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2日，中国邮政推出了一套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纪念邮票。其中一枚邮票上的人物引发了广泛讨论。
这套邮票一共有6张，其中第二张描绘的是"遵义会议"的场景。画面上除了我们熟悉的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朱德等领导人外，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形象。这张邮票通过人物群像，生动再现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历史瞬间，其中那个不太出名的面孔，可能代表当时参会的普通工作人员或随行人员，为这枚邮票增添了更多历史细节。
这位人物此前已多次登上邮票。1985年和201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发行的邮票中，都曾出现过他的形象。
凯丰在遵义会议期间对毛泽东的军事能力持怀疑态度，不仅公开反对由毛泽东执掌军事指挥权，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其军事才能不足。
【凯丰乃何许人也？既然他反对毛主席，纪念邮票上为什么会出现他的身影？他的最终结局如何？】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他出身富裕家庭，得以享受优质教育，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
那个年代，底层百姓对社会的不公体会最深，他们清楚看到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却找不到解救的办法。有趣的是，反倒是那些家境较好、受过教育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从中获得革命启示。凯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贫苦人民。
年仅19岁的凯丰便在鲁迅主办的《莽原》杂志上撰文，阐述救国方略。随后，他迅速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在中国革命遭遇挫折之际，他果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他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学府，培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该校的毕业生包括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和何叔衡等知名人物。这些校友在党的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凯丰能入选这个团队，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出众，绝非泛泛之辈。
值得一提的是，凯丰在莫斯科求学期间，王明恰好担任该校的教师。这段师生关系使得凯丰不可避免地受到王明思想的影响，其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王明保持一致。这种思想上的联系，也直接影响了凯丰后来的政治发展轨迹，使他的政治生涯与王明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迅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王明进入中央不久，凯丰也从地方调到了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先后负责共青团宣传工作和担任书记职务。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参与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层中。
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凯丰再次被选为执行委员。
当时，王明已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接任的博古（秦邦宪）同样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他依然延续了王明的政策方向，并对凯丰保持高度信任和重用。
此时的凯丰正值28岁，正值事业上升期，未来充满希望。
博古和李德坚持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一决策严重损害了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和中央红军，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这一连串的挫折使得博古的决策和领导才能受到广泛质疑，而凯丰的未来也因此显得岌岌可危。
中国革命的进程正面临关键转折，旧有的理论体系在现实面前显露出明显的不足，已无法应对当前复杂的革命形势。若不及时调整策略，革命前途将陷入困境。对此，众多富有远见且坚定支持革命的先驱者们陷入了深沉的思考，试图寻找新的方向与出路。
博古和凯丰等人对这一情况缺乏认知，仍保持盲目自信。
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时，凯丰也加入了行军队伍。他当时身兼两职，既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的政委，同时也担任中央派驻红九军团的代表。
凯丰在军事经验上显得相对不足，从未参与过任何规模的战斗，与红军中的其他将领相比，他的指挥能力明显逊色。像朱德、陈毅、贺龙和彭德怀这些资深将领自不必提，就连比他年轻的林彪，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即便是年纪更小的肖华，也已通过多次实战磨砺，成为能够指挥大军的优秀将领。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同样经历了多次重大战役，包括讨袁护国战争、东征和北伐，积累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凯丰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军事教育，但他所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理论，这些知识并不直接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根据具体环境进行调整和灵活应用。
在军事领域，凯丰并不具备决策权。然而，他作为王明的弟子和博古的同门，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保持一致，私交也较为密切。此外，他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的职务。
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全面主导红色政权的各项政策制定，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法律等领域。凯丰在这一机构中担任重要角色，他不仅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委员，还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中全会上，即使是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这些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仅是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
作为党内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在遵义这一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上，他必须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命运。作为党历史上的重要节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为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举行的，原因在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了重大挫折，同时在长征初期也面临了严重的困境。具体来说，1934年12月初的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力，减员率高达60%。这些情况为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紧迫的背景。
