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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事件之后，中国更加积极地推行“联美反苏”的政策。在对美政策上，中国快速提升与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双方发展到战略合作关系；而在对苏政策上，中国不但升级了对抗的政策和行动，而且连中苏边境有冲突时都未曾中断的谈判渠道也切断了。

这种格局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在对苏政策上，中国的对抗性政策和行动让苏联的亚洲战略陷入困境，已经暴露出对中国威胁的有限性。揭示出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它降低了中国在安全威胁上的紧迫感，也相应降低了中国在战略上对中美关系的依赖程度。换言之，苏联威胁的紧迫感相对缓和，既降低了安全议题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但反过来看，也降低了中国在对美政策上的束缚。这实际上让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具备了更广的回旋空间。从理论上讲，中国具备了调整对美政策的客观条件，关键在于中国是否意识到调整的必要，以及如何把握这种调整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抗击苏联扩张的进程几乎都是与中美战略关系密切相连的。中美战略合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促进作用，成为中国积极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正是这种积极的姿态，让美国政界产生了中国有求于美国的感觉。里根的竞选团队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从竞选阶段开始，里根团队就不断冲击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动摇了中国视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中国的对美政策由此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阿富汗事件上，中国采取了极其强硬的对苏政策，这尽管恶化了中苏关系，但却给苏联的亚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出兵阿富汗使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展到巅峰，但经过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极力扩张，苏联的国家财力与资源开始遇到巨大的困难。

最为重要的是，阿富汗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刺激作用十分明显，卡特政府结束了主导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的“缓和”政策，转而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在有苏联战略部署的地区，都采取了相应的对抗措施。这样，美国的盟国、合作伙伴以及与美国有共同利益的国家，都被不同程度地调动起来。与之前美国奉行“缓和”政策时的情形相比，这种应力是加速苏联消耗的重要原因。

从中苏间的战略对比上看，中国在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中国的对苏政策建立在对苏联威胁的认识基础上。对苏政策的核心，就是解除苏联的对华战略压力和威胁问题，对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从1976年开始，中国就不断加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的军力。

以对越作战为开端，中国开启了一条在自己周边邻国境内消耗苏联的道路。这种积极而又间接性的军事回应，揭示了苏联战略上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摸清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军事冒险的限度和威胁的有限性，也鼓舞了中国应对苏联威胁和压力的信心。所以中国在阿富汗事件上的激烈反应，既是中苏战略恶性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信心的外现。

到阿富汗事件发生为止，苏联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战略都已经扩张到顶点，苏联的影响力与军事威慑力几乎已经遍布中国的陆地邻国，形成了对中国的全包围态势。但这种战略态势已经是强弩之末，不但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威胁效果，反而被亚洲的新盟友拖入战争的泥潭，开始承受更加巨大的消耗。

尽管中国在军事实力上一直处于弱势，但在极力提升常规武器性能的同时，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设计之初对苏联极具针对性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使得中国核打击范围覆盖到莫斯科等地，从而具备了对苏联战略目标进行核打击的能力，拥有了对苏联进行战略威慑的资本。

由此，中国除了以往凭借外交遏制苏联对华动用武力的方法，还具备了凭借自身军事力量吓阻苏联动武的手段。

从1980年9月开始，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和在战略上的困境就已经显露了出来。这一情况显然已经被中国的决策层捕捉到，并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0年10月15日，在总参召开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已经开始修正“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

“多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综合全局来看，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

尽管对战争威胁的判断有改观的迹象，但邓小平依然没有放弃既有的外交格局，他依然强调：“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已对战争威胁的判断。“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这里包括对世界大战的估计问题，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就在一年前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这一论断成为框定对外政策争论的定音之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进入1980年下半年，中国在对苏战略上的劣势得以改善，但它导致的仅仅是领导人部分地修正关于战争威胁的论断。

直到1980年下半年，也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因为里根竞选言论而陷入争吵的时候，邓小平依然坚持“一条线”战略的思路，没有要改变的意愿。

1980年10月30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安德烈亚斯·范阿赫特一行时，还专门谈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

“当前国际形势确实是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很需要中国、日本、欧洲、美国以及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合作，协调行动，而这只有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我们从全球战略出发，提倡欧洲和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加强协调行动。…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当加强合作。”

