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之后，以蒋琬、费祎等人为首的接班人们开启了后诸葛时期的蜀汉政局。然而一方面，蒋琬等人在能力上与诸葛亮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与诸葛亮可以凭借托孤之名来号令群臣不同，蒋琬等人缺乏足够的威望，这些给他们在施政治国方面带来了一些新的难题。不过即便如此，蒋琬、费祎二人还是凭借诸葛亮临终前的举荐从而能够开府治事，而再之后秉政的姜维、陈祗、诸葛瞻等人则再也未能获得开府的权力，也再无一人能够同时掌管蜀汉的政、军大权了。
1.蒋琬时期蜀汉政局的平稳过渡
诸葛亮的猝然离世，给蜀汉政权核心领导层带来了巨大的震荡，长期以来诸葛亮担起了蜀汉政权的一切军政要务，事无巨细悉加关注，这样一位主心骨人物的离世，其本身带来的震荡就不会小。加之曾被世人认定为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领军人物的杨仪、魏延两人，由于在国家震荡之际相互攻伐，最后魏延被诛灭三族、杨仪被贬自杀，这又给蜀汉阵营内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内耗。其中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随着内乱事件的发生，蜀汉内部不得不兵戎相见，长期以来的战友因为高层人物的争权夺势最后不得不生死相拼，这给政治气氛一直比较融洽和睦的蜀汉政权以一记重击。包括费祎举报杨仪这样的事件在内，蜀汉官僚相互之间开始怀疑与猜忌，生怕卷入政争之中，功勋如马岱也出于不安主动进攻曹魏以求建功。
当时整个蜀汉乃至曹魏、孙吴都将目光集中在诸葛亮选定的蒋琬身上，蒋琬能否处理好诸葛亮去世后的这段过渡阶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蜀汉政权接下来的走势。
蒋琬（2世纪－246年），字公琰，三国时代蜀汉的重臣，是刘敏、潘濬表兄。荆州零陵湘乡（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蜀汉四英之一。初随刘备入蜀，诸葛亮卒后封大将军，辅佐刘禅，主持朝政，统兵御魏。采取闭关息民政策，国力大增。官至大司马，蜀汉安阳亭侯，谥号恭。
蒋琬也确实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期望，长期留守后方负责后勤事宜的蒋琬在魏延事件中得到了董允等人的信任，率领其手下的宿卫营前往平乱，树立起了朝中留守大臣领袖的形象。秉命执政后，蒋琬把握住了当时蜀汉政局的走势，意识到此时蜀汉最需要的是稳定。单从对政局的把握以及个人修为来看，蒋琬确实比魏延、杨仪等人高出不少。
蒋琬执政风格公正有节，群臣对其也表现出极大程度的信任。于是延熙元年（238 年），后主刘禅下诏命其开府治事。在其任上，蜀汉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同时蒋琬也不忘建国以来就确立的北伐这一基本国策，多次商讨北伐路线。他与姜维的合作也较为融洽，在其任大司马期间，他曾上书后主，建议由自己率军进驻涪城，以姜维为先锋向凉州进发。然而正当蒋琬准备大举北伐的时候，他却病重去世。
2.费祎执掌蜀汉朝政大权
继蒋琬之后执掌蜀汉朝政大权的是诸葛亮指派的第二位接班人——费祎。与蒋琬纯粹的荆襄势力身份不同，费祎虽为江夏人，然其与刘璋有姻亲关系，年少时就同其族父入蜀，因此费祎属于有着荆襄地缘关系的东州势力。诸葛亮之所以选择费祎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单单是因为其能在魏延、杨仪间调解矛盾尽其所用，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特殊的身份能够很好地协调荆襄势力与东州势力间的利益冲突。因为诸葛亮明白蒋琬与自己不同，他没有足够高的威望来整合政权内部的诸多势力，但如果赋予蒋琬极大的权力来统御群臣，难保不会出现下一个如曹操、司马懿一般的权臣。因此他选择提拔费祎，以蒋琬为主、费祎为辅，只要荆襄势力与东州势力相安无事站在同一战线，那么整个蜀汉政权就会稳若泰山。
