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位学者叫黄侃，据说他有“三不上课”的规矩，即刮风不上课；下雨不上课；下雪不上课。有一天，既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雪，他却没有来上课，学生们去找他，只见他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喝茶，学生们问他为啥不上课？他说：工资没发也不上课。其实不是黄侃有多牛，而是他遇到了一个很牛的时代。

如果你认为黄侃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就错了。这位先生真有学问，用才华横溢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没有不佩服的。有一次，他答应为别人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天后交稿，可四天过去了他都没有动笔。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挥毫一气呵成，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有人说，民国时期的大师很多都有过留学的经历，他们最先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成果，并将这些新思想、新成果应用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之中，这些人都是“牛人”。实际上任何时期都不缺少“牛人”，缺少的是“牛人”生存的环境。今天，学成归来的饱学之士并不少，他们只能去送外卖度日，哪里还敢“牛”？

一个民族想要发展起来，除了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外，文化教育也要跟上。而想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要有企业家；想要把文化教育搞好，就要有学者。不重视人才的民族，必然会落后。仁慈主说：“如果他意欲，他就灭掉你们，在你们之后让他所意欲的替代你们，就像他从其他群体的后代中兴起你们一样。”（6:133）

文/马石头，图/马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