活跃于隐蔽战线的同志会面。

陈赓在询问鲍的生活情况后，专门安排人为其安装了假牙、添置了衣物，还找人陪同其花了三周的时间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临别时，鲍君甫与陈赓等几位领导同志聚餐话别，合影留念。

1956年4月，陈赓又专程到南京看望鲍君甫，临走前还专门请他吃饭，并委托当地公安局为其购置生活用品。

自此，陈赓但凡路过南京，都要去看望鲍君甫，并对其生活给予一定关照。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到自己去世。

周总理也没有忘记鲍君甫，他于1958年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南京参观访问时，也没忘了询问鲍一家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目前生活得还算不错后，总理点头表示宽慰。

六七年代，鲍君甫这样的人自然难以幸免。很多人一个个找上门来，要求他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鲍君甫这时年纪已经大了，头脑却不糊涂，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人是想对他逼供，然后将斗争矛头指向已经去世的陈赓、李克农和周总理。

鲍君甫宁死也不肯吐出半点有利于对方的情报，为此受尽了折磨。其妻谭秀珍见到丈夫这副惨样，就劝他低头，交代一些事情就算了。

对此，鲍君甫却反问说：“无中生有的事情我怎么能瞎说呢？”

1969年，经历了众多审查和批判的鲍君甫于家中病逝，终年76岁。他在临终前依然不忘向家人语重心长地交代道：“我不是特务，更不是叛徒，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事后，周总理等中央有关领导在得知鲍君甫的死讯后非常痛心，吩咐当地部门好好照顾其家属。

改革开放以后，我党给予了鲍君甫应有的评价与地位，将其与李克农等人并称为“中共情报四杰”。

至此，鲍君甫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可惜他这时早已去世多年，不能亲眼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