蒋琬由尚书令迁为握有军权的大将军后，费祎继任尚书令一职，分割了一部分内政方面的权力。之后当蒋琬以大司马身份驻扎涪城准备北伐时，费祎又升任大将军，由单单掌握内政权力转变为政军大权一把抓，升迁轨迹与蒋琬相同。蒋琬通过分割出一部分权力，换来了费祎以及其背后的东州势力在后诸葛时期过渡阶段的鼎力协助。
延熙七年（244 年），曹魏大举入侵，费祎以主帅身份率军迎敌。魏军退后，蒋琬辞让益州刺史一职，此时的费祎在朝中的地位已与蒋琬无二。延熙九年（246 年）蒋琬去世之后，费祎地位愈高，虽然长年驻于汉中，蜀汉全国政军之事咸决于费祎。延熙十五年（252 年），费祎成为蜀汉政权历史上第三位获得开府治事权力的大臣。但仅仅一年之后费祎就在岁首大会时，因酒后欢愉放松了戒备，为降将郭脩所刺杀。费祎执政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就颇为意外地结束。
蒋琬、费祎执政时期，两人很好地完成了蜀汉政权过渡阶段的权力交接。蜀汉也在这段时间内极大程度地恢复了国力，稳定了国家形势。同时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蜀汉转变对魏策略，转攻为守，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北伐行动，同时以汉中为依托，在兴势之战中大败曹爽大军。政治安定、厉兵秣马、战略防御成为该时期蜀汉政权的主要特征。但在这样和睦、稳定的表象背后，蜀汉政权内的政治斗争仍在悄悄上演，其带来的影响也从蜀汉内部政治体系蔓延到了国家的对外方略之中。
3.诸葛亮“宫府一体”朝政体系的瓦解
西汉以来，丞相一职权力极大，通常被视为朝中的最高行政首脑。鉴于相权过重，从汉武帝起，统治者们就开始尝试削弱相权，如设立内朝、实行三公制等等。蜀汉官制承袭汉朝，设丞相一职作为最高行政首脑总理政务，同时又沿袭了东汉以来的三公制。然而终蜀汉一朝，丞相一职仅诸葛亮一人担任过，三公也不常设。对蜀汉政权来说外朝最高执政者必须兼领“录尚书事”才能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力。
早在刘备称汉中王时，他就任命法正为尚书令。法正在当时颇得刘备信任，隐隐有与诸葛亮齐头并进之势，就连诸葛亮也对法正之势颇为无奈，但不料法正在第二年就早早离世。直到刘备去世之前，刘备先后共任命过三位尚书令，法正、刘巴、李严。在尚书令这样一个关键的职位上，刘备始终任用不同势力的官员以此来制衡以诸葛亮为首的荆襄势力。
但出乎刘备意料的是，在从蜀汉建国到刘禅继位之间的这段奠基时期内，法正、刘巴二人先后病逝，以致尚书令更迭过于频繁。尚书令一职在蜀汉政权体系中未能发挥出刘备所设想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的身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刘备所构想的尚书令与录尚书事双轨并行体制在此时基本已经名存实亡了。
即使刘备托孤时，以诸葛亮为主，尚书令李严为辅。但是由于李严改任中都护留守永安，长期远离朝中，故而尚书令一职在朝中的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后主登位之后尚书令一职一直空缺，直至建兴三年（225 年）时，方才任命荆襄势力的陈震为尚书令。至此诸葛亮所代表的荆襄势力既能够以丞相府为依托掌握朝堂人员的选拔权，同时又以本势力力量占据尚书令之位，为荆襄势力在蜀汉政权中掌握绝对执政地位扫清了屏障。刘备建国之初的良苦用心彻底化为泡影。
