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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21日，中国总理在坎昆会见里根，基本上按照邓小平的思路进行了会谈。中国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向台湾当局提出了丰厚的条件，由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并做了介绍。

中方希望与美方保持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以共同应对“北极熊”，但《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投下了阴影，干涉了中国内政，会使蒋经国拒绝和平谈判。但中方要交涉的关键还没提出，里根就不得不因为时间限制离开，中国总理表示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将由黄华通过黑格转达。

10月23日，黄华外长与黑格国务卿会谈，并代表中国总理向黑格转达了有关《与台湾关系法》的两个问题：即，美国政府应该明确澄清两个问题：

(1)美国必须确切说出它打算向台出售武器的期限有多长。(2)对台军售在特定的规定的期限内在性能和质量上都不能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与此同时，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至最终完全停止。

如果美国能明确承诺这两项，中国将灵活处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再给美国一些缓冲时间，不会立即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

10月29日上午，抵达华盛顿的黄华，再次与黑格会谈，重申了10月23日会谈提出的要求，而且提出对台军售要在今后一个具体的日期停止，以此作为最后通牒。

双方经过一番相互争辩与威胁之后，黑格强硬指出，总统不能接受在具体期限内停止军售，但也做出了一定让步：美国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都不会有所增加，在年销售额上也不会超过卡特时期的最高水平。

紧接着，黄华与里根举行了会谈，“正式提出通过谈判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里根表示：“我们存在很大分歧，重要的是继续商谈，希望能取得积极成果。”但他仍坚持对台军售的立场。

尽管双方分歧很大，中方的会谈态度甚至引起了黑格国务卿的不满，但中国政府却取得了重大收获，即里根对开启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表示了首肯。

根据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亲历者的回忆，黑格在开启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与黄华10月29日的第一次会谈时，黑格做出的让步，既没有事先经过内部的政策研讨，也没有与同行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中国科主任罗普商量。根据美国外交决策的程序，他也不会事先得到总统的指令。

29日的会谈之后，黑格绕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谈要点呈送给里根，从而避开了冗长的决策过程以及亲台高官对这一过程的干扰。

从双方参与者的回忆来看，黄华与黑格、里根的三次会谈，都处于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中方无论是在要求开启谈判时，还是在阐述自己的要求时，都以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相威胁，确实开始使用边缘政策。

但黑格也针锋相对，他认为中国的要求“把美国逼到墙角”，“美国同样准备应对中美关系全面后退的后果”。

尽管已经脱离了外交工作的常规气氛，但中国政府通过这次交涉，将自己的要求列进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文件当中，达成了设想的第一步，即申明了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立场。

经过10月29日到10月30日的三次会谈，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除了美方在售台武器性能和数量上表示了初步的让步意愿之外，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对立，且都态度强硬。美方拒绝接受黄华外长在29日会谈中提出的最后通牒。当然，交涉双方毕竟都是职业外交家，一番争执之后，在10月30日下午黄华与黑格的会谈中，双方最终商定于12月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开始副外长级别的谈判。

在漫长的外交交涉无效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外交施压之后，逼迫里根政府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开启正式的外交谈判进程。邓小平在建交前夕提出的保留进一步谈判的权利，终于得以实现。

在“联美反苏”的战略格局下，中国在对美关系上缺乏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此次谈判要解决的是美国外交领域中最为顽固的议题，里根政府妥协的余地十分有限，再加上里根本人对台湾怀有特殊的情感，所以中国方面从里根竞选开始，走过的每个斗争回合都显得十分吃力，效果并不明显。

在开启谈判和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都是以降格两国外交关系相威胁，才能取得进展。而降格外交关系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它几乎就等同于降格中美战略关系。所以，边缘政策施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降格战略合作的过程。

从大选年与里根团队的交涉到逼迫里根政府同意对台军售谈判的过程已经证明，中国开始刻意回避与美国的战略磋商，甚至连战略合作也受到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从决定使用边缘政策时起，就主张不能触动中国外交战略和对美关系的整体格局。这又决定了中方必须在使用边缘政策和维系中美关系总体格局之间，小心地拿捏分寸。

