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事实证明，中方搁置了围绕《与台湾关系法》的纠纷之后，中美关系确实迎来了快速的发展。

邓小平坚持搁置矛盾、保护中美关系整体发展的做法，使中美关系很快发展起来。中美建交后的一年里，双边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工作访问得到提升，各个领域的制度性和事务性安排也逐渐铺开。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开启了中美建交后双边关系的高速发展期。布卢门撒尔访华以及之后的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都是邓小平访美期间商定的议程。

二人访华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中美建交时在经贸科技文化领域达成的意向性安排向前推进，达成制度性和事务性的具体安排或协议。

如果说布卢门撒尔访华是为中美贸易关系铺垫基础，那么克雷普斯访华则主要是解决布卢门撒尔访华的后续事务性工作和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机制性安排，所以二者的访问具有承接的关系。而后者访问中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

从最初的设想来看，从1979年1月，双方刚建交时，美方就愿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需要首先克服政府与国会磋商时产生的分歧，而这一难题最终解决的前提是两国要先达成贸易协定。所以才有了布卢门撒尔访华开启中美贸易谈判。

5月6日至15日，克雷普斯访华。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中美科技管理及科技情报合作、大气技术合作、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以及计量和标准合作等四项议定书，中美关于举办贸易展览会和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两个协议。

最为重要的是，双方于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在同美国进行贸易时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克雷普斯认为，这“标志着在中美经济关系正式正常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到7月7日，对外经贸部部长与伍德科克在北京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这样，中国终于在对美贸易中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尽管这种待遇是建立在短期有效的基础上，甚至最终都没能避免美国国会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一年一度的审查。但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之初，对这两项事业都抱有极大期望的时候，获得这项待遇确实具有鼓舞作用，对中美关系的政治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与中美经贸在制度性建设上的进展相呼应，两国的经贸领域的整体氛围也被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大环境烘托起来。1979年2月25日，在全国州长协会冬季会议的开幕会议上，卡特总统呼吁州长们打开各州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极力主张各州与中国接洽贸易问题。

很可能是受这种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美国各州的代表团开始纷纷访华。对越作战尚未结束时，3月8日至18日，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就率贸易代表团访华了。进入6月份之后，美国各州各城市的访华团纷至沓来。这段时间访华的计有弗吉尼亚州州长多尔一行(6月3-7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旧金山市市长范斯坦一行(6月10-20日)，美国市长代表团(6月16-29日)，俄亥俄州贸易代表团(1月2-13日)，休斯敦商会代表团，美国州长代表团(10月15-27日)，俄勒冈州贸易代表团(10月20-30日)等。

此外，科技合作作为中国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也在中美建交之初占据了双边关系的重要比重。1979年5月19日至6月3日，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代表团访华，商讨中美两国在卫星方面的技术合作事宜。6月11-12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相比之下，中美战略关系的进展则更具实质性，发展速度既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合作的水平奠定了基调。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都面临着来自苏联的紧迫战略压力，需要尽快推进战略合作。另一方面，军事领域的合作，不像经贸领域那样讲求机制化的对接。

作为政治的延伸，两国政府军事合作上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空间。例如，早在缓和时期，美国就能在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通报战略情报。所以军事合作不像经贸科技领域的机制化对接那样复杂。

“联美反苏”是这一时期中美战略关系的基本逻辑与核心内容。所以，每当苏联在国际上引发重大战争问题或安全问题的时候，都是中美战略关系获得进步与提升的时刻。

中苏边界冲突最终导致了中美在战略上的靠拢，也成就了中美战略磋商机制。所谓的战略磋商机制，是中美两国在战略关系无法进一步靠拢时，通过设立秘密联络机制，相互通报各自外交政策意图和进展，以打消对方的疑虑，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协调政策。但从效果上和动机上讲，协调的特征并不明显，这种机制最大的贡献在于打消中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疑虑和戒备。