诸葛亮之所以再未任命过尚书令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从建兴六年起就开始长期领兵在外，在丞相府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堂权力的情况下，他没有必要再去任命一位尚书令。由于诸葛亮大权在握，当他率军远征时，必须先考虑好后方是否安定，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如果随意安排一位尚书令，极有可能出现尚书令试图夺权或皇帝借用尚书台夺回丞相府权力这类事件。
从后主刘禅的角度考虑，诸葛亮生前影响力过大，严重威胁到皇帝的权威，在此时趁继任的蒋琬、费祎影响力远不如前人，重拾尚书令与录尚书事并行的双轨体制，可以让朝中的权力结构趋于稳定，也有助于皇权的重新集中与恢复。
延熙六年（244 年）前后，蒋琬染病，长期坐镇汉中的他对朝中的影响日益降低。于是为稳固朝政，蒋琬逐渐将权力让渡给费祎，同年费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延熙七年（245 年），蒋琬将益州刺史辞让给费祎。随着蒋琬去世，费祎开始独掌朝政。
虽然后诸葛时期蜀汉重拾双轨体制，可从根本地位上来说依旧是录尚书事统管尚书台，此时的双轨体制并未真正成型。但不管怎么说，后诸葛时期重拾双轨体制的尝试是蜀汉政权朝政发展的必然，这有助于蜀汉政权的平稳过渡以及皇权的重新稳定。然而从另一层面上看，这样的体制对北伐这种需要举国同心的大规模行动来说难免会产生消极影响。
4.蜀汉内部对外战略的分歧
蒋琬、费祎时期政权权力让渡的影响不仅作用于朝政体系之中，还反映在了蜀汉政权的对外方略上。这一时期蜀汉政权虽然转变了对曹魏的作战策略，少有大规模进攻，但并不代表蜀汉政权改变了北伐中原的国策。延熙元年（238 年），蒋琬在稳定了朝中形势后，就亲自率军屯于汉中。他驻扎在汉中的六年间，曹魏不敢来犯，与此同时他数次派遣姜维率偏师西进凉州袭扰曹魏。考虑到长期以来，蜀汉军队数次向关中地区进攻却因道路艰难而无功而返，因此蒋琬试图转由水路进攻曹魏。但是蒋琬的这个想法在朝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后主刘禅甚至派费祎、姜维二人到汉中当面劝阻蒋琬，于是水路攻魏的计划只能作罢。虽然蒋琬的这个进攻计划确实考虑不够周全，即便蒋琬此时任大司马录尚书事，然而他的政治影响力还是远不如诸葛亮，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提出新作战方案时遭遇到极大阻力的原因。加之后主刘禅在此时已经重新掌握了朝中话语权，可以对执政者的作战计划进行干预，此时朝政体系变动带来的影响就开始作用于蜀汉的对外方略上了。
在这之后，蒋琬仍旧没有放弃北伐曹魏的想法，遗憾的是，积劳成疾的蒋琬病重离世，北伐计划再度搁置。
继蒋琬之后执政的费祎在北伐事宜上的态度与前人截然不同，诸葛亮、蒋琬是荆襄势力的代表，他们一直以来奉行的就是光复汉室的国策，因此北伐是必须之举。而身为东州势力领袖的费祎则不然，长期以来东州势力久居巴蜀腹地，已然将益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他们来说如果没有绝佳机会，北伐只能是徒耗国力，他们不愿意将东州势力的军事力量消耗在这样高代价低回报的军事行动中。因此费祎上台之后，再无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而作为诸葛亮北伐意志的接班人，姜维一直以来都是坚定的主战派，但费祎每次拨给姜维的兵力也差不多万余人，费祎拒绝姜维的理由也是极为牵强，首先，费祎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蜀汉官员才能不足以平定中原；其次，在这种情况下不如保国治民，安居国内，等待国家能出现一个惊天动地之才；最后，不要抱侥幸心理希望能一举成功，那只能是白白伤亡。