这种原则决定了谈判期间中美关系的以下三个特点：

(1)中国所使用的边缘政策只能集中于战略合作问题，但压缩战略合作时的尺度又是有限的，属于技术性的微调。

(2)边缘政策在使用上受到的限制，影响到对美施压的效果。在谈判进展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利用意外的机会，谨慎地松动了中苏关系，开始尝试用大三角关系向美国施压。

(3)战略关系的暂时冷淡与经贸收缩的状态相结合，形成了中美关系的低潮期。

前两个特点构成了中国对美政策调整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最后一个特点则是谈判后中美重新和解的基础。所以说，中美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又是中国对美政策调整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起点。

12月4日，中美谈判第一次会谈开始，双方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立场。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亮出了黑格之前妥协的内容：美方预期售台武器水平今后将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但各年会有不同，时高时低。但回避承诺限期停售武器，同时把解决售台武器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

双方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就在12月11日的第二次会谈时，由恒安石通报中方，美国政府将非正式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一批军事零配件。12月14日，章文晋会见恒安石，紧急通知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按12月11日的通告，向台湾继续出售军事配件，中国将被迫做出强烈反应。美国时间15日，柴泽民大使向副国务卿克拉克、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交涉指出，售台军事配件表明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让中美关系“遭受损失”，如果军售继续，中国将做出“强烈反应”。

美方表示，里根总统并没有接受黄华提出的谈判期间不能军售的最后通牒，但也解释道，这批军售是在坎昆会议前决定的：且只是配件，并非武器；今后数月内，即中美谈判期间不再向台湾进行新的军事转让。

尽管这次警告只是以双边关系为筹码，但从事情的发展脉络上不难看出，双方政府当时在中美关系中最为看重的价值，仍是中美战略关系。谈判中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国通过再次施压，逼迫美国许诺谈判期间不再军售。这种效果对鼓励中国政府加大施压力度，应该有着很强的关联。

最初的较量过后，中美又进行了两次会谈，但仍然毫无进展。进入1982年，由于各种形势的综合作用，直接掌控中美谈判的黑格决定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谈判向前发展。1982年1月10日，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仓促之中，奉命率一支代表团抵达北京，并于之后的三天里，加入到中美谈判的进程中。黑格增设此次霍尔德里奇访华的筹码在于美国对台军售的新决定。

早在里根上台之初，就曾授权国务院、国防部、参联会和情报系统仔细研究售台战机的问题。到11月份，国防部的研究报告已经出台。1982年1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文件显示，情报系统的研究一致认为，台湾在军事上并不需要更高级的战机，购买F5E战机和F-104战机就可以满足台湾的防务需求。

这项报告证明：美国不需要向台湾出售性能更高的F-5G战机。这项报告令美国国务院系统如释重负。因为它使得美国向中国做出的关于“预期售台武器水平今后将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的承诺，有了现实的技术性的理由和基础。

但是，为了安抚台湾当局对美国不出售F-5G战机的不满，美国放弃了台湾购买美制飞机零件准备支付的1亿美元。这从个侧面表明，美国政府为推进谈判进程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成本。

于是，霍尔德里奇到北京后的两项具体工作包括：一是向中国政府通报：美国已经决定不再提高售台飞机的性能，不打算向台湾出售FX战机或F5G或F-16战机，只准备在1983年后继续与台湾联合生产F-5E战机。

以此为筹码，美方提出了第二项内容，建议中美共同采取行动，应对苏联干涉波兰的可能，希望在谈判达成的公报中添加体现中美战略共识的内容。因为一旦苏联干涉波兰，美国将被迫分散与中国谈判的精力。

但是，霍尔德里奇递交给中方的公报稿，依然只停留在对售台武器数量和性能的限制上，无法接受限期停售的立场，仍坚持将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相挂钩。

