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武汉特别寒冷，接连几天都是雨加雪，北风像尖刀一样刺骨。 　　

已经是黄昏，丈夫还没有归来，王纯素拉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在门口焦急地企盼着。自9月下旬搬到武昌黄土坡中段27号以来，丈夫低烧一直未退，常常咳嗽不止。 　　

陈潭秋走出来，叫她别着急，又将两个孩子抱进屋内。 　　

王纯素仍然伫立在门首。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终于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她急忙迎上去：“负生，你怎么了？还好吧！” 　　

“还好！”黄负生说，但身子不由自主地靠在妻子身上。 陈潭秋急忙上前搀扶，黄负生缓缓走进家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除黄负生一家4口外，还住有陈潭秋、刘子通、包惠僧等人。林育南、许白吴、项英以及一些工人、青年学生，常到这个家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建立。中共中央指定包惠僧负总责，黄负生负责宣传，陈潭秋负责组织。 　　

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急需一个办公与活动的场所。9月上旬的一天，包惠僧、陈潭秋与黄负生商量，决定党的机关用房由黄负生出面去找。因为他们这一群人中，就黄负生是有妻室儿女的人，由他出面租房，便于掩护。 　　

经过十多天的辗转奔波，黄负生夫妇选中了黄土坡中段27号。这原是一家报社的旧址，三楼三底三开间，四周是旷野，上街直通武昌闹市区，闹中取静，颇适合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房子选定后，黄负生携工人及子女迁往这里，中共湖北党组织机关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也相继在这里办公。 　　

陈潭秋将黄负生扶到床前，让他躺下歇息。王纯素拧了一把热毛巾，轻轻地拭去丈夫头上的灰尘。黄负生干瘦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刚躺下，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咯出了殷红的血。

黄负生，原名风清，生于1891年7月23日。据陈潭秋1922年5月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悼文《负生底病——死》称，“负生底先人，原籍是安徽休宁县，他的父亲宦游到此，才入了湖北籍；但是因为宦游，没有固定的生活，遂落在无产阶级中了。”

包惠僧在1955年写的《黄负生同志传略》中说：黄负生“少孤苦，依其太夫人以针线纺织之资抚养成人。太夫人承先人遗教，以勤俭治家，以诗书课子，家教谨严”。他“秉性孤僻，好学深思，寡交游，不轻言笑。在童年时，天资甚高，读书破万卷能过目成诵。少长治古文词，所为奇文有奇气，为师生所称道”。在儿子黄钢的记忆里，父亲是个“瘦长身个，留着浅浅的平头，戴着无边眼镜”。 　　

黄负生辛亥革命前就读于武昌昙华林工业传习所，武昌首义时参加过新军。1917年10月应聘到中华大学讲授国文，与恽代英交往甚密。10月8日，他与恽代英、梁绍文、冼震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互助社，积极从事反帝爱国的革命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飚席卷武汉，恽代英、黄负生投身运动，领导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军警镇压爱国学生，制造了“六·一”惨案。恽代英、黄负生怒不可遏，写了大量传单，并向全国通电，揭露王占元的罪行。

为了发动市民支持学生，黄负生还精心制作纸扇四把，将“为什么要罢市”的传单写在上面，挨店挨铺传阅，使武昌罢市得以实现。恽代英在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扇为负生所备，鼓吹罢市，较汉口法又进一步。” 　　

五四运动后，恽代英、黄负生刻苦研究、比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昌横街头创办了利群书社，专门经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书刊。

黄负生因生活所累，白天教书，晚上批改作业，无暇参加利群书社站柜台的活动，但他不仅常来书社看书，而且社内大事，都由恽代英与他商量、联系。 　　

1920年3月，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宫创办了武汉中学。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相继应聘任教。几人从此结为莫逆。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建立，黄负生积极参与小组的活动，并于9月和刘子通、陈潭秋深入汉口码头搬运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这是中共武汉党组织从事工人运动的开始。 　　