依费祎这番言论，只有蜀汉出现比诸葛亮还要出色的人才方能主动进攻，然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费祎这番消极保国的言论足以看出其对北伐的不屑与反对，以姜维为首的主战派在这段时期中也只能听命于费祎继续留守国内。费祎这种“保国治民”思想无形之中逐渐拉大了蜀汉与曹魏间国力的差距。自此之后，蜀汉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消极抵抗、亡国叛敌的风潮思想才是荼毒更久的恶疾。
5.姜维地位的不断提升
在后诸葛时期，虽然军政大权掌握在蒋琬、费祎等人手中，但是负责在北伐战场一线作战的却主要是姜维。
姜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在天水地区收降的曹魏将领。由于他遭到其上司天水太守马遵的抛弃，同时家乡冀城也对其闭门相拒，无奈之下姜维以及其余天水官吏被迫投降诸葛亮。虽然第一次北伐的功败垂成让诸葛亮遗憾不已，但是对于姜维的来投，诸葛亮还是感到相当兴奋的。
姜维投降后，诸葛亮对其极为重视。任命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他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拜将封侯，在于第一，姜维是凉州人士，长期与羌、胡人打交道，与雍凉地区有着天然的地缘联系。蜀汉在马超去世之后，急需另一位在雍凉地区有号召力的本土代表，而姜维恰好能够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第二，蜀汉自雍茂被杀后，就少有外州人士来投。诸葛亮对降将封侯拜将的举动也是为了彰显蜀汉政权优待外来人才的态度。第三，诸葛亮确实感叹于姜维的才干，对姜维有所期待。
从建兴六年（228年）归降蜀汉开始，姜维的职位不断升迁。如诸葛亮所设想的那样，在诸葛亮去世后，34岁的姜维以右监军辅汉将军之职，统领诸军。延熙元年（238年）姜维随蒋琬进驻汉中，并出任蒋琬大司马府中的司马一职，多次率领偏师袭扰曹魏。可以说姜维与蒋琬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默契的，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是诸葛亮刚刚去世的过渡期，稳定国家形势才是第一要务，同时蜀汉也需要休养生息数年为日后北伐积攒足够的物资。故而直至延熙六年之前，蜀汉都未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种情况到延熙六年时发生了变化，由于蒋琬顺江东下进攻魏兴、上庸的计划遭到群臣反对，因此他决定重新采用先前的凉州方案。蒋琬上书后主，他决定借用姜维在凉州地区的地缘关系，联手羌、胡之兵蚕食凉州以加强国力。这个计划是诸葛亮陇右战略的延续。从军事角度分析，夺取凉州可以打破蜀汉汉中战线所面临的包围圈，从而实现对曹魏关中地区的反包围；从地理位置上看，雍凉地区西高东低，一旦据有陇右，陇山以西地区再非曹魏所能掌握，之后居高临下，可以时刻对长安等关中腹地产生威胁；从经济角度上来讲，一旦割曹魏陇右一臂，能极大程度丰富蜀汉政权前线的粮草储备，解决历次北伐运粮困难的问题，并且该区域的兵源、战马质量都堪称全国顶尖水平。于是蜀汉政权封姜维为镇西大将军，同时遥领凉州刺史，蒋琬也将大本营移往涪城以为接应。遗憾的是由于蒋琬病情加重，该计划最终未能执行。延熙九年（246 年）蒋琬去世，随着费祎的上台，该计划暂时搁置。
延熙十年（247 年），姜维升卫将军，在入蜀将近二十年之后，姜维终于挤进了蜀汉政权的核心领导层，但此时朝中的一把手是职位更高的费祎。费祎对于北伐是持反对态度的。在他看来北伐是低回报高风险的军事行动，只会白白损耗国力，不如休养生息治国保民。姜维本希望费祎能够延续蒋琬时代的凉州方案，却发现朝中风向已经为之一变。希望重启北伐计划的姜维深受打击。
