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多年来一直认为是他们很大的一次失败，所谓“九仞之功，亏于一篑”，“这是我们的失败，实属无可讳言”。
而对于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方面的总结是：1，战略部署过分稳健；2，情报工作不够灵敏；3，负责在南面围堵的陈济棠被我党成功统战……
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工作上的疏忽，导致红一方面军成功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封锁，一路开到了湘桂黔滇川一带，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等诸多变故。
这是国民党流落孤岛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自我反省。而到了90年代，一种新的说法出现了，比如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蒋纬国说：“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和蒋纬国有类似看法的，还有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线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李宗仁暗指蒋介石故意在西南放开了缺口，并未用尽全力。
其实，蒋纬国和李宗仁后来的这些说法并不新鲜，早在1934年12月，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就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蒋介石故意把红军往西赶，借此“进而平定西南之异己者”。
只是这种说法出自蒋介石的对手之口，又有阴谋论之嫌，所以长期以来并不受重视。后来，蒋纬国和李宗仁的回忆录的出现，人们又想起了胡汉民当年的这篇文章。
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李宗仁、胡汉民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他们观点的区别在于：李、胡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放水”，是他想要趁着追击红军，把中央军送到他之前鞭长莫及的西南和西北，进而排除异己，完成自己控制全国的野心，是一个“一石二鸟”的阴谋。
而蒋纬国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把红一方面往西南赶，除了“一石二鸟”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知道日寇早已虎视眈眈，他要及早在西南建立大后方，为将来中日大战提前做好准备。蒋纬国认为，这不是“一石二鸟”，而是“一石三鸟”的阳谋，一来剿灭红军，二来平定西南，三来为了抗日考虑。他最强调的当然是第三点。
蒋纬国的这种说法乍一听真的很妙，让人觉得蒋介石目光长远，深谋远虑，但仔细琢磨下来，他的话却难免有“儿子吹爹”的嫌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曾撰文对蒋纬国的说法予以驳斥，他指出了一条很有力的反证：
1933年到1934年，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在那里和四川军阀们进行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其中的反“六路围攻”是徐向前指挥的经典战役，一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8万余人，俘2万余人，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方面军甚至一度沿嘉陵江南下，兵锋直指重庆，震动全国。为此，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曾通电引咎辞职，四川的名流人士也曾联名向蒋介石提出，希望中央军入川作战。但蒋介石却认为，现在江西战事正酣（正值第五次“围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两个月后，刘湘等四川地方实力派再次请求蒋介石派中央军，这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告一段落，蒋介石这才派出了胡宗南率部从陕西进入四川。
这则史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明确地指出了以下这一点：中央军如果想进入四川西南诸地，早就可以借剿灭红四方面军的名义进去了，而没有必要以追剿红一方面军的名义进入。
靠着故意放水进入四川，实在无异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而且这种操作，显然有“玩火”之嫌，玩不好的话反而给了红一方面军逃出生天的机会。
从其它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军追剿红一方面军是全力以赴的，而不是蒋纬国所说的“故意放水”：
据时任国军13师师长的万耀煌日记记载，他的部队在追击红军的途中曾遭遇数日大雨，加上所走的路都是曲折小路，“输卒（按：运输兵）无草鞋难以行走, 马不能骑, 饲料不能补充”，进入广西和贵州后，部队行军的情况更是让全师叫苦不迭。
蒋介石对万耀煌一直跟在红军后面跑的情况很不满意，多次告诫他要采取伏击、正面迎击的办法，但万耀煌认为，老头子的这些办法完全是纸上谈兵：伏击和正面迎击都要能跑到红军前面，而他们完全不了解红军的行军方向，就算知道了，也不一定能跑过。
万耀煌说：“ 我们受命无不昼夜奔驰, 力求达成任务, 然结果无不落空……步行不能快速，又走小道，不仅不能超越，且有时赶不上。”
蒋纬国说，当时中央军只跟在红军后面，全然不思超越，“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万耀煌则用亲身经历反驳了他的观点。