1921年1月，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了“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武汉星期评论》。随后不久，陈潭秋介绍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黄负生入党后，《武汉星期评论》也就变成了中共武汉党组织的机关刊物。

《武汉星期评论》与毛泽东、蔡和森创办的《湘江评论》，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盛开在长江中游的并蒂莲，在全国影响极大。毛泽东1922年2月赞誉蔡和森、黄负生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自从搬到这个新家后，黄负生的工作更加辛劳。除了教书、写稿、编刊以外，还要与陈潭秋、李汉俊轮流辅导妇女读书会的青年学习《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会见追求真理慕名而来的工人和学生。 　　

他很忙，很累，但他觉得这样生活很有意义，戏称此为“武昌式的革命精神”。他写了一首题为《木芙蓉》的诗，其中写道：“看取伊们的颜色，天天是一样的红灼灼。” 形容的就是自己火红的工作状态。　　

黄负生还写了一首题为《奴婢》的诗，发表在1921年9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其中写道：“一餐无食儿女饥，两餐无食儿女啼，三餐无食卖了儿女衣。 无衣儿身寒， 无食儿肚饥。若要不寒又不饥，除非儿女各东西....... ”　　

这既是对底层悲惨生活的揭露，也是他自己清贫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病根，就是这样种下的。当时的党组织，经费十分困难，大家都是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自谋生路。

黄负生终于累得病倒了！

这天下午，他讲完课，感到胸闷气短，浑身冒虚汗，并伴有恶心等症状，接着又是一阵咳嗽。他知道自己的肺痨病发作了，可是没有钱上医院，连坐黄包车回家的几个铜板也没有，只有像往常一样，步行回家。

从中华大学所在的粮道街到黄土坡，平时只要走半个小时，但他浑身乏力，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只好走几步，歇一会，因而很晚才挪到家里。 　　

黄负生撑着病弱的身体，又来到中华大学。这时已是寒假前夕，1922年春节就要到了。有钱的人家早已开始置办年货，而他的家，米缸早已见底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更坏的厄运！ 　　

他刚走进学校会议室，一群被被学校当局煽动起来的一帮人立即对他进行围攻：“黄负生，你干的好事，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败坏学校声誉！” 　　

“诸位先生，”黄负生答道：“文中所说的把钟点费做人情送给官僚政客，送给知识不多的阔少爷，这些是不是事实，你们心里都清楚，大概勿需我解释吧！” 　　

“你必须交待清楚，是谁指使作者写的？作者是谁？” 　　

“写稿是作者的权利，不需要谁去指使。”黄负生严正地说：“保护作者，是编辑起码的职业道德，你们要我交出作者，这办不到！” 　　

“吃里扒外，居心叵测！” 　　

黄负生轻蔑地说道：“想以砸饭碗相威胁吗？黄某虽穷，但宁可失业，不可失节！” 　　

“滚出去！”随着学校当权者的斥骂，亲信们一拥而上，把黄负生连推带打逐出了校门。 　　

黄负生回到家中，两眼发直，面色发青。他把陈潭秋、包惠僧叫到自己的房间，向他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忽然，他的脸色由青变红，咳嗽和气喘同时发作起来，接着便吐出几口鲜血。从此，他倒在病榻上，再也没有起来。

他的病一天天沉重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恐怕再也起不来了。他不怕死，但有太多遗憾。斗争才刚开始，自己就要和同志们分手，这不能不令他感慨万千！

1922年1月14日深夜，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写下了《绝笔书》： 　　

朋友们： 　　

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四方八面密如雨点似的向我刺来；我的一颗心儿被刺碎了；我的脑子被搅翻了；我是已经无抵抗力的了；可怜我是失败了！……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死——我是毫无怨艾的啊！……我毕竟是失败了的人！你们底希望，确是比较我多些，因为你们身体都较我好，你们的学识与能力，更比较我好；你们的境遇也许比较我好；推翻现社会，建设新社会，除了诸君还有谁呢？我深望诸君切实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向大地轰斗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因为你们是有这种希望的人。我是失败了的人，只好瞑目地下，遥祝诸君的成功！