但即使在受到费祎制约的情况下，姜维仍利用有限兵力不断尝试向西进军。延熙十年（247年），姜维出兵汶山平定了平康夷的叛乱，紧接着北上陇右，与曹魏名将郭淮、夏侯霸大战于洮西，并迎胡王治无戴等人入蜀。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依旧尽可能地执行联合羌胡、攻略陇右的战略方针。可惜由于朝中缺少对前线的支持，蜀汉最终还是错过了北伐的大好时机。
延熙十二年（249 年），曹魏内部发生巨变，为曹爽所排挤的司马懿趁其携魏帝曹芳出行拜谒高平陵之际突然发难，曹爽在司马懿等人的劝诱之下放弃抵抗，之后被司马懿捏造罪名杀害。之后司马懿借高平陵之变大肆打击曹氏宗室，曹魏政权内部产生巨大震动，此次事件波及甚广，曹魏名将夏侯霸因为担心被司马家所害，选择投奔蜀汉。此时曹魏政权内部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地方诸州长官、亲曹派人士都对司马家的作为感到不满。因此，这对蜀汉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兵良机。蜀汉方面虽然也确实趁此良机进兵雍州，但由于兵力不足，此次出征最终无功而返。
此时的费祎与姜维代表着蜀汉政权内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态度，摆在姜维面前的是一座几乎难以逾越的大山，这座山并非来自曹魏，而是来自蜀汉政权内部的反战力量。但出人意料的是，延熙十六年（253 年）费祎突然遇刺，姜维北伐的阻力瞬间消失。
6.姜维北伐时代
从费祎去世的延熙十六年（253 年）开始到景耀元年（258 年），姜维连续六年发动了北伐攻势。十六年，进围南安，粮尽而退；十七年，出陇西围襄武，斩魏将徐质，拔河关、狄道、临洮等三县百姓回师；十八年，与夏侯霸一同出兵，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杀敌数万，获得其北伐以来的最大胜利，之后魏将陈泰率军来救，姜维暂退至钟题；十九年，姜维因功迁大将军，之后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相约会师上邦夹击魏军，但由于胡济失约不至，姜维深陷敌后，最终被魏名将邓艾击败，蜀军死伤惨重；二十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于淮南反叛，姜维趁关中空虚直取秦川，但魏将司马望、邓艾坚守不战，次年诸葛诞败亡后，姜维退军。
六年里，姜维的历次军事行动主要将攻击重心放在了陇右地区，这期间仅有一次遭遇失利，然而正是延熙十九年的那场惨败，但这一次的失利，对于蜀军而言不是军事上的打击，而是国内的舆论压力。
从军事用兵的方面看，蜀汉北伐的思路大抵就是利用姜维等人在凉州地区的影响力，联合羌、胡蚕食雍凉地区。从延熙十六年（253年）开始，姜维长时间在陇西地区用兵，特别是延熙十八年（255 年）到次年的段谷之战前后，蜀军一直游荡于陇西地区，极度依赖羌、胡的物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段谷之战的失利使羌、胡先前的投入完全化为泡影，同时重要将领王嗣（主要和羌、胡打交道的人）在战斗中为流矢所伤，之后伤重离世，蜀军与羌、胡的关系也随之紧张起来。失去外援力量的蜀军在陇西地区寸步难行，那么改变北伐路线就势在必行了。这种情况直到景耀五年（262 年）才稍有好转，姜维在该年率大军出汉、侯和，重新在陇西地区用兵。这次进攻依旧没能有所突破，姜维最终仍为邓艾所败，这也是姜维最后一次率军北伐。