与会者心中早有共识，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确保红军重新走上正轨。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当前的错误策略，让军队回归正确的方向。
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调整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将面临全面丧失的危险。当前形势紧迫，必须及时纠正错误路线，避免革命事业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关键时刻的犹豫不决往往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有力行动，确保革命成果得以保全，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这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更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出席这场重要会议的共有20名代表，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这些代表在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中既有早期的革命先驱，也有后来在党和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成员。这次会议不仅汇集了党的精英力量，更标志着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代表们的出席，充分体现了党的团结与力量，为后续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李德、邓小平、伍修权以及凯丰等重要人物齐聚一堂。这些领导人分别担任着中央政治局成员、红军高级指挥员、苏维埃政府要职以及其他关键职务，共同参与了这一历史性会议。
在会议之前，毛泽东曾面临过一段被边缘化的时期，因此在这次会议中，他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红军早期的决策机制名义上由三人小组掌控，包括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周恩来率先在会议上发言，为红军的失利承担了主要责任，展现出大局意识。相比之下，李德面对重大挫折却保持了沉默，未作出任何表态。这一局面反映了当时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与态度差异。
在周恩来发表讲话前，博古已经率先进行了汇报。他语气坚定，声称反"围剿"的失利并非指挥不当所致，而是因为国民党军力过于强大。博古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同时坚持保留对军队的指挥权，并主张红军继续向湘西地区推进。
在会议现场，周恩来与博古分别发表了观点迥异的报告。两人的立场南辕北辙，得出的结论更是针锋相对。这种明显的分歧使得会场氛围骤然变得凝重，与会者都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双方的观点势均力敌，就像一场比赛最终以平局收场。
此次会议中，朱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将领，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对其军事能力深表钦佩。他们明确表态不支持博古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一致认为应由毛泽东来负责中央军事工作。
然而，这些人在中央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无法与“三人组”相提并论，毕竟后者是最高领导层，掌握着军事决策的主导权。
毛泽东是否能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关键取决于他们三人的立场和意见。
在最高领导层中，博古和周恩来分别持反对和支持意见，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关键。此时，张闻天主动表态，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张闻天在会议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博古的问题，毫不拐弯抹角。他直接批评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缺乏真实客观的分析，认为博古的结论脱离了实际情况。这一番言论立刻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博古本人，完全没有料到张闻天会如此直接且尖锐地提出批评。张闻天的发言不仅大胆，而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博古。
王稼祥在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抱病起身鼓掌，这一举动引发了现场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位党内核心人物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博古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曾在苏联接受教育。然而，他们的选择恰恰凸显了博古决策的重大失误，也反映出博古已经失去了党内多数人的信任。这一政治动向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权力格局，更标志着党内路线的重大转折。
这两人的坚定支持为毛泽东顺利推进会议议程提供了重要保障。他们的积极立场对确保会议取得预期成果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在会议过程中，两人始终与毛泽东保持一致，这种高度配合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态度上，更在实际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会议各项议程的落实。这种团结一致的态势为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到遵义会议时强调，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也指出，如果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从之前的“左”倾路线中脱离出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成功召开。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果的关键因素。
促使这两人在紧要关头改变立场绝非偶然，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他通过细致的沟通和策略安排，逐步影响了两人的决策过程，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达成一致。这种转变背后，体现了毛泽东在政治博弈中的深思熟虑和精准把控。
在长征初期，毛泽东正遭受疟疾折磨，健康状况不佳；王稼祥则因体内残留子弹而持续高烧。鉴于两人的身体状况，博古和李德最初计划将他们排除在长征队伍之外。但毛泽东和王稼祥坚持要求参与，最终得以随军出发。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因身体原因都需乘坐担架，两人结伴同行，同吃同住。张闻天同样身体欠佳，行进时与他们相距不远，三人时常边走边聊。到了宿营地，他们更是畅谈不休，话题不断。
在多次交流和探讨后，张闻天开始认同毛泽东的观点，并认识到其正确性。通过不断的沟通和思考，他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看法，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这一转变源于他对毛泽东观点的深入理解和分析，最终促使他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毛泽东与两人亲切交谈，分享了他对中国革命未来的见解，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军事理念和作战策略。通过这番交流，两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确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他才能引领红军走出困境。