十一、一、十四，负生绝笔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临终前向党倾诉的肺腑之言！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袒露的事一颗滚烫的赤诚的心。 　　

写完绝笔书，他又想起了一双可爱的儿女和亲爱的夫人，实在放心不下。他深感愧对子女，不能把他们抚养成人，也愧对朝夕相伴的妻子。自1914年结婚后，妻子一直精心地照料他和孩子，特别是搬进新家后，妻子也成了党的人，成了这个家的“主管”，同志们的伙食、缝补浆洗、交通、联络、放哨等一手包揽，把这个“家”管得井井有条。

他这时想到的仍然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只好向同志们托孤了。同志当中，除他以外，属刘子通年长，因此，他特地拜托刘子通： 　　

子通兄： 　　

临死前最后的一刹那，不能忘情于宏济……。我现在将宏济托与你，一切教养，均要你一人担负；全便算你底儿子了。他将来不必姓黄，竟从你姓刘罢。你若要打破这宗法制度，就随便要他姓张姓李均可。总之，你要可怜他是社会上一个可怜而可爱的孤儿，你不必将他当作负生底儿子罢了。 　　

小女宏世，伊母要送与人。送与人做小媳妇，我不愿意，若送与人做女儿，也未尝不可。这都请你留意观察保护！ 　　…… 　　又，吾妻拟嘱其改嫁，请你们劝导。

十一、一、十四，负生绝笔 　　

写到这里，他潸然泪下，再也写不下去了，只好回到病榻上。第二天夜晚，她趁妻子和儿女睡着后，又挣扎着起来，写完了自己最后要说的话： 　　

“我死后，尸体焚化，骨灰任意投置何处。如万不忍抛弃，则骨灰可以坛盛葬吾母墓旁，吾母坟，在洪山狮子山街街头李仁山山主——不必另殓新衣等等，更要避去择期安葬开吊等恶习。 　　

“吾妻纯素，不必守节，可任其意志自由恋爱改嫁；或受其父母之命，另用媒妁式改嫁，望戚友向伊好言劝导。我无遗产给伊，若伊不能独立生活，势非嫁人不可也。更望吾妻勿为旧礼教所缚束！ 　　

“吾妻若十分不愿改嫁，也不愿归宁父母，就请同人帮助，为伊觅一生计独立之路。伊能缝纫，若租一间小房子，多介绍点生意，或者伊还可谋生。能帮助伊学一种工艺，则更妙矣。” 　　

写到这里，黄负生又想起了他的战友。死别甚于生离，他不能忘怀战友们对他的情谊：“我此次大病，包惠僧、陈潭秋、刘子通及诸同志，照拂我较亲手足，情分尤为浓厚，仍恳请兄于我未了事代为收束！”

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酬谢战友，十分愧疚，但还是决定要给同志们留点纪念，以谢战友：“赠郑凯卿《觉悟》十册，刘子通《胡适文存》一部，包惠僧《绝妙好词》一部，陈潭秋《吴虞文录》一册、《明末四百家遗民诗》一部。” 　　

最后,黄负生对自己的诗文也作了交待：“我有一本小说及诗稿……请子通在女师收回，并请子通去留修改，赠给宏济，使他长大看看，也可作为纪念。其系文言诗词，民报之稿，都无可取，可一概焚之。” 　　

该交待的都交待完了，他的心这才平静了些。 　　

黄负生的这些绝笔，后来以《血泪》为题，发表在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1922年4月初的一天，黄负生走完了他短暂光辉的人生旅途，永别了亲人、同志和战友。郑凯卿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埋葬在他母亲的墓旁。陈潭秋、包惠僧、刘子通等来到墓前，裁上了一棵他生前喜爱的木芙蓉。 　　

这一年，儿子宏济4岁，女儿宏世2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宏济、宏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兄妹俩一直苦苦寻觅父亲的遗书而不得。50年后，当宏济、宏世第一次捧读到父亲的遗书时，不禁放声痛哭。宏济、宏世就是解放后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作家黄钢、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