自费祎执政以来，蜀汉国内反战浪潮便逐渐兴起，之后费祎的突然遇刺以及姜维的连连用兵，很容易让人猜测姜维是费祎刺杀案中的幕后黑手。蜀汉内部本就对嫌疑重重的姜维没有好感，加上姜维以降将的身份统领蜀汉子弟年年征战却无根本突破，这就更加引起蜀汉内部许多官员百姓的不满。
蜀军在段谷之战中死伤、投降、离散、逃兵之数加起来约有万余人。对曹魏来说，他们可以承受得起洮西之败那样的惨败，而蜀汉却经不起段谷之战这样的损失。
姜维长期用兵无功，使国内反战压力愈来愈大，在重压之下蜀军内部出现了其余势力人物不配合出兵的情况，最终在段谷之战中酿成大祸。由于国内诸势力都对姜维有所不满，因此他们将此战失利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姜维一人。虽然姜维之后仍然以后将军之职行大将军事，并在景耀元年（258 年）复拜大将军，但其在朝堂内部的力量却极其微弱。
7. 蜀、魏日益拉大的国力差距
自建兴六年（228 年）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开始到景耀元年（258 年）前后，蜀汉历经三十年北伐却始终未能动摇曹魏统治半分。这其中既有蜀汉与曹魏国力相差巨大的原因，也不乏一些偶然事件的运气问题。
如刘备平定汉中、上庸后，其军力与所占有的领土都达到了鼎盛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关羽于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选择北伐，进攻襄樊地区。但荆州地区位置敏感，处于三国交界之处，各势力都觊觎此地，因此荆州形势极其复杂。在关羽北伐形势大好之际，孙权暗中与曹操结盟，合力袭杀关羽。而仅仅一年之后，曹操就在洛阳染疾病逝。如果关羽再多等一年，那么对当时已经实现“跨有荆益”的刘备势力来讲，就将迎来“天下有变”的最佳时间。到那时北方动荡，孙权也会将注意力转移至北方战场去分一杯羹，而不是一直对荆州虎视眈眈。
再如蜀汉开始北伐后，如果姜维在蜀汉朝中能更早地掌握兵权不被牵掣，那么高平陵之变就将成为蜀汉北伐以来难得的一次绝佳机会。若姜维在洮西大捷之后，能够率军回国而不是为扩大战果辗转陇右直至遭遇段谷惨败，那么诸葛诞叛变事件，至少能为蜀汉争取到“断其陇右”的一次出兵良机。
但历史没有如果，蜀汉北伐难有进展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国之间日益拉大的国力差距。长期在一线与曹魏交锋的姜维对此深有感悟，洮西惨败损失数万军马虽然对曹魏西北防务带来一定影响，但却未伤及曹魏根本，主帅王经也没有因为这场败仗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姜维不同，段谷之战的失败就已经让他几乎处于全国人的口诛笔伐之中，不同的国力水平决定了不对等的舆论环境。因此为了改变现状，在景耀元年前后，姜维结合多年以来的一线作战经验，决定对蜀汉的国防部署上进行一番大变革，以图一举扭转两国形势，而此番改变也对蜀汉未来的兴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刘备时期开始，蜀汉在汉中区域一直采用“实兵诸围”的防御策略。凭借着汉中地区险峻的地形，蜀军只需将主力部队尽数拉到四川盆地周围，就能够将曹魏大军拒于国门之外。由于进攻汉中的各条通道险峻难行，因此曹魏大军虽然拥有人数优势，但是却施展不开。这套防御体系是蜀汉建国以来长期执行且行之有效的一套策略，发生在延熙七年（244 年）的兴势之战便是一次极为典型的战例。
兴势之战时，曹爽率军10万之众而蜀汉汉中驻军却不足三万人。当时蜀汉军中许多人认为汉中守军兵力不足，应当退至汉、乐二城固守，等待涪城方向派来援军。但时任汉中战区总指挥王平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率蜀军抢占兴势等险要之处。曹魏大军举步维艰。最终蜀汉在兴势之战中大获全胜。王平在兴势之战中正是严格遵循魏延当年制定的“实兵诸围”战略，亲自率蜀汉主力军马远出国境依险据守，才使人数众多的曹魏大军最终无功而返。可以说“实兵诸围”是一种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纯防御战略，这也是基于蜀汉国情的最佳防御体系。不过从另一方面上来看，此战术极为注重防御，但同时也难以对曹魏主力造成根本性的打击。
