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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其他的工作人员被示意而退出去之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只剩下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和卡特总统。伍德科克结巴了好一会儿，眼睛里透出幸福的亮光，对卡特说：“吉米，我在北京恋爱了…”

卡特先是吃惊，这快70岁的人怎么又浪漫起来啦？然后就问：“跟什么人？中国女人？”

他说：“不，不是中国女人，是我们驻北京外交使团里的一个美国护士。她的名字叫莎伦·图依。我们俩打算结婚。”

卡特忍不住哈哈大笑。笑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如此高龄孤身生活在遥远的北京，也该有一个好伴侣，就说：“伦纳德，我该给她写几句贺词。”

在旁边插着星条旗的办公桌上，卡特立即拿起笔写了几句祝贺幸福美满的话。在将这张写着祝愿的纸条递给他的时候，他幽默地表示说：“伦纳德，我希望你在北京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也那么成功！”

伦纳德·伍德科克满头银发，仍然神采奕奕。他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半年多以后，于1978年2月间按常规回国休假。他是2月出生的，这时刚满67岁。他来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在国务院有关的官员在场时，情绪平和地进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例行讨论。谈至最后，伍德科克突然变得有些激动了，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说要求同总统单独谈一谈。

卡特看了他一眼，见他一反常态的样子，脸上的皱纹都有点涨得发红，就猜想他是不是要离职不干了。伍德科克是卡特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越级直接找卡特的人，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在有好几个强有力的人物竞争的情况下，卡特是去年5月间派他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

去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大学发表对外政策演说时强调了继续朝着美中关系正常化前进的重要性，就宣布了对伍德科克的任命。伍德科克刚刚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的职务上退休，为人稳重而又有魄力，特别是在调解劳资纠纷中表现出杰出的才干，在美国社会很有身份和地位，从他的年龄、气质和经验来看都适宜与中国人打交道。

在卡特示意其他人离开后，两人间就发生了刚才记述的关于恋爱的谈话。在恋爱的话题结束后，伍德科克再次表示，希望总统去中国访问。

卡特回答说：“我是很想去中国的，但是关于我作为美国总统访华之事，原则已经决定了。这就是，在中国高级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正式访问作回访之前，我不去访问。”

伍德科克当然不会辜负卡特的期望。

他去年夏天刚上任的时候，国务院及国会都有人认为这个会计出身的老工会领袖并不熟悉中国，不一定适合担负那么艰巨而复杂的差使。

但过了不久，人们很快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虽年事已高，但到了北京后，却对美中关系深人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很快就得出结论：美国对华政策自相矛盾。他在回国述职时，应邀在全美汽车劳动工会的大会上发表评述对华政策的讲话中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虚构的基础上的，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应当纠正这个错误。”

他的这个讲话传播开来，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务院的有关主管官员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这是有悖于国务院的现行对华政策的，并要求伍德科克要公开收回这个讲话。他正为此感到尴尬为难时，卡特总统传话来召他到白宫去面谈。他未免有点紧张，猜想可能要遭到总统的一阵训斥。

岂料，等到他如约走进总统办公室，只见卡特满脸笑容，很和气地请他就座，高兴地说：“伦纳德，我已经阅读了你有关台湾问题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赞同你的意见。”

伍德科克闻之大喜，忧虑顿消。卡特告诉他，布热津斯基也有与其类似的观点。此后，他就经常与布热津斯基、卡特一起研究美中关系问题。可以说，伍德科克的意见，促成了卡特批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

1978年5月21日入夜，北海公园白塔在夜幕中依稀可见。

在公园西边的仿膳饭庄里，可见屋馆外夏夜太液池水面的灯影粼粼，垂柳依依，和风拂面而来，那些中国宫廷菜与点心都做的很精致。身材矮壮的主人穿着黑色的中山装，亚麻色头发的客人结着一条黑红色的领带，两人边谈边吃边祝酒，脸色都有点微红。

主人就是邓小平，客人就是布热津斯基。过去给毛泽东、周恩来作翻译的冀朝铸担任翻译。

这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很大作用的一次谈话。布热津斯基以后多次说起这一次谈话。他多次表示终身都很难忘记那个公园的夜晚…

抵达北京的第三天，他和邓小平先是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一个下午。接着，又转换地点，在黄昏时分来到仿膳庄边吃边谈。

他俩在交换意见过程中，谈得很充分、坦率、真诚，虽有因意见不同的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他和在场的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都觉得，邓很坚定，没有作实质性的让步，但使他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那天的讨论延续得很晚，气氛很好，后来的谈话更多带有个人的性质。邓小平不断往他的盘子里夹放令人开胃的美味佳肴，相互频频祝酒。两人都谈到了各自的家庭。

他曾在回忆中说，邓小平还对有兴趣访问美国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也作了一些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说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三年的时间了，邓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他告诉邓，我忘不了这个公园的夜晚，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的家中回请你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数年后，布热津斯基才知道，邓小平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宴请他，是邓小平知道他这次访华的不易而给他的特殊礼遇。

当布热津斯基飞越太平洋上空前往北京的时候，心里真是心潮起伏不已。

据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这次北京之行，与1971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飞越喜玛拉雅山的“波罗行动”联系起来，甚至还联想起自已与基辛格都是非美国出生的移民，却都在为美中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

这段经历深刻动人。我情不自禁联想到这种奇怪的巧合——在十年里美中关系是由两名非美国出生、接受这件任务时对中国所知不多或没有很多特殊感情、却有较多战略考虑的美国官员促成的。1972年中国的开放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具有最大的地缘政治意义，我决心要成功地将仍然脆弱的关系变成某种更加持久、更为广泛的关系。