中方为了继续施压，没有理会美国关于波兰危机的战略合作动议，而只是集中谈判对台军售问题。所以，霍尔德里奇的访华，既没能推进谈判进程，也没能推动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几乎是无功而返。而中国方面则限制住了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性能，并与美方达成共识：美方在谈判期间不再对台军售。

从中方筹划的低方案设计来看，这些进展已经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但剩下的问题也相当棘手，美国坚持将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相挂钩，这导致了双方激烈的讨价还价。尽管邓小平在设计谈判时也认为达成高方案希望不大，应该集中考虑低方案，但应该是出于谈判策略的需要，中方在谈判中依然坚持高方案的设计向美方要价。

但问题是，要价越高，中方使用边缘政策的频率也就越高，其结果只能是让中美关系处于冷淡的状态。这也是黑格此次努力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

1月22日，中方针对美方的公报草案，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草案，核心内容是，美国要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在全停之前，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数量和性能上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

1月25日，美方提出对案，分歧仍集中于两点：

(1)不同意限期停止军售：(2)要把对台军售的解决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

这次交换提案之后，中美双方都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

面对这种僵局，中国的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冷却中美战略合作关系。1月22日，中方提出的第一份联合公报草案，只谈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根本没有理会霍尔德里奇访华时提出就波兰危机进行磋商的要求。1月29日，中国续订了与波兰的贸易协定。而此前美国曾呼吁向实施军管的波兰政府进行制裁。而中国不但没有理会美国的建议，反而增加了中国与波兰贸易协定中的贸易额。这样，中国与美国在战略上距离拉开了。

第二个反应是，中国开始为中美双边关系整体降温。让美国政府印象深刻的是，中方在《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纪念问题上采取了冷淡的态度。

国务院系统为再次推动谈判，想利用《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的机会营造良好的双边关系氛围，于是致函中国总理，希望他能在纪念活动期间访美。为了表示诚意，恒安石大使列举了美方的善意：

美国已决定向中国提供所需的大部分装备和武器；放宽经济和农产品援助，放宽对皮毛进口的限制；简化进出口银行贷款手续；7月份以来，美国处理了将近1200份积压的出口许可证，其中只有不到50份未获批准；美国政府还要求国会废除那些妨碍中美贸易的立法。

但中方对此没有做出答复，尽管在1982年8月28日，由里根总统和中国总理借《上海公报》十周年的机会，互致信件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但与建交以来中国大力倡导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态度相比，不断婉拒美国的各种提议，既是表达了一种冷淡的态度，也会让中美实质性关系的发展放缓，双边关系的氛围显然已经进入低谷。

可以说，直至此时，在不触动中美关系全局的情况下，中国能用的边缘政策已经都付诸实施了，但据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回忆，到3月，无论是正式会谈，还是非正式的磋商，都陷于僵局，仍是毫无进展。

由于美方坚持将对台军售的解决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导致中国决策层的态度也愈加强硬。

1982年3月4日，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时说：

“你们美国人抓我们‘九条’干什么？对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让不得。我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如果双方谈判不成，准备两国关系回到1978年以前，甚至1972年以前的水平。希望双方能达成共识。”

尽管话语之间明显含有情绪色彩，但却发出了中国方面的两个清晰信号：

(1)坚决不能接受将对台军售的解决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2)准备继续使用边缘政策。

而就在此时，中苏关系的一些新变化，给中国方面提供了开拓新的外交筹码的机会。早在1981年，中美因为对台军售问题刚刚掀起争执的时候，苏联就开始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一些主动姿态不断地试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尽管这种试探没有突破苏联原有的对华政策框架，而且也是十分谨慎的。

苏联在对华政策上进行了初步的试探，这与当时苏联所处的被动战略地位相关。苏联入侵阿富汗本已经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国际境地。进入1980年，波兰国内爆发的团结工会与军管政府之间的危机，直接牵动了苏联的神经，苏联敦促波兰政府惩治团结工会，并要求驻军波兰。