常年游击于陇西战场一线的姜维自然了解蜀、魏两国国力的根本性差距。他意识到蜀、魏两国战争的关键已不再是一城一池的争夺，而是对敌军有生力量进行打击杀伤。魏延、王平所传下来的“实兵诸围”虽然合乎兵法，但是只能起到防御的效果，无法对敌军产生更大的伤害。地形优势对于双方是相互存在的，由于地形险阻，蜀汉北伐无法打破僵局，曹魏南下也无计可施，但是如果墨守成规，对蜀汉而言只能是坐以待毙。
姜维决定实施“敛兵聚谷”战略。此战略具体可分为“敛兵”与“聚谷”两方面，首先“敛兵”即收缩兵力，将蜀汉谷口诸围的守军全部收缩至汉、乐二城，同时于各重要关口皆派兵镇守，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此外在汉中往陇西方向建造围守加强防御。接着是“聚谷”，在曹魏大军拉长战线的同时，收聚粮食、退守关城、坚壁清野。“敛兵”与“聚谷”相结合下，曹魏大军只要进入蜀军布下的口袋阵中，就会出现缺乏粮食补给，同时又无法攻克汉、乐、阳平关等险要关城的情况。这时蜀汉主力游击各处，使曹魏大军疲于奔命，最后在曹魏军马即将撤退之际，各关将士与蜀汉的游军主力一同出击，将敌军一举歼灭于本国境内。机动灵活、强调反击、注重杀伤是此战略最为鲜明的特点，这种以本国纵深为诱饵，弃汉中外围天险的战略，能够吸引曹魏主力南下，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该战略便能够获得更为宏大的战果。
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多方势力对姜维愈发敌视，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姜维历年北伐无功，姜维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才决定改变蜀汉多年以来赖以生存的国防策略以博全歼曹魏主力的一线生机。这样的一场歼灭战若能成功，轻则曹魏雍凉不保，重则蜀汉能趁势一举反击中原。但若是把握不好诱敌的份量，或蜀汉防御部署中出现重大差错的话，那蜀汉亡国就指日可待了。
景耀六年（263 年），在司马昭的总指挥下，“敛兵聚谷”战略迎来了实战检验的机会。从战略角度上来看，“敛兵聚谷”无论从防御还是反击来看都相当具有杀伤力，并且从理论上讲也十分适合蜀汉国情。但是在景耀六年（263 年）的这场灭蜀之战中，“敛兵聚谷”战略由于种种原因非但没能发挥出它本身的作用，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首先，蜀汉国内指挥系统相当混乱、滞后。先前提过蜀汉改用“敛兵聚谷”之策，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曹魏大军入蜀，之后将其困在四川盆地内，待其粮尽疲困之际打一场歼灭战，这需要各关城、围守以及姜维主力游军的默契配合。按常理而言，前线战事瞬息万变，因此在这种容错率极低的战略中最好由长期在前线调度的人负责总指挥。这样来看总指挥的人选本应非姜维莫属，然而由于蜀汉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姜维受到各方势力的排挤，因此此时就必须由远在成都的后主刘禅负责调度指挥。但一方面刘禅本人不具备指挥全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前线形势瞬息万变，由成都方面传递出的战场指令往往过于滞后，不利于蜀汉全军的调动协防。