尽管邓小平依然愿意通过“一条线”战略应对苏联的战略压力，但当这种合作意愿显得比较明显或者强烈的时候，不但已经开始损害“一条线”战略的核心构想，即中美间的战略合作，而且开始冲击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即美国的对台军售问题。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卡特政府，尽管没有阻止《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但却在建交过程中了解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构架，所以尚能运用自身在行政上的灵活空间，在“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的原则框架内推进对华政策。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美国政界一直以极其强硬的反苏姿态示人，在对华政策上则表现出亲台湾当局的倾向。这对中美关系构成了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强硬而坚决的反苏立场，使得里根无法忽视中国在对抗苏联问题上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亲台湾的政治立场又使他对美台断交一直持反对意见。

早在1976年大选期间，里根就认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使我们获得极好机会来挫败苏联的扩张主义”，“我自己也认为，确实，我们应该促进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对苏联的冒险活动是一种威慑力量。但是同时，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了这样做而放弃和抛弃一个盟友。”

这种同时与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发展官方关系的主张，实际上是后来里根政府时期对华双轨政策的源头，也正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两个中国”政策。

在1980年总统大选过程中，里根及其竞选团队猛烈攻击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断发表冲击中美关系基础的言论和主张，其核心就是强调要恢复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

据里根竞选团队顾问李洁明(James R，Lilley)的回忆，里根及其对外政策首席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都认为，“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联手对付苏联：只要我们和中方合作对抗苏联，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就会减低。”

这种观点实际在中美战略关系和台湾问题上替中国做了轻重缓急的假想。有了这种排序，里根显然希望以保持中美战略关系，换取中国容忍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张。

于是，1980年1月，里根团队发表声明称，要“为美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政府与政府的关系，确立比较具体的基础”。春天，里根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他将给予美国在台协会以官方地位。5月份，里根更加明确地谈到，应该既在北京设立使馆，也在台北设立官方的联络处，这样，“台湾”就可以与美国保持政府间关系了。这样，里根的双轨对华政策设想越来越清晰，同时也导致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也越来越清晰。

在美国大选过程中，中国针对里根及其竞选团队的对台政策、对华政策不断进行舆论抨击和警告。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倒车开不得》，指出：“如果按照里根声称的政策，美国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被彻底破坏，中美关系将倒退到两国人民都不愿看到的状态。”

这些抨击与警告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决策层对里根对华政策的担忧心态，但从结果上看，显然没有达到吓阻的作用。6月20日，里根的对外政策首席协调人艾伦表示，里根认为美中存在着一种共同利益，不想采取将会损害美中关系的行动。但他想研究一下同台湾的关系具有一种官方性质的可能性。这与重建关系不同，与两个中国的政策也有些不同。

尽管这种表态想尽力否认里根对台政策与“两个中国”政策的联系，但依然不是中方所能接受的对华政策原则。

另一方面，从中美关系的结构来说，中国在“联美反苏”政策上的积极态度，使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对美政策中的回旋余地大大压缩，失去了对美要价的筹码与此同时，卡特政府在1980年的对台军售举措，也表明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外交回旋余地和要价筹码受到了限制。

建交谈判时，美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解释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的通知期内，美国暂停对台军售，经过一年的通知期后，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1980年1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2.8亿美元的武器。对此，中国方面的反对姿态显得耐人寻味。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介绍性质的文章，指出美国宣布售台武器“这一官方行动是在美国政府于一年前宣布中止同台湾的一切官方关系，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已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废除的情况下采取的”，“人们记得，中国政府早已表明它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

文章既没有长篇的辩理，也没有严厉的谴责与警告，只是简明地陈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态度。从背景来看，此时刚刚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中美正在围绕这一议题加强双边战略合作，中国对中美战略关系持有十分积极的态度。

所以两者比较之下，中国很难会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而拿中美关系作为施压筹码，甚至连双边关系的友好氛围都不能破坏，只在美国对台军售的过程中表明反对的立场，为今后的外交交涉做好铺垫。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国较为低调的反对方式和力度并不意味着可以换来美国方面的默契或者凉解。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围绕对台军售问题的持续争论加剧了中国的警惕。

美国国会的亲台湾议员对此次军售清单表示不满，认为其无法满足台湾的防务需要，认为行政当局没有遵守《与台湾关系法》的有关规定，即总统在做出对台军售时应密切与国会协商。