国际社会十分担忧苏联对波兰局势的干预，里根政府更是加大了对波兰、苏联的政治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9月底，也就是中国已经确认国务院总理将在坎昆与里根总统会谈之后，苏联向中国建议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但中国政府采取了回绝或不予理睬的态度。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不会改变其霸权主义政策，因而即便重启边界谈判，在改善关系上也达不成什么结果。

所以，到1982年1月底的时候，苏联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再次呼吁中国重新考虑举行谈判，并于2月1日将谈判意愿通知中国政府。而中国外交部针对苏联的提议则仍没有发表意见。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则呼吁与中国改善关系，依然受到中方的冷遇。

但进入3月份的中美谈判僵局阶段之后，中国政府确实再也拿不出继续施压的筹码了。如果说非要在中国的战略筹码中发掘新的资本，则只能从利用中美战略关系，向直接利用中苏关系延伸，也就是谨慎地松动中苏关系。在中美战略关系已经开始压缩的情况下，对苏关系的松动导致的结果就是改变“联美反苏”的格局。

正是在中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对苏联提议的态度果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谈到了苏联的对华政策，尽管仍含有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攻击，但也传递出了三个方面的积极内容：

(1)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2)强调苏联始终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3)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包括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在不附带先决条件和不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达成改善双边关系的任何措施。

从时机的选取上看，苏联方面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里根政府上台之后，采取了强硬的对苏政策，使苏联面临的战略压力骤然增加，迫使苏联开始尝试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便减缓美国的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因为对台军售问题产生的争执，很可能成为苏联愿意利用的一个契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时，中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的谈判正陷入僵局，中美关系也受到影响，处于冷淡的状态。

而就在此时，勃列日涅夫讲话强调苏联一贯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把握住了中国在外交领域最关切的传统议题，释放出明显的和解色彩与针对性。

中国决策者获悉勃列日涅夫讲话内容的渠道应该是多样的，可能包括3月25日下午的《参考资料》，以及外交部系统的新闻电讯记录。邓小平对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反应，据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的回忆，外交部在获悉勃列日涅夫讲话后，曾分析了这一表态的原因。这与钱其琛的回忆，以及大概的时间顺序都相吻合。2月25日，黄华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并请求指示。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邓小平在获悉外交部的汇报后，才于当天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3月24日在塔什干的讲话做出反应。这种顺序也符合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一般流程。

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发表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一谈话很快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而苏联方面的反应也很积极，3月30日，《真理报》全文刊登了中方的声明。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勃列日涅夫带话：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由此来看，邓小平确实已经开始设法松动对苏关系，以此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也是为了从外交战略上重新找回大三角关系的平衡，为以后经营中美关系设定一个稳定的大格局。

事实证明，在调整过程中，中国在对美和对苏关系上的此消彼长，本身就会对美国产生一定的施压作用。

3月31日，中央情报局的“每月预警评估”就把中美谈判与中苏关系的这一迹象联系了起来。报告指出，中美谈判破裂、中美关系降格可能在近两三个月内发生，苏联正在利用中美间的龃龉，通过这次互动，影响中国的亲苏派。”

就在这一预警报告刚出台不久，4月6日，中国国防部就通知美国驻华使馆，由于美台军售问题的影响，美国防部长温伯格的访华被无限期推迟。中美战略合作继续降温。

这很可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紧张，所以到5月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专门就中苏和解问题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对中苏和解的前景、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评估。

报告认为，中苏如果和解，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带来重大影响：

(1)苏联将抽出更多精力应对美国，西欧、中东、中美洲地区将首当其冲；

(2)中国会减少对越南的战略压力，将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遇到麻烦，中国对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兴趣会降低；

(3)中苏和解会减少中国对苏联的战略压力，使苏联将更多的力量部署到西半球，苏联由此也会在军控谈判中会更不愿妥协。

至此，中国利用苏联对华表态，成功迫使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这就为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签署，开了一个好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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