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尼克松访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美公报的发表，而这份公报双方在北京基本敲定，看起来已经大功告成，使尼克松在杭州访问的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就觉得兴奋。

尽管2月底并不是游览季节，他还是喜欢这个风景美丽的城市。他就下榻在毛泽东在杭州度假时住的刘庄宾馆里。他觉得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也极其精美。他和夫人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逗留的日子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柳枝拂水，湖波荡漾。他看到自己所送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已经在湖边的小山中成活，喜盈盈地笑着，拉着周恩来在红杉树下合影，让记者们一窝蜂抢拍镜头。

基辛格也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在北京日夜闷头谈判，为公报中的观点与措辞绞尽了脑汁；如今，公报已定案，他也参加了在西湖的游览。

大家走上九曲桥，来到“花港观鱼”的景点边赏玩。中方有两个女工作人员要赶到周总理身边去，在九曲桥上急步小跑，穿过人群。当她俩奔过基辛格身边时，赏心悦目的基辛格开起玩笑来：“哟！那么多漂亮的中国女子在追我，哈哈！”

其中一个女的红着脸，也开玩笑地回敬：“博士，你别看花了眼，那要掉下湖去喂鱼的。”

对话激起九曲桥上一片笑声。连正愉快地撕着面包片喂鱼的尼克松，听说以后也放声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

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自然就很有看法。再加上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

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并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

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会瞧不起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道：“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布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回去不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儿，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冠华）谈一谈。”

“真难启齿啊！”基辛格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儿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有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就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乔冠华干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惟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每天还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他听着乔冠华的汇报，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

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总理的含义，说：“总理，我明白了。”

周总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一会儿，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了电梯。电梯平稳地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露出笑容，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

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

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做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参观各种工业设备时还伸手去按电钮，使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公报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

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值得提到的是，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这天是星期天，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容都泛着红光。

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

“…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

尼克松带着酒意又说：“上海这个城市，曾经饱受外国侵占之苦，我们再也不允许上海，及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有像上海一样的城市，再受外国侵占之苦了。我们绝不答应！”

基辛格那玳瑁眼镜架后的眼珠转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总统一定是太高兴了，他忘了周恩来批评黑格说的关心中国“生存能力”的事，又将这种意思讲了出来。基辛格瞥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严肃地坐着，面无表情。

尼克松又兴奋地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是一句十分敏感的话，要是往常，挑别的记者们会马上抓住话柄大作文章，说总统在鼓吹“中美”联合“主宰”世界了。常为尼克松准备发言稿的基辛格十分担心。幸好记者们特殊的神经也被茅台酒麻醉了，他们竟没有什么反应。

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尼克松，当全场热烈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

2月28日早上，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在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旁。

尼克松在跟周恩来握过手以后，在登上舷梯前，转过身来跟翻译唐闻生握手。他握着她的手，喜盈盈地说：“在这最后的场合，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国之声’唐小姐表示赞赏。我听她翻译，觉得她把每个字都翻得很清晰很正确。”

唐闻生感到很窘，站着不开口。周恩来鼓励她翻出来。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将话翻了出来，这是她第一次翻得不流畅。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最后上了舷梯，在机舱门口回身挥手。

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专机飞离了上海。尼克松还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夫人帕特对他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也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轻松的情绪过去了，又一层忧虑涌上他的心头。多年来从事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

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像担心自己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并被这个念头折磨着。临离开上海的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他睡不着，熬过了这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周之后，公报也发表了，他竟然没有一丝睡意。

凌晨3点钟了，他还把基辛格和已经入睡的霍尔德曼叫去他的房间谈话，倾述他这段时间来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伴随产生的隐忧。在往东飞行的专机里，机舱格外安静，使得他的隐忧显得更沉重。他那经过多年磨难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记者们的第一批新闻报道会决定公众的情绪，不知道他回去后会碰到什么情况？

实际上，他的对华行动得到了美国两党和美国公众的一致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人们认为打开中国之门是他最伟大的功绩。在他因“水门事件”辞职以后，基辛格曾对他说：“历史将比现在更公正地看待你。”

可是，在这从上海飞回华盛顿的专机上，他将头靠在椅背上，忧虑与疲乏使他脸色发青。

帕特见他脸色不佳，忙问：“你怎么啦？累了？还是不舒服？

我叫大夫吧…”尼克松挥手阻止帕特，说：“我是为飞机着陆后担忧，谁知道是凶是吉？”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