中国在南部边疆发动作战行动期间，两国的相互配合形成了战略协调关系。所谓战略协调关系，就是双方在外交和战略上安排各自政策时，会尽力照顾对方的需要，并围绕这一目的建立情报通报的机制，但不会直接介入或参与对方的具体行动和部署。

由于资料的限制，中美战略协作在具体层面上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尚不可知。但通过美国有限的解密档案和决策圈人士的回忆，可以初步断定，驻美大使柴泽民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之间确实保持了一条进行政治和战略沟通的渠道。这一渠道的作用最早体现在中国的边境作战问题上，从战前到战后的情况通报，几乎都是由这一渠道实现的。

1979年3月29日，柴泽民就曾专门奉命向布热津斯基详细通报了中国的作战情况。从战前的军事准备和兵力配置、对越南军事情报的掌握，到中国军队的战役推进过程，再到对战双方的伤亡情况，事无巨细，都做了介绍。甚至还总结了双方在此次作战中的特点。

由此来看，中美建交初期的战略协作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部分，一是以情报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层面的合作，二是高层领导人会谈时在国际形势或战略问题上的意见交流。

而将这种程度的战略关系再次提升的刺激因素，就是1979年底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阿富汗由于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一直是美苏冷战中争夺的要地。尽管苏联在争夺中整体上占据上风，但一直无法抑制阿富汗在外交上的中立意向。为了保持阿富汗的亲苏立场，苏联对阿富汗内政斗争的介入越来越深。1978年4月27日，随着亲苏的塔拉基发动政变，苏联对阿富汗的影响迅速增强。这与苏联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态势，尤其是苏越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出于对苏联威胁感的警惕，中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关注是确切无疑的，但受档案资料的限制，中国决策层对阿富汗局势的关注程度以及具体情形还不得而知。不过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已经将阿富汗局势视作苏联扩张的表现。甚至曾预言阿富汗也将遭到类似越南一样的命运，成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代理人。从此，美国在预警情报中也开始关注中国对阿富汗局势的态度与政策。

进入1979年12月，苏联就不断向阿富汗增兵，27日，在苏联支持下，阿富汗发生军事政变，亲苏的卡尔迈勒上台。

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极大地刺激了中美两国的对苏政策，两国在对苏政策上都开始趋向更加强硬的立场。随着两国对苏政策日益接近，中国顺着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提出的新动议，在“联美反苏”的思路下，建立起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对苏政策在具体举措上更加强硬，更具对抗性。

美国为回应苏联的战略攻势，将对华政策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联系在一起，把对华关系向军事、战略领域拓展。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做法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扩张的底气和信心，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的激烈程度。

以阿富汗事件为转折，美国的对苏政策和冷战战略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此终结了始于尼克松时代的对苏缓和政策，开始以针锋相对的政策应对苏联的全球战略。卡特政府很快就决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坚决回应苏联，包括间接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粮食禁运、禁止高技术转让，取消与苏联的访问、会谈，联合国际社会谴责和孤立苏联。

1980年1月23日，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武力保卫波斯湾、遏阻苏联南下扩张的“卡特主义”。美国的对苏政策走向强硬，对中美战略关系立即产生了重要而直接的影响：中美军事关系迅速得到提升。在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卡特决定与担心苏联扩张的国家加强联系，其中就包括中国。此外卡特还决定在“巴统”中对中苏设定不同的待遇标准。

这些设想很快就借助国防部长布朗访华的机会付诸实施了，于是布朗访华就成为卡特政府尝试与中国建立正式安全合作关系的第一步。

早在1978年，卡特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主张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的呼声，当时布热津斯基与国防部长布朗都倾向与中国逐渐发展防务合作，而以万斯为代表的外交系统则反对这样的做法。

所以，直到中美建交后，对华防务合作的议题都在卡特政府的内部争论中难有进展。蒙代尔访华时，中美商定布朗访华之后，卡特政府内部还一直争论到9月中旬，才确定了布朗访华。从布热津斯基有限的回忆来看，他最初提出布朗访华，目的很可能在于配合蒙代尔访华，以及回应苏联在战略上的强硬态度。但由于工作原因的耽搁，布朗访华直到1980年1月初才成行。