还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猜测很讲究礼仪的中国会给予什么样的礼遇。他再次问起，基辛格第一次飞抵北京时有什么人去机场迎接，去年万斯抵达时又有什么人迎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奥克森伯格告诉他说，基辛格第一次飞抵时，迎接他的是过去与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共过事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还有就是当时刚宣布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而去年迎接万斯国务卿的是已经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

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担心他飞抵北京时受到怠慢。他所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职务上与国务卿相当，会受到相同的欢迎礼仪吗？

布热津斯基一行于5月20日下午飞抵北京。

当美国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外交部长黄华夫妇出现在舷梯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曾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人决定对这次访问给予与国务卿来访同样的规格。”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访问北京，印象很新鲜。

他参观了故宫后说：“这种宫殿和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可比。”

布热津斯基深谙谈判艺术，事前对美中两国近十年的谈判记录作了潜心研究分析，为这次谈判精心准备了一套计划。在第一天与黄华外长会谈时，“有意识地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很全面”。

他在黄华之前先发言，连翻译在内，用了三个半小时。他知道，在同邓小平或华国锋会面以前，发言将得到全面的研究，这就给了他一个机会，清楚而充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他知道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对苏联软弱，因此他强调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及卡特振兴美国防务的努力。与此同时，他知道黄华外长授权有限，因而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说任何太具体的东西。他的目的是想在战略问题上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后，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讨论此事。

在布热津斯基抵京的第二天下午，即5月21日下午4时05分-6时30分，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邓小平是在他刚刚参观了故宫博物馆就举行这次会见的。

两人一见面，邓小平就很关切地问：“你是头次来，又参观又会谈，一定很累了吧？”

布热津斯基说：“我感到很振奋！”

略作寒暄，邓小平就单刀直入，爽快地说：“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的观点和见解。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喜欢痛快。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个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就接过话题，引入了在与黄华会谈中所有意回避的关系正常化的实质问题：“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紧接着，他就直奔在与黄华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他对邓小平说：“总统要我转告你，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仅谈国际形势，不仅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进行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心存怀疑，说：“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

布热津斯基脸色显得更为严肃：“在私下谈论以及在这个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责任。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条原则。”

另一方面，他也千方百计希望中国体谅美国政府在国内、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不会受到中国的强烈反驳。

“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内的问题，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我们必须加以克服，但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的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程式的原因。”

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何时、如何解放台湾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

布热津斯基也指出：“关系正常化以后，感到不安全的台湾可能会转向苏联。”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既然美国要维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

布热津斯基提议双方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机密性磋商。

邓小平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然后又望着布热津斯基最后挖苦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盼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他回答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卡特总统的决心已下。”

次日下午，华国锋总理也接见了布热津斯基。他递交了从月球采回的岩石标本及带上月球又带回来的五星红旗。华国锋在郑重地接过礼物后，在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也使用了“如果卡特总统下了决心…”的说法。

他已经对这句话很敏感了，立即回答说：“‘如果’一词是不适合的，因为在过去两三天中，我已经说过了三至四次：卡特总统已经下了决心了。”

针对这点，他在告别宴会上，在原来准备的祝酒辞中，特意加上了关于卡特总统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下了决心的段落。

他在祝酒辞中首先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三个根本信念：第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的；第二，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第三，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然后，他加了如下一段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希望与强大的中国有友好联系。他决心和你们一起，在上海公报的范围内，克服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尚存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了决心。

布热津斯基后来谈到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同一个地点在两天内会见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印象。他感觉到华与邓的迫切感相反，似乎不那么想暗示关系正常化有迅速行动的必要。邓率直、干脆利落，华似乎较为温和、不直截了当。

他在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中记述了对邓小平的详细印象：

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他一回到美国就立即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在汇报北京之行的会谈主要内容以后，最后说，我们的情报估计是，中国人认为这次访问“很成功”。显然，中国人起初的计划是让我仅与外长全面对话，仅出于礼仪考虑而让我会见邓副总理。当中国人发现，我所处的地位既能从事广泛的战略会谈，以增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又能认真讨论正常化问题，这个计划就改变了。

卡特认为，尽管布热津斯基去中国的使命不是去谈判任何有关中美关系最后协议的，但是他干得很好，为后来取得进展奠定了基础。5月26日，外出刚刚回到华盛顿的卡特就听取了布热津斯基的当面汇报。

这天，卡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从伊利诺伊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回到华盛顿时，兹比格已经从中国回来了。他对中国人大为倾倒。我说他着了迷了。

在布热津斯基5月访华后，伍德科克被授权作为美方全权代表在北京进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秘密谈判，谈判在7月间举行。

这个授权是6月20日在白宫举行研究美中谈判方案的五人绝密会议上决定的。参加会议的五个人是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弥尔顿·乔丹。据布热津斯基回忆，为了保密，这次会议纪要由其本人手写，甚至没有让打字员打字入档。

这次绝密会议决定了正常化的时间，争取本年12月15日建交，但对外只表示美方愿意改善关系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美方认为授权伍德科克在北京谈判要比华盛顿官员“穿梭外交”的谈判会更加从容不迫。由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进行准备工作。

伍德科克建议每两周进行一次谈判。

美方这个决策核心决定主要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同中国接触：

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谈判由伍德科克与中方代表黄华外交部长在北京进行；二、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韩叙(后来是柴泽民)，主要是交换对国际形势与战略问题的意见；三、国务院东亚司负责人霍尔布鲁克与韩叙（柴泽民）在华盛顿接触，霍尔布鲁克的使命主要是接受中国方面的任何抗议照会，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的纠纷照会，以使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不受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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