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新生|潘科丞：严肃、模糊、沉默的幻影

潘科丞Pan Kecheng2024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潘科丞的艺术实践涉及绘画、影像和装置作品主要以视觉对象的侧显为出发点辅以其对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化人类学的探讨拓展至对当代艺术中展示环节的研究展开对视觉图像的创造性探索现工作生活于上海和宁波

“；”项目现场

“；”项目前言

文：张骁锐

作为一种在书面语境之外很难见到的标点符号，“; ”轻盈而不失力度，像幽灵一样萦绕于文字的两侧。它的功能是中断前后字符间的直接关联，却依然维系着单句内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 ”也与这批作品中的主要图像元素——头发之间存在着巧合性的关联。“; ”下半部分延伸出的那一撇，就像自毛囊里向外生出的发丝一样，都成了组织中过剩的那一部分——通过自我驱逐这一行为来完成对其自身的差异性建构。这也是我希望这场展览能起到的效果——恰如其分地不合时宜，成为句子中的“; ”——正如鲍里斯·格罗伊斯对当代艺术的定调那样，在一所公立美院的毕业展面前排演当代艺术运作回路之中的非官方性程式。我也希望这场展览能够成为潘科丞艺术生涯当中的一处“; ”，期盼这场展览可以被当作他艺术创作道路中的一处转折点，见证其更加光彩的未来。同样，这场毕业展中的其他作品也在更加努力地向观者证明着什么。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美院的毕业展是一种独特的展览形式。这是一场憧憬成为文献展的证物展览一一其主要动机并非出于对艺术或美的热爱，亦非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考量，而是要使学生以此为证，证明其在读期间的学业成果。作为一种认知形式，艺术在观者与作品共同编织而成的隐喻回路中运作着。与科学的逻辑相对，它并不会为观者直截了当地提供一种可以被直观把握的知识。相反，证明则意味着对物本身施以暴力，将敞开的物贬损为单向的传声机器。这催生了一类创作：它们生来就是证物，证明其创作者的学业水平，并为观者提供显明却又片面的图像知识。为此，这类创作谨慎地将自身与艺术审美中的偶然性区隔开来。在这里，那些倒错的存在被一股更为偏执的强力集于同一空间之内，感性与知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分隔变得混杂而凌乱，使毕业展的环境里多了一丝尴尬的趣味。因此，毕业创作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着一面隐秘但难以跨越的障壁，这也将毕业展与其他形式的展览区隔了起来。我们选择使用毕业展本身作为创作的媒介，把坚实的障壁改造为轻巧的“; ”，将毕业展同一般的当代艺术展示模式并置在一起，期待着二者之间能够激起独特的张力。

头发NO.1/2整体现场布面丙烯树脂矿物质清漆210 × 150cm ＋ 210 × 150cm2024潘科丞：严肃、模糊、沉默的幻影

在学院里，我的境遇就像头发一样。头发随时都在漫无目的地生长，而身体中的器官则与之相对——这些珍贵的器官对身体的运转而言相当重要、且大都无法再生。因此，头发的重要性永远比不过我们身体中的器官。头发是身体的产物，没有快感，没有激情，被毛囊残酷无情地排出体外。即便头发成了被身体排除的那一部分，但它仍不可避免地与身体保持着直接联系。就这样，头发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这种“僵硬”的存在是鲜活的身体中稍显尴尬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对它做什么，它都会再生并再次被我们侵犯。哪怕是这样，它也只能选择沉默，它的唯一选择就是沉默，它的使命只有不断地再生。坚持生长——这正是我在学院中的学习创作中学到的。我与头发之间不谋而合地达成了某种默契。

头发NO.1

布面丙烯树脂矿物质清漆

210 × 150cm

2024

头发NO.2布面丙烯树脂矿物质清漆210 × 150cm2024

摹拟头发对我来说是个难题，不仅仅是在创作中，拥挤的教室环境也让我感到困惑。有段时间为了给作品上漆，我选择去实验艺术系里的一间教室工作。一些管理人员认为外系的学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所以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便离开了。《我们相互依偎》的制作大部分是在这里（实验艺术系）完成的，它见证了我的愤怒与疏离。回到创作过程中，我的视角不能偏居一隅，而是要时刻考虑到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工作并非易事，我有时候需要变成观众，调动我的感知力，去重新观看并审视整个现场，并适时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补与订正。而作为一名创作者，我更要为作品的整体效果负责。为此，我在创作中始终保持了一种项目意识：我会先敲定几件作品，然后再回到屏幕前反复地实验，从作品本身到展示条件，直到取得一种各环节都令我满意的结果。

项目现场

“建模”是我创作的起点。仅仅是完成一件作品的草稿还不够，考虑到作品的展示环节对整体效果产生的影响，我需要搭建出一个现场——灯光、地面、墙面、空间内外、作品的布置等诸多要素都需要被纳入考量。这个虚拟的现场成为了一个实验台，作品在其中不断地增加、变异、删减与组合，细节也随之逐渐被填补完整，直到变得具体丰富起来。我的身份也从展陈设计师与艺术家之间反复不断地流变着。一方面，我要考虑作品在整体氛围中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也要考虑到，若是抛开特定的环境，作品本身是否可以屹立不倒。

如今，没有一件问题是单一而孤立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复杂性。所以我认为，比起单一的媒介形式，跨越了多种媒介的创作更能适应现实的需求。因此，在实践中，我常常倾向于在不同的媒介之间摇摆。处理好不同类型的媒介，并使它们和谐共存、达到我预期的效果便是我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在制作上，不同于以往大多数艺术学院的学生们，我一直以来都是制作过程的协调者。为了确保最佳的制作结果，我将制作过程拆解并交给更为专业的技术工人们，而对工人不厌其烦地描述作品制作上的细节则成了一项更加必要的工作。尺寸、角度、误差、内部结构、材料、工艺，很多情况下普通的工人并不能完全理解，工厂也会因为订单数量少、制作工序复杂而拒绝合作。这通常也会让我陷入两难，与全国各地的工厂建立合作则成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而到了我的专业领域——绘画，则是由我亲自动手。我坚信术业有专攻，这种合作模式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