此时正值阿富汗事件导致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美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准备做出强硬的军事回应，在对华关系上就是强化与中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在这种背景下，甚至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正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才促成了久拖不决的布朗访华。所以苏联入侵阿富汗赋予了布朗访华更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成为中美军事合作的开端。

为了应对阿富汗局势，197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在对苏政策上做出何种回应。会上，布热津斯基主张“向中国进一步转让某些先进技术甚至防御性武器”。1980年1月2日，卡特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在当天，奥克森伯格等人为布热津斯基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文件。

该文件对布朗访华议题提出五方面的修改建议，以此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应，并警告苏联，其扩张行为将在实质上影响中美关系。文件中最为重大和明显的政策建议就是改变美国对华军售的政策，主张将“我们不向中国军售”改为“尽管我们承认中国的自卫权利，但目前尚无对华军售计划”，并私下试探向中国人出售经过精心选择且明显是防御性的装备，如早期预警雷达、指挥控制系统和反坦克武器，进攻性战机则不在此列。

布热津斯基很可能是依据这一文件在会议上向总统建言的。1月4日，卡特最终认为步幅过大，决定暂由布朗只向中方示意，美国愿意提供超视距雷达，并在贸易上给予更优于苏联的待遇。从1月2日为布朗准备的出访文件来看，各个行政机构在对华军售问题上的口径还是十分谨慎的，与卡特最终的决定并无实质性的差别。这很可能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在对华军售上的提议尚未得到卡特的认可，所以只能按最低标准进行准备。

由于档案的限制，中国政府迎接布朗访华的具体准备情况还不得而知。但从双方会谈的情况，以及之后中国对美关系、对苏关系的发展来看，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布朗访华，使中国的对苏政策和对美政策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在对苏政策上变得更加强硬。1979年8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安全议题是决定中国对苏政策的首要标准。无论是因为洞悉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逻辑，还是出于对苏联扩张政策的极度厌恶，邓小平对苏联改变扩张的前景并不抱有希望。此后的中苏谈判也验证了这一点。双方的谈判立场尖锐对立，直到12月3日结束，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与中苏谈判同时发生的，就是阿富汗局势的恶化。

尽管苏联增兵阿富汗在全球战略或者在对华政策上的意图并无明确结论，但这种军事存在，对本就高度警惕苏联战略包围的中国领导人而言，无疑是进一步的刺激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1979年初，中国在南部边疆刚刚间接回应了苏联的战略部署，苏联就把军力部署在中国的西部邻国，既无收敛之势，更是毫不顾及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所需的政治氛围。总之，在中国极其看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苏联增兵阿富汗，进一步固化了双方在安全上的恶性互动。

阿富汗事件让中国领导人再次找到了苏联南下战略的证据，再次证明了苏联的扩张本性和威胁。中国在对苏政策上再次表现出激烈的反应。12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认为“这是它为了南下印度洋、控制海上通道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它攫取石油产地、迂回包抄欧洲、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为挫败苏联的侵略和扩张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31日，中国政府副外长张海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谴责苏联的入侵行动，并因此推迟了两国国家关系谈判。

值得玩味的是，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谈道：

“中国历来考虑问题…是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的。中国对阿富汗事件反应强烈，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

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并未改变对苏强硬政策，此处却刻意提到“反应强烈”，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中国在对苏政策上将有更加强硬的举措。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对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反应呈逐步强硬的趋势，布朗访华则是一个鲜明的分界点。中国此前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推迟，随着布朗访华的到来，中国中断了国家关系谈判，甚至连一直保持着的中苏边界谈判也从此中断，未能例外。此外，中国对苏联的抨击力度日益密集和强硬。从布朗抵达中国，中国政府就开始在各种外交场合猛烈抨击苏联。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将“联美反苏”的格局发挥到极致。换言之，就是中美战略关系与具体的军事合作，都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显然进一步支持和巩固了中国关于“一条线”战略的构想。在布朗访华时的所有场合，无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在会谈中，中美双方都表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谴责，呼吁各国联合行动对付苏联的扩张侵略行为。