曹魏的此次南征由于姜维主力远屯沓中，汉中外沿又无兵把守，因此他们将西线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了南征的队伍之中。司马昭对此次的灭蜀之战作了周密部署，在伐蜀前一年先令东方诸州大肆建造船只，对外宣称在进行伐吴的准备工作，以麻痹蜀军防务。姜维方面不可能没有察觉到曹魏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探听到魏军密集异动的消息后，姜维曾进表提醒刘禅，但遗憾的是由于黄皓信任鬼巫，对此不以为然，后主也就将军情压下不表，导致群臣对军情一无所知。直到钟会、邓艾等人已经向蜀境袭来，后主才下令张翼、廖化、董厥等部出兵支援。若按照姜维的上书及时出兵的话，那么阳安关口、阴平桥头这两处曹魏主攻点的守备力量就能得到加强，并且护住阴平桥头的廖化部还能够掩护远在沓中的姜维主力回师汉中。但是由于后主昏庸，行事迟滞，姜维所部最后历经了多番转战后才折回汉中，阳安关日后也为曹魏所攻陷。
可以说后主刘禅在指挥蜀汉防御部署时反应迟滞，造成了蜀汉内部军马调度的混乱，这直接导致“敛兵聚谷”战略的执行大打折扣。后主刘禅应是蜀汉灭亡的第一责任人。
其次，魏军进逼之下蜀汉文武的阵前反叛。蜀汉国内的政治气氛从延熙末年起就开始急剧恶化，在投降派多年来的舆论宣传下，蜀汉内部的凝聚力已大不如前。“敛兵聚谷”舍外围防守而引敌于内，虽然可博大利，但其风险极高。敌人越是接近就越是少一层防御，多一份危险。曹魏大军的大举来犯虽在姜维等人的意料之中，但对于大多数中下层文武官员而言，无疑会带来极大的恐慌。猝然面对邓艾、钟会等人的大军，使不少蜀汉官员动了投降的念头。
与此同时，邓艾大军在追击姜维至阴平后，见姜维退守到易守难攻的剑阁，便上书司马昭，希望能够率部直插蜀汉腹心之地。冬十月，邓艾向阴平山道进发，钟会也派部将田章听候邓艾调遣。大军跨越七百里艰难山道，几遇路尽粮绝，最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江油城下。田章所部为先锋，在百里内连破伏兵三校，最后蜀江油守将马邈举城投降，邓艾军起死回生。当时时值隆冬，邓艾所部经过七百里绝经行军后已经是强弩之末，马邈只需坚决贯彻姜维“敛兵聚谷”的战略，将军马收拢回城，坚壁清野，粮草不继衣裳不足又无大型攻城器械的邓艾军只有死路一条。然而马邈最终选择投降，不仅使姜维驻军剑阁抵御魏军的计划破灭，还在蜀汉国内腹心之地插入了一柄利刃，曹魏大军得以直面成都。
最后，蜀汉高层将帅失协。邓艾拿下江油后，成都方面令卫将军诸葛瞻率部迎战。然而诸葛瞻或许是出于与姜维的政见不合，在关键时刻竟意气用事，不愿执行其“敛兵聚谷”之策，他不肯抢占涪县拒敌于城下，而是缓缓而行。涪县是蜀中东、北的要冲之地，蒋琬当年就是看中其“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的地理位置，才选择将涪县设为他的大本营。然而就是这样的险要之地，诸葛瞻却放任邓艾先行抢占。
如果说诸葛瞻弃涪不守是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之后诸葛瞻退守绵竹时据险不守就是他所犯的第二个错误。诸葛瞻为邓艾的劝降书所激怒，弃绵竹天险不守怒而出兵，最终败于用兵老辣的邓艾，以诸葛瞻为首的蜀汉众将尽皆战死，蜀汉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砰然倒塌。正是由于蜀汉高级将领间关系不睦，才会在战场上直接反映为缺乏交流与协同作战。诸葛瞻身担重责，却因意气之争以国运为赌注，不禁令人感叹。
诸葛瞻的溃亡打散了蜀汉朝中抵抗派最后的信心，投降派们开始大肆鼓吹降魏保富贵的提议。后主刘禅不顾前线仍在为其死战的将士，乘骡车出降邓艾。“敛兵聚谷”战略彻底破产，蜀汉自此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