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人头在菜市口挂了十年,究竟什么罪能让雍正如此大动干戈?

春引百花竟放 2025-04-09 09:19:45

自雍正三年孟冬之末,直至雍正帝龙御宾天,长达十载光阴里,京城菜市口这一繁华之地,高悬着一颗人头。岁月流转,皮肉与发辫皆已消逝,唯余惊悚骷髅于凄风苦雨中摇曳。此颗人头所属之人,乃清代史上颇具声名者,其人名为汪景祺。

【汪景祺怎么得罪了雍正?】

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系钱塘(今杭州)人士。其生于康熙十一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彼时,其父汪霖以贡生之功名,于当地颇具声誉。受此家庭环境熏陶,科举入仕之路,对汪景祺而言,几成必然之选。

据相关文献所载,汪景祺幼年便崭露头角,凭借自身才学闻名遐迩,且自恃才情,颇具傲骨。年仅十岁时,其已能撰就合乎规范的八股文。然而,科举取士之路,才学与运势向来并重。汪景祺的科举历程可谓荆棘丛生。自十九岁考取秀才后,于乡试之中屡经波折,直至康熙五十二年,时年四十一岁的他,方得中举人。

在科举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会试阶段,汪景祺的经历波折重重。于其求仕之途里,连续三次参与会试,却均未取得理想结果,得以中式。彼时,汪景祺已年届五旬,在此种情境下,对其而言,科举这条传统的晋升之路,仿佛已被重重阻碍所封堵,前景黯然。

即便科举之途未能顺遂汪景祺之意,亦不意味着其入仕之心就此泯灭。恰恰相反,汪景祺对于出仕为官的渴望极为强烈。为能尽快谋得官职,他独辟蹊径,毅然抉择通过攀附年羹尧来达成这一目标。

雍正二年,汪景祺经人脉纽带结识陕西布政使胡期恒。胡期恒久仕西北,彼时年羹尧任川陕总督,二者关联匪浅。鉴于年羹尧时任抚远大将军,深受圣上恩宠,仕途前景一片光明,汪景祺遂意图借胡期恒为媒介,攀附年羹尧,期望凭年羹尧之一言,叩开仕途之门。

汪景祺或因仕途心切,甫至陕西,便向年羹尧呈递书函。其旨在获年羹尧赏识,故于信中竭尽谄媚之态。汪景祺在书中提及,历代声名远扬之名将,诸如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等,相较年羹尧大将军,恰似“荧火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以凸显年羹尧之卓越非凡。

汪景祺于书信之中,以阿谀之态宣称,若无缘亲见被其赞为“宇宙第一伟人”的年羹尧将军,便觉此生枉存于世。此谄媚之辞,深得年羹尧之心,遂即刻将汪景祺延揽入幕府。照此情形发展,若无意外状况,数载之内,汪景祺极有可能凭借年羹尧的举荐,获任道府之职。

汪景祺可谓时运不济。自雍正三年伊始,雍正帝便着手对年羹尧展开全面清算。是年九月,年羹尧由杭州将军任上被解送至京问罪。在查抄年羹尧府邸过程中,汪景祺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浮出水面。雍正帝阅览此书后,怒不可遏,旋即在该书封面上奋笔批示:“其言论悖谬狂乱,竟至如此地步!只憾发觉此书过晚,此等逆言留存,日后定要严惩不贷,绝不让此类人逃脱法网。”

当年岁末十二月,年羹尧获赐自尽。旋即,未几,汪景祺因触犯大不敬之重罪,被押解至菜市口执行斩首之刑,并将其首级悬于市井,若无朝廷明确旨意,严禁取下。

【汪景祺的罪名是什么?】

在历史长河中,谄媚权臣这一现象屡见不鲜,从常理而言,此行为尚不足以构成严重罪行,更不至于判处死刑。然而,雍正帝却将汪景祺定性为“大不敬”,此判定从客观视角审视,似有欠妥之处。

据《大清律例》明确记载,“大不敬”位列“常赦所不原”的十恶重罪范畴,其惩处方式为凌迟或枭首示众。就汪景祺对年羹尧的阿谀之举而言,单独审视,尚不足以判定构成“大不敬”之罪。然而,雍正帝却有意以汪景祺为契机兴事。对于身为帝王的雍正而言,若要针对一介读书人采取行动,借助文字狱无疑是最为便捷的途径。

在汪景祺所著的《读书堂西征笔记》里,载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语,此表述含影射康熙皇帝之意。此外,汪景祺还对康熙帝庙谥为“圣祖”持有异议,且非议雍正帝所定年号“正”字,称其似呈“一止之象”。

在文字狱的范畴内,其影响程度不一而足。雍正帝出于彻底摧毁汪景祺声誉之目的,处心积虑,精心罗织“诽谤先帝”“妄议本朝”以及“大不敬”等罪名。通过这般操作,以堂皇之名,对汪景祺施以严刑峻法,使之遭受身败名裂之惩处。

遵照雍正帝之谕令,汪景祺之头颅于菜市口高悬久矣。菜市口,此地兼具刑场与交通要冲之双重属性。将其头颅悬于此处,旨在向四方往来之汉族士绅与文人学子昭示:大清已然承继中原正统之位,任何妄图诋毁者,如汪景祺这般,皆会落得如此下场。

汪景祺遭枭首之刑后,其眷属亦受株连。其妻被发遣至黑龙江,充作披甲人之奴仆;其服期服之亲兄弟与亲侄,一概革除官职,并发配至宁古塔。至于五服以内之族亲,无论现任、候选抑或候补官员,皆被革职,且责令其于原籍受地方官监管,严禁擅自离境。

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甫一登基,左都御史孙国玺即上奏,恳请将悬于菜市口的汪景祺首级“撤杆掩埋”。其奏请理由措辞委婉,称京师乃天下教化之首地,沿途罗列枯骨,于观瞻有妨,实不符首善之区的风范。

乾隆帝此前已对相关事宜有所风闻。然彼时雍正帝新逝,局势尚不稳定,于此时主动高调纠正前朝弊端,实非明智之举。待有大臣就该问题奏陈之后,乾隆帝顺势而为,即刻降旨批复“照所请行”,并特赦了遭发遣至边地的汪景祺之亲属。

在雍正朝的历史进程中,汪景祺案堪称首例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字狱事件。从表象观之,汪景祺因对年羹尧极尽谄媚之举而涉案;然而,究其本质,这一事件实则反映出雍正帝针对部分汉族士人的态度,乃是以强硬且严苛的举措实施打压。不可忽视的是,就汪景祺个人品行而论,即便其身处仕途,亦难成良吏,故而其获罪亦并非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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