在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重要决定，支持重新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角色。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直接影响了会议的最终走向。王稼祥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他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通过这一票，他有力地推动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提到：“王稼祥是最早站在我这边的人，他在那次会议上投了决定性的一票。”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以鼓掌的方式一致同意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并未进行正式的投票和唱票环节。毛泽东后来提到的“投票”实际上是一种比喻，反映了当时与会者的普遍意愿。之所以没有进行实际投票，是因为绝大多数参会者态度明确，支持由毛泽东来领导军事工作。
在毛泽东即将重新掌权、得到广泛支持的背景下，凯丰却公开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明确反对由毛泽东领导中央工作，成为当时为数不多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作为本文的核心人物，凯丰的这一立场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凯丰批评毛泽东缺乏军事素养，认为他未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仅仅阅读了《孙子兵法》、《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一观点引发了在场人员的不满。面对质疑，毛泽东态度平和，反问凯丰：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能告诉我它有多少章吗？
凯丰对此同样一无所知，因此无法给出任何回应。
毛主席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觉得有趣。他笑着说，有些同志认为我打仗全靠两本书——《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这种说法实在站不住脚。战争又不是照搬书本就能打赢的，哪能看了两本书就能指挥千军万马？更何况，那时候我连《孙子兵法》都没读过，后来还是被逼无奈才找来看了一眼。
毛泽东的言论主要针对具体事件展开，并没有涉及过去的问题。他的讨论焦点始终集中在当前事务上，没有对历史旧事进行重提或追究。这种做法体现了就事论事的原则，避免了不必要的旧事重提。
凯丰之所以反对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王明和博古的感激之情，毕竟他们曾对他有提携之恩。他站在哪一边，更多是出于个人立场，而不是为了坚持真理。再加上他本身对军事一窍不通，完全是个外行，这也让他在决策上缺乏依据。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会议讨论中鼓励所有成员自由发表意见。无论提出何种观点，只要是在正式会议上公开阐述的，都是正当的。通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真理才能越辩越明。这种制度确保了党内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使不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认真考虑，最终形成统一决策。
关于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最初的历史资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而且当时也没必要公开这些细节。如果把这些内容都抖出来，反而让人觉得不够大气。
历史资料可以不提，但个人经历还是值得记录的。
当时，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都支持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他的立场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凯丰的行为动机其实是为了推动中国革命，并没有不良意图。这一点在1980年代发行的三枚纪念“遵义会议”的邮票中得到了体现，凯丰的形象出现在邮票上，这表明他在中国革命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也反映了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凯丰怎样了？】
在长征的艰难历程中，红军逐渐摆脱了险境。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不仅拯救了革命事业，还带领人民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凯丰起初对毛泽东有所质疑，但经过事实的验证，他迅速纠正了自己的立场，转而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他不仅停止了对毛泽东的批评，还积极维护其权威。尽管凯丰在军事领域并非专家，党中央仍然对他寄予厚望。长征结束后，他被安排在宣传部门，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这份报纸作为党的宣传工具，积极传播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最终胜利贡献了显著力量。
1939年初，凯丰前往重庆任职，担任周恩来副主席的副手。他在重庆期间，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多项统一战线工作，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年底，凯丰抵达延安，担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一职。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负责多项组织、监督和审查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毛泽东对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5年，凯丰再次被调往东北地区，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积极参与解放战争的相关工作。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同时担任沈阳市党委第一书记。他在东北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负责该区域的党务工作。作为东北局常委，他参与制定和实施东北地区的重大政策决策，在沈阳市则全面主持市委工作，推动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一任命体现了党中央对凯丰工作能力的信任和重视，也反映出东北地区在建国初期的重要战略地位。
朝鲜战争打响后，东北地区成为了战略要地。作为沈阳的主要负责人，凯丰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分昼夜地处理各项事务。他有效地管理着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确保了生产、市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在他的领导下，沈阳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为最终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1952年11月，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马列学院（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的院长。他在这些职位上全身心投入，为党的宣传和理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凯丰曾一度对毛主席持有异议，但这只是短暂的误解，并非固执己见。他在革命事业中表现出了极高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常常不分昼夜地投入工作，最终因过度劳累而病倒。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去世，年仅49岁。他的早逝无疑是对我党的重大损失。
195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为凯丰举行了追悼会，由邓小平以秘书长身份主持。这一安排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凯丰革命生涯的高度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