美国对苏政策趋向强硬，无疑增强了中美在战略问题上的一致性和共识基础。但相比较这些激烈的言辞，更具实质性的还是布朗访华带来的两大类合作议题：一是探索如何协调中美两国的战略和对苏政策，实质上就是探索双方如何合作应对苏联的战略扩张；二是将中美关系向军事合作领域拓展，这对中美关系既有实质性的提升作用和象征意义，也是双方合作应对苏联所必需铺垫的基础。

在战略协调问题上，双方战略观点的靠拢与共识，使得中国对美国提出的动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合作意愿。

6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飚与布朗举行小范围的会谈。布朗暗示，尽管美国没有打算采取共同的步骤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来对付苏联占领阿富汗，但中国与美国除了在外交领域进行合作以外，在防务领域也应当进行合作。耿飚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在7日的两次会谈中，耿飚重申了中国的“一条线”战略主张，并向美方通报了中国在对苏政策上的原则，即中苏关系的改善需要苏方将中苏边界军队减至1964年水平，从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谈判解决边界争议。

1月8日，邓小平与布朗会谈时专门就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全球战略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样，除了在制裁伊朗，以及柬埔寨的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分歧外，中美在战略观点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并在合作抗击苏联的问题上做了初步的意向性安排。此后，中美很快就开始合作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在情报、武器、后勤、战略协作等问题上开始了合作。可以说，美国期盼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设想基本上实现了。但双边军事关系的发展和落实过程则显得相对复杂。

布朗访华结束之后，美国曾一度快速推进对华技术转让和军品出售的政策法规。为了兑现布朗访华时的承诺，美国确立了对华军事装备出口的政策，即“在逐项处理的基础上考虑出售某些经过慎重选择的支援项目”，而非军火或武器系统。

1月15日，访问回国的布朗在记者招待会上对高技术装备出口问题明确表态，“我们将考虑向中国出口我们不给苏联的项目。”

紧接着，1月24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准备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但此时双方尚未达成具体的订购计划。

章文晋副外长访美期间，“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售非进攻性军事装备”，包括“运输机、直升飞机、雷达设备以及载重卡车等非进攻性军用物资”。据布热津斯基回忆，布朗访华后的几个星期内，国务院放宽了对华军品出口的条例，可由军火管制局发许可证向中国出口30种后勤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直升运输机、牵引车、电子干扰装置等。

4月，商业部把中国从出口管制的Y组划归进P组，扩大了对华出口的范围，特别是包括运输飞机、远距离通信设备、军用直升机等敏感装备。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层面的松动并不会直接导致对华军品出口迅速增长。美国是否能够实现对华军售，还需要事先经过从逐项申请到逐项审批的过程。但中国并没有因为这种限制作用，影响到发展中美军事合作的积极性，反而是利用所有的机会，极力推进这一进程。

5月25日至6月6日，应布朗访华时的邀请，耿飚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美。在此之前的5月5日，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率先遣组访美，至6月18日结束。此次访问要达成的目的包括进一步密切中美的战略协调与磋商，推进美国的对华技术转让和拓展两军交流，其直接的目标在于加快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和尽快提升中国的国防能力和安全状况。

在战略问题上，中美军方高层有着高度的共识。在分析了苏联“迷信武力”的全球战略之后，耿飚主张中美合作制止苏联的“南下战略”，把阿富汗和柬埔寨建成抵抗苏联的第一道防线。中国力量有限，希望美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27日，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向美国防部情报署主任尤金（Eugene Tighe)提供了苏联在远东和越南的军事部署地图。在此后的一系列会谈与会见中，倡导中美合作、协调以对抗苏联，成为耿飚必谈的话题。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