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定居香港的张国焘辗转多人，终于联系上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记者。

张国焘希望记者回北京后，替自己向中央转达一些话。

记者跟报社领导请示后，同意了张国焘的请求。

这一天晚上，张国焘深思熟虑后，便开始动笔，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你们好……”

1938年4月，张国焘打着祭拜黄帝陵的旗号，回程时声称要去西安一趟，转眼便投靠了国民党。

见到蒋介石后，张国焘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像是终于见到了“救星”一样。

二人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张国焘甚至放言，自己在红军队伍的经历是“糊涂多年”。

此时，张国焘还在幻想，换了阵营可以平步青云、马到功成，谁曾想，等待他的是嫌弃与白眼。

双方见面后，蒋介石把安置张国焘的工作，安排给了戴笠。

戴笠对这位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还是抱有一定的尊敬与看重的。

他不仅安排好了张国焘的工作与住处，还给他准备好了小洋楼和专车。

虽说张国焘已投奔国民党，但考虑他叛徒的身份，戴笠不敢轻信此人，安排他工作的同时，也准备好了一批特务，专门监视张国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抵达重庆后，张国焘满心期待，心想自己怎么也能混个管理层，就算是与戴笠平起平坐，他也是有资格的。

没想到，戴笠安排的工作让他大跌眼镜：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国焘一时间搞不清楚，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听了半天他才明白，奶奶的！这不就是当国民党的特务嘛！

想当年，自己也曾是个高级领导层，现如今竟然沦为特务——张国焘闷闷不乐。

戴笠见此便开始“画大饼”，表示张国焘初来乍到，先从“基层”做起，多了解一下工作再说。

张国焘一听，此番话多少有些道理，便接受了这个岗位。

当惯了“领导人”，张国焘怎么可能甘心当特务呢？

他想出了一个“升官发财”的“好点子”。

张国焘找来戴笠，表示自己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曾经的领导，如果去策反肯定能成功。

戴笠半信半疑，心想着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便让张国焘暗中实施他的计划。

张国焘叛逃后，中央立即开除了他的党籍，他投身敌军的消息人尽皆知，怎么可能还会有人听他的呢？

策反红军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张国焘却中了戴笠的“计”。

戴笠借此机会大发雷霆，不仅撤销了张国焘的职务和待遇，连小洋楼和专车都没有了。

在戴笠这里失去了一席之地后，张国焘终于遇见了一位赏识他的“贵人”。

对方与张国焘是北大校友，久仰他的大名，立即给他开出高官厚禄，邀请他担任“中统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兼秘书。

张国焘心中窃喜，“哈哈！好你个戴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但是……一个叛徒，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

在中统的日子并不好过，连特务都看不起张国焘。

他们经常当着张国焘的面，冷言冷语，更有甚者还曾当面侮辱他。

张国焘十分郁闷，不仅被同事排挤，工作上也一筹莫展。

昔日的张国焘，他掌握的共产党情报早已“过时”，他叛逃后，红军立即做出了应对措施。

张国焘每天上班便是读书看报，再无实质性的工作可言，仿佛他来中统工作就是一个笑料。

1946年，张国焘终于有了一份“正经”工作：江西善后救济署署长。

没想到，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

张国焘本就是江西人，这次“衣锦还乡”，他得意极了，本以为终于能够施展拳脚了，却发现他的顶头上司是他的“昔日旧敌”——王陵基。

红四方面军进攻川北时，曾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而王陵基则是川军师长。

因不敌红军，王陵基差点让刘湘枪毙，现如今，当年的对手却成了自己的下属，简直是风水轮流转！

王陵基怎么可能，会给张国焘好脸色呢？

得知张国焘抵达江西后，王陵基立即摆了一桌“鸿门宴”，为张国焘“接风洗尘”。

张国焘天真地以为，现如今大家同处一个战营，昔日恩怨一笔勾销。

宴席上，王陵基举杯致欢迎辞，气氛却逐渐“跑偏”。

面对王陵基的阴阳怪气，张国焘饭也不吃了，冷脸离席。

本以为在宴席上已经受尽了侮辱，没想到王陵基的“复仇行动”还没有结束。

张国焘走马上任后，王陵基处处给他穿小鞋，使得他的工作根本开展不下去。

才到江西两个月，张国焘就坚持不下去了，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都混不下去了，干脆辞了职。

叛逃后，张国焘受尽了讥讽与嘲笑，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可以说张国焘的一生高开低走，一副好牌却被他打得稀烂。

1953年，张国焘早已移居香港，为何又会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使刘少奇看后表示坚决让他深刻检讨？

