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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 刘玉芬 ，今年 58岁 ，高中学历， 丧偶 ，目前在我们 小县城的一个早市卖包子 。

丈夫去世得早，我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吃了不少苦。

年轻时在食品厂打工，一直干到工厂倒闭。

后来就靠着手艺，摆摊卖早点，起早贪黑供儿子读书、娶妻成家。

我们家原本住的是一间老旧的土砖平房，前几年棚户区改造，政府给了我们一笔 100万的拆迁补偿款 ，一时间，日子仿佛也亮堂了许多。

我儿子叫 杨志强 ，35岁，专科毕业后在城里一家小公司做技术员，工资不高，生活压力挺大。

他媳妇叫 李婷 ，是城里人，长得水灵，脑子也活。

两人结婚六年，有一个儿子，我的孙子，今年刚上小学。

我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帮着带孙子，做饭、打扫，尽自己一个母亲和奶奶的责任。本以为日子会就这样平平稳稳地过下去，可谁知道，这一笔拆迁款竟然成了我噩梦的开始。

那天，李婷的妈妈，也就是我那位亲家母，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把一部分拆迁款 单独转给李婷保管 。

她的原话是：“这钱是你们小家未来的保障，得让婷儿有底气。”我当时听了虽然不舒服，但也没说什么，想着反正钱还是在家里，儿子媳妇也都不会做出太分的事。

可我万万没想到，钱到李婷手里不到两天，我亲弟弟 刘建国 就拿着行李连夜从乡下赶来。他一进门，就说儿子要结婚，但房子还差个首付，开口就是“嫂子，借点钱吧，等我们家翻身了，一定还你。”

我有点犹豫，10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这些年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加上拆迁补偿，才总共这么点。

我要留着养老、看病的，哪能说借就借？

我婉转地推了：“建国啊，你也知道我这把年纪了，没工作没退休金，靠卖包子糊口，这钱我得留着防身啊。”

结果，弟弟的脸一下就黑了。

他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第二天早上，我刚准备出门买菜，李婷就把我拦住了，说：“妈，您弟弟昨晚跟志强说了，说他家侄子工作不错，急需买房，现在借点钱就是帮个忙。

志强觉得这钱该借。”

我心头一紧：“志强也同意借？”

李婷点点头，语气却不容置疑：“妈，100万您一个人也用不完，反正房子我们已经买了，孙子上学的钱也够，借点给小舅家，咱也算是积德。”

我被堵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勉强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已经很难受了。

可让我更寒心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听见李婷在打电话，压低声音说：“妈，放心吧，她的钱已经被志强转出去了，咱们家这边都安排好了，她要是闹腾，就让她去住她弟弟家……”

我愣在门口，感觉整个人都被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她已经开始打算让我搬出这个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试探着和儿子说：“志强，妈年纪大了，想在家歇歇，不想再去摆摊了，咱家还能养我几年吧？”

他头也没抬，淡淡地说：“妈，您年纪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生活，建国叔家那边房子空着，要不您去住段时间？”

我愣住了：“你是让我搬出去？”

他叹了口气：“不是赶您走，您在这住也不方便，婷儿也有点意见……妈，您体谅一下我们。”

我什么话也没说，回房间收拾行李。收拾到一半，李婷推门进来，把一个电话递给我：“妈，我妈要跟您说几句。”

电话那头，她亲家声音温柔：“玉芬啊，您也知道现在小两口过得紧，您这样住在一起也不是长久之计。建国不是来了嘛，您跟他回去住也好，有人陪着……”

我挂了电话，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去了弟弟家。 可弟媳妇见我像见瘟神一样，连饭都不愿意多做一口 。住了一周，弟弟就开始暗示我：“姐，这儿始终不比你家，咱也不能老这么赖着不是？”

我笑笑：“我没打算赖，我是你姐，也不是没脸没皮。”

我又回到县城，找了以前一个邻居，租了一个十几平的小屋子。屋子潮湿，墙皮脱落，我一个人坐在床边，回想着这些年为这个家做的一切，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回忆起曾经为了让儿子能读书， 冬天凌晨五点起床蒸包子、夏天顶着烈日送饭 的日子。结婚时，倾尽所有给他们准备婚房、彩礼、家电。结果，到头来，我却变成了他们眼中的“累赘”。

生活总是喜欢在人最无助的时候补上一刀，但也总会在某个角落，留下一点光。

我搬出来后，开始重新摆摊卖包子。老街坊们知道我遭遇，都来照顾生意，有人安慰我：“玉芬啊，儿子那样，你就当没生过吧。”有人鼓励我：“你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

我不再指望儿子媳妇，也不再去弟弟家讨好。 我开始存钱，准备以后住进敬老院。

有时候孙子放学路过我摊子，会悄悄跑过来：“奶奶，我想吃你做的豆沙包。”我偷偷塞给他一个热乎的，眼泪却差点掉下来。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我不会再让别人决定我的生活。

人老了，不是没用，只是学会了放下。

我不再强求亲情，也不再怨恨。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想起那个曾经为他们付出所有的母亲。

或许，那时他们会后悔。但我不会再回去了。

因为现在的我，虽然孤独，却终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