要知道，红军在长征中，是以行军迅速著称的（飞夺泸定桥等战例堪称人类战争史上轻步兵行军的巅峰范例），国军追赶不上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能追上反而是奇怪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李宗仁的话：“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线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李宗仁说，蒋介石故意放松在西、南防线，用非自己嫡系的广东陈济棠和湖南何健去防守，而故意不用中央军去镇守这两条防线，等红一方面军越过，再派中央军进去一箭双雕，既剿红军，又平地方。
李宗仁和蒋介石是多年不可调和的死敌，他想说明的，无非是蒋介石对红军的逃脱负有主要责任。
但他的话里，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他一方面强调广东、湖南防线之所以薄弱，是因为蒋介石不派中央军去；另一方面则强调，蒋介石无法控制地方实力派，若非借助围剿红军的名义，就无法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渗透进去。
这显然是互相矛盾的观点：既说蒋介石故意不派中央军主力去围堵，又说地方实力派不允许中央军进入，蒋介石才想出借“剿匪”名义进军的诡计。
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初期的行军速度确实不慢，在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时间里，红军从江西进入广西，一路3500里，每日行军达到了60-70里，考虑到这是一支带着大量辎重和非战斗人员的部队，人数达到了10万多人。
大家都知道，红一方面军初期的速度之所以能这么快，确实和广东陈济棠的“故意放水”有直接关系。10月6日，中央派出潘汉年、何长工和陈济棠的代表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互通情报，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这一协议为长征初期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但这是蒋介石想看到的局面吗？10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陈济棠：“粤陈（济棠）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
早在1933年夏，蒋介石在筹备第五次“围剿”时，就曾在日记中说：“济棠摇惑不定”，“此时唯有快刀斩乱麻……方能于事有济也。”蒋介石所说的“快刀斩乱麻”，就是趁着陈济棠还未倒向红军，大胆借助他的力量发起五次“围剿”。
蒋介石并非没有预料到红一方面军会向广东突围，1934年9月22日，在得知红军主力大举南下后，蒋介石立刻就给北线的顾祝同发电让他加马上增强第二、三线的防御部署。
在明确红军南下后又打算西进的企图后，蒋介石很快调整了部署，要求各路指挥官不惜一切代价，“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在他当时的部署中，完全没有要尾随红军进入四川或者贵州的具体设想。
蒋介石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确实对红军存有轻视的看法，但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失败后，蒋介石便不敢再轻视这位难以对付的对手了，他在战后向部下训话：
“人家死里求生，拼命牺牲努力！我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事实告诉我们，认定现在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是一样的容易消灭，这未免忽略了他的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
正是因为这种痛切的反思，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对国军进行了全面的整编，并开始了他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计划，蒋介石还费尽苦心地制订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战略，在具体的战术上，蒋介石要求各部“以修碉筑堡为唯一要务”，要求在从福建经江西到湖南、湖北这一二千里之长的战线上，要确保“每里以内平均有两个碉堡”。可以说蒋介石下了极大的本钱，
以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的用心程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红一方面军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相反，他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务求一举将红一方面军彻底消灭。
蒋纬国“放水论”的前提，是蒋介石认定红一方面军绝非他的对手，于是从容放水，但从上述的事情来看，蒋介石并非从容，并不具备十足的把握。所谓放水，必须要确定自己赢定了，那时候蒋介石有此确定吗？
蒋纬国想渲染的，无非是蒋介石为了筹划抗日，才故意放水让红军进入西南，他想凸显蒋的抗日形象，把他塑造出一个虽败犹荣的民族英雄。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和周总理、王明谈组织合作的问题，他要求共产党合并入国民党，说：“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这是白纸黑字记载于史册的，至少从这段话中，我们看不到蒋介石把抗日置于最高地位的痕迹，他的策略向来是“攘外必先安内”。
除了以上这些说法，持“放水论”的人还常指出另外一条历史作为蒋放水的证据：
1934年10月10日，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开拔的前4天，蒋介石却突然离开了他的南昌行营，飞到了武汉，之后又转道飞往了洛阳，又去了西北。这一路上，蒋介石先后游历了潼关、西安、宁夏的名胜古迹，接着又飞去了北京，在协和医院进行了长达5天的体检，之后又去了张家口、大同、太原等地，直到11月11日才返回江西庐山。
