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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刷到一条新闻，说是北京大学在搞2024年硕士招生复试时，有个考生，名字叫蔡元培，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专业里，考了个头名。
这条消息火了，其实不是因为那考生的分数有多高，而是因为这位考生和一百多年前北大的老校长同名，都叫蔡元培。所以，这新闻一出，网友们就开始调侃了——说蔡元培要是进了北大，师生们见面可能都不敢直接叫他的名字了，得尊称他为“蔡公”......
说实话，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也是个教育家，但可能不清楚他还有个身份，那就是革命家。其实，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教书带学生，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北大推动革命。
1868年，蔡元培在浙江省的绍兴山阴县呱呱坠地，他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那会儿，正好是旧社会往新社会变的时候。
蔡元培16岁那年，就成功通过了秀才考试。到了25岁，他又去参加了殿试，并且一举考中了二甲进士。因此，清朝政府给了他翰林院庶吉士和后来翰林院编修这些官职。
在明清时候，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是读书人想要往上爬的必经之路。照这样看，蔡元培很有可能一路升官，做到巡抚、总督、侍郎，甚至大学士这些大官，最后告老还乡，风光地回到自己老家。
不过，蔡元培刚在翰林院站稳脚跟没多久，清朝就一连串闹出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这些大事。这些事儿对蔡元培触动挺大，他开始留意起国家大事来，并且立场坚定地站到了维新派那边，特别佩服谭嗣同。
1898年，戊戌变法没搞成，清朝政府把谭嗣同给处决了。这事儿让蔡元培的维新梦彻底碎了，他跟当时好多读书人似的，心里头冒出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念头——
清朝那时候没法搞政治改革，没啥指望了，想救中国就得甩掉清朝，自个儿重新开始。
蔡元培琢磨透这事儿后，决定辞掉翰林院的差事。他跑到江浙地区，开始宣扬爱国精神，还搞起了新式学校。慢慢地，他就走上了用教育来拯救国家的道路。
这次变动，让蔡元培的人生道路来了个大转弯。
要是他舍不得翰林院的官职，往后也就只能做个没名没姓的清朝老臣，被历史给忘掉，扔到一边。他扔掉了以前所有的风光，决定去投身革命，结果就成了追求新世界的年轻人。
实际上，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救国”更像是个幌子，他在晚清时期的革命活动中，已经走得相当深入了。
1904年那会儿，杨笃生、苏凤初、周来苏、何海樵、胡晴崖、汤仲祚这些在日本留学的哥们儿，一块儿搞了个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他们天天埋头苦学化学，打算学成回国后动手做炸弹，目标直指清朝的那些大官儿，打算把他们给“解决”了。
由于他们首要盯上的是慈禧太后，这让梁启超很是赞同，所以梁启超慷慨解囊，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当作暗杀行动的资金支持。
那一年，何海樵从国外回来搞活动，路过上海时碰见了蔡元培，他就问蔡元培想不想加入暗杀组织。蔡元培一听，觉得这事儿挺带劲的，立马就点头答应了。
这位，哪里仅仅是个简单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啊？
蔡元培进了暗杀组织后，又拉上了章士钊、刘师培这些大学问家。他们这些精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废寝忘食地钻研怎么做炸弹，打算等机会一到就动手干大事。
蔡元培靠着不断拉人入伙，加上他本身是清朝进士，还在翰林院当过编修，这身份挺有分量。短短不到半年，虽说没能搞定清朝那些大官，但他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暗杀团里的头号人物。
到了那年年底，蔡元培把暗杀团重新调整成了光复会。在这个会里，有很多当时很有名的人，比如章士钊、刘师培、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黄炎培，还有秋瑾和柳亚子等，他们都曾经是光复会的一份子。
第二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牵头的华兴会、还有蔡元培的光复会等好几个革命组织，一块儿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就让蔡元培来当同盟会上海那块的头儿。
由于蔡元培有着那样的背景和地位，所以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等孙中山不再当临时大总统了，蔡元培又接着做了北洋政府里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
《觉醒年代》里头的蔡元培，老是挂着副乐呵呵的表情，看着就像个温和的教书匠，让人感觉没啥攻击性。但其实呢，他在革命圈子里头，地位可高了，就排在孙中山、黄兴后面。
按理说，蔡元培起点那么高，民国刚开始那会儿，他应该趁机大干一场才对，可为啥革命胜利了，他反倒没啥动静了呢？
其实蔡元培并非自愿低调，而是因为光复会出现了分裂，导致他失去了原有的支持基础。
光复会建起来以后，没有明确说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因此光复会里的成员想法五花八门。
徐锡麟觉得，光复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掉“满人影响”，就是说，要把满洲人、满洲政府还有满洲的贵族都给清除掉，反正跟满洲有关的，都不能让他们在汉地的十八个省里头待着。
不过，章太炎对于“排满”这事儿有自己的见解。他觉得，咱们能反对满洲的皇帝和那些当官的，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满人。得把高层的满人和底层的满人分开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有人认为，光复会或许能探索一下社会主义道路，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中国要是搞社会主义，肯定会乱套。他们