由此将争论扩大到对《与台湾关系法》的理解上。到最激烈的时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七名参议员于5月7日联名致函卡特，要求美国设法向台湾提供先进战斗机等军事装备，帮助台湾自卫。紧接着又于5月14日就美台关系举行听证会，亚太小组主席格伦称，“美台关系已经‘走上正轨’，‘一个稳定、繁荣的台湾对东亚和美国是重要的'”。

但是，在中美外交纠纷期间，对西方依赖感的降低会让中美经济合作无法充分发挥黏合剂的作用。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时，专门谈了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摩擦，将经济调整与中美关系联系到一起。

“现在中国正在调整国民经济，调整也是为了应付国际上的某种变化，这个调整就是把国家的经济放在更加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邓小平这样讲，很可能是为了说明中国无求于美国。但从更深层次上看，经济调整造成的紧缩态势，暂时降低了中国在对外经济领域的直接需求，起码在中美产生摩擦时无法发挥凝聚或修复双边关系的作用。

就在1980年中美战略关系快速深化发展的时候，苏东阵营爆发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波兰事件初期，邓小平等人认为，波兰工人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苏联这次不敢出兵；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如果是基于这一判断，或者说，如果中国对波兰事件的认识保持不变，按照中国以往全球反苏的布局，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就很可能达成合作，共同反对苏联对波兰局势的干涉。

因为美国此时也高度关注波兰事件，并试图在此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略磋商，以便强化对苏联的施压，防止其出兵干涉波兰。

但中国领导层对波兰事件的认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将其视作波兰人民反抗苏联霸权主义控制的斗争，演变为将其视作对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进而担忧和警惕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尽管此时中波关系仍处于冷淡时期，但能将波兰的局势与中国进行类比，显然说明决策层心中仍将其定位成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国依然密切关注着波兰的局势，并通过官方媒体将其局势广而告之。1980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终于就波兰局势发表了态度。

中国副外长韩念龙在记者吹风会上表示：

“波兰问题是波兰的内部事务，完全应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尽管韩念龙的表态也关注“苏联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的严重危险”，并警告“如果苏联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出兵干预，它必将为此招致严重后果”。

但“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的表态，显然也表明，中国也不愿看到美国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从而使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承受来自美国的干涉压力。这种变化实际上排除了中美进行合作的可能。

这种变化说明，随着中国在“一条线”战略中获得更大的进展，全球反苏的思路也会带来双刃剑的效应。

一方面，中国积极反苏的姿态加速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反苏的思路不仅能遏制苏联，甚至还会使这种攻势产生逸散现象，顺带着损害那些与苏联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损害整个国际共运。这是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所不愿见到的。

进入1981年之后，中国先后三次同波兰签订关于以长期无息贷款方式提供猪肉和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市场商品的协定。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帮助波兰丰富市场、平抑物价，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导致波兰罢工的直接原因，以便帮助当时的波兰政府渡过难关。

总之，无论是为了防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内政，还是为了防止美国对波兰的和平演变，亦或是为了消除中国在战略上有求于美国的印象，中国都采取了支持波兰现政府的政策。中美间的战略合作没有向更远的地域延伸。

总之，随着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联美反苏”政策的利弊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中国安全形势的相对改善实际上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程度。中国在“联美反苏”上的积极态度，压缩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回旋余地，束缚了中国对美政策的灵活性，使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危机此外，强硬而积极的全球反苏思路对中国外交也是一种限制，“以苏划线”很容易把那些与中苏关系牵连不大的国家也卷入到对抗当中。

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关系带来的利与弊，都要求中国调整对美政策。只有理解了“一条线”战略这种利弊共存的情况，才能理解调整中美战略关系的原因和内容。总的来讲，这种调整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调整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要持续发挥保证中国国家安全的作用，也就是说仍要应对苏联给中国的战略压力和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战略合作的范围要按照中国外交的需要，进行适度压缩，即放弃“以苏划线”的全球反苏思路。

这样才不会损害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广交朋友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消除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印象，就有必要改变“联美反苏”的政策和姿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联美反苏”上更加主动，但战略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的冷战政策也有重大的意义，这构成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展开斗争的资本。

可以说，中美关系出现的龃龉暴露了中国对美政策中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逻辑也是很容易辨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会立即发生转变，关键要看是什么因素会触发中国决策层来进行政策调整，而调整的机会又何在，这都是由中国与美国方面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过程决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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