当时就有人对蒋介石的这个行为感到疑惑，乃至提出批评，说他“料定匪将西窜，故意先往西北，借名考察……使共匪流窜在前方，对消异己的部队，然后乘其两败俱伤之际，一鼓之下，连茹拔茅……”
这种观点的缺漏之处在于，认为蒋介石离开前线，就意味着蒋介石失去了对前线军事的掌握和控制，指挥就会中断，部队就会陷入停滞，而以为这正是蒋介石想要的结果。
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现代信息的交流不同于古代，电话电报可以从千里之外瞬间抵达，统帅完全有能力在千里之外遥控战场，比如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军在东北、华北、中原的三大战役，从始至终未到过第一线。蒋介石在辽沈战役期间也曾到过东北，但很快就离开了，这能说明他不重视辽沈战役吗？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共同反蒋，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福建事变”，当时的蒋介石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也突然离开了前线，先是去了杭州遥祭岳母70诞辰，接着又去了杭州、衢州、浦城，在越王山的美景和古迹中度过了近一个月。
在此期间，蒋介石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并未受到影响，一个月后，十九路军就被收编，福建事变平息。
杨奎松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放水”这样大的军事部署，势必是要留下一些痕迹的，蒋介石就算可以瞒得住陈济棠、何健、云贵川等地的非嫡系实力派，也无法瞒得住他最亲信的将领（也不必要瞒），同样也很难瞒得住后世史学家的眼睛。而在蒋介石的生平思想史料，包括日记手稿、电报信函等都已基本公开的今天，人们还没有发现蒋介石有过如此的密谋、设计和具体的安排部署。
出于对历史严谨负责的态度和对阴谋论的警惕，杨奎松教授不赞成人们在未掌握足够证据链的情况下，就做出蒋介石故意放水、有意诱导红军向西的结论。
大概是在杨奎松教授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大学历史系黄道炫教授发表了他的著作《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在这本书中，黄道炫教授是倾向于“放水论”的，他似乎为我们找出了一条可以弥补证据链的、很重要的史料：
1934年11月25日，何其巩（曾任北平市市长、中国大学代理校长）曾向蒋介石上书建议，大意如下：
剿灭红军，困难并不在于他们窜逃，而在他们凭据地形，长期顽抗。如果能原地合围聚歼红军固然很好，就算聚歼不了，“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也不失为一条妙计。
最关键的在于，何其巩说：川滇黔三省，有7000多万人口，地形险要，物产丰饶，油矿金属都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应该趁着红军西窜，“统率重兵入川”。
何其巩所说的，趁着追剿红军，把西南几省趁势纳入，作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这明显是考虑到了日后与日寇作战的问题。
蒋介石看了何其巩的建议，很受启发，在他的信上批注道：“卓见甚是，当存参考。”
受何其巩建议的启发，这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明确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黄道炫教授以这两条史料为依据，看起来解决了杨奎松教授所说的“证据链不足”的问题，证明了蒋介石确实有“一石三鸟”的计划，为“放水论”提供了有效的证据支撑。
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两条史料非但不能证明“放水论”，反而是有力地反驳了“放水论”。因为何其巩的建议是在1934年11月25日提出的，此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快要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了。而蒋介石看到何其巩的建议，还在感慨：“卓见甚是，当存参考”。这难道不是证明他此前并没有想到“放水”这一层吗？
蒋介石日记中第一次明确出现“一石三鸟之计”，已经是34年12月29日，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已经开到贵州黎平了，长征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蒋介石才说，用剿匪的名义掩护抗日，也不失为一个策略，还要“再熟筹之”。由此更加可以确定，他此前哪里有什么放水的想法？
蒋纬国的说法，实际高估了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李宗仁的说法，则明显低估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决心。
要说蒋介石在意识到“放水”这一层的好处后，才故意“放水”把红军从西南赶向西北，想乘机掌控西北，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对于“南下”和“北上”的问题是经历了一段很复杂的纠葛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张国焘据理力争，果断决策的话，红军未必就会北上。蒋介石怎么可能如此料事如神，算定了张国焘会和中央起分歧？还算定中央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退一万步讲，就算蒋介石真的有意放水，让红军到西北，那他可是真的玩砸了：西北在后来不但没有成为他的势力范围，反而成了我党发展壮大的龙兴之地，西安事变这一件事，就足以令蒋介石痛悔终生了，也完全看不出他的布置高明。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