张国焘“弃官从文”以后，在上海创办了《创进》周刊。

虽说他在国民党“窝里”没少受委屈，也因为混不下去脱离了其中，但是在这本周刊里，张国焘还是大肆宣传了“反共”思想。

1948年，国民党见大局已定，开始准备退路。

蒋介石跟许多高级将领纷纷准备好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台湾。

这时，张国焘也蠢蠢欲动，他怕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要与他“秋后算账”。

早就脱离了国民党队伍，大难临头时，张国焘却又想到了“为党国效忠”。

他找到了毛人凤，商量举家移居台湾的详细事宜。

蒋介石本就多疑，对于叛徒更是不会相信。

他早就跟毛人凤叮嘱过，不让“中共叛徒”一起去台湾。

毛人凤经不住张国焘的百般恳求，还是打电话请示了蒋介石。

没想到，蒋介石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墙头草做什么！让他们听天由命去吧！”

毛人凤面露难色，便把蒋介石的话“润色一番”。

“我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他考虑你深入敌军多年，比较适合留在大陆，做后续的潜伏工作。”

张国焘仿佛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最后会落得“弃子”的下场。

指望国民党是不可能了，张国焘幡然醒悟，他要自救！

他厚着脸皮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终于花重金买到了去台湾的机票。

到了台湾以后，张国焘还曾找过国民党安排工作，可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为了生计，张国焘想把《创进》继续办下去，却遭到了国民党的反对。

其实，当年这本周刊早在上海就无人问津、收入惨淡，倒闭是早晚的事。

眼见工作、住房都无人安排，张国焘只好用自己的积蓄在台湾租了一个房子。

结果，一家人没住几天，遭到了国民党“征收”，张国焘生气理论，却被挖苦：

“别以为你还是什么狗屁领导，有本事找‘共匪’去！”

第二年，张国焘便搬离了这个“伤心地”，移居香港了。

到了香港后，张国焘心如死灰，他知道自己到哪都是“狗都嫌”的结局，便隐姓埋名，化名张凯音。

这个名字取自他的字“恺荫”，直到晚年客死他乡，都是这个名字陪伴着他。

安定下来后，张国焘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赚点微薄的薪水。

一群第三势力的人关注到了张国焘，他们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创办了《中国之声》。

也许，张国焘只能靠着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愤懑与委屈，没想到好景不长，他们因利益问题分道扬镳。

1950年，张国焘“跟风”买卖黄金，没想到血本无归。

前半生搞政治搞得一塌糊涂，后半生搞文字工作也搞不出什么名堂，做生意更是赔得“裤衩”也不剩了。

一家人过得十分拮据，仅仅靠着大儿子一个人的薪水支撑着整个家庭。

妻子外出打工时，又不幸摔伤了髌骨，可谓是雪上加霜。

眼看香港也混不下去了，台湾也不欢迎他，张国焘和妻子不禁产生了一个想法：回大陆。

如何联系大陆？回大陆会不会惨遭“制裁”？张国焘一时难以抉择。

通过自己在出版社的关系，张国焘联系到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记者，希望记者帮自己转交一封信。

记者跟报社领导请示后，同意了张国焘的请求。

这一天晚上，张国焘深思熟虑后便开始动笔，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你们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我终于看清党中央领导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些年，我经常反思、愧疚，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与大家共事，我会用实际行动赎罪。”

张国焘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这封简短的信放在没有封口的信封里，交给了这位记者。

中央是否会原谅他？自己又会遭到什么“批判”，张国焘心中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一个月后，张国焘接到了刘少奇的回复。

“如果张国焘愿意改过自新，中央是欢迎的，但他必须对当年自己的行为做出深刻检讨。”

按理说，当年张国焘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只是写个保证书，检讨一下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表示今后改过自新的决心，这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甚至有些“判的轻了”。

可张国焘不知道为何原因，打了“退堂鼓”——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搁置了回大陆的计划。

1958年，张国焘见到大陆搞生产搞得如火如荼，又萌生回乡的想法。

这次，张国焘托人表示，自己愿意为党中央做事，并让中央给他批点生活费。

这件事反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表示，如果张国焘能切断与美国的联系，可以考虑申请一笔费用，供他在香港生活。

原来，早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联系到了张国焘，希望用高价收购共产党领导人的情报。

不管是作战风格还是性格爱好，只要张国焘能提供，就有钱拿。

张国焘面对美元的诱惑，不禁“倾尽所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我党最高领导人的情况，被张国焘和盘托出。

党中央早对张国焘的情况有所了解，不仅没有追究，还同意考虑张国焘的生活费问题，唯一的要求，便是张国焘与美方切断联系。

只可惜，美元的诱惑太大了，张国焘这次又选择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

美国的情报经费只是解决了一段时间的困顿，在张国焘把肚子里的墨水，都倒干了以后，便被美国无情地“抛弃”。

后来，张国焘与妻子投奔儿子，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逝世，享年82岁。

临死前，张国焘也未得善终。

他因中风差点丢了性命，痊愈后因偏瘫生活不能自理。

入住加拿大的养老院后，因天气寒冷、护士没有及时巡房，张国焘活活冻死在异国他乡。

去世后，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

墓上刻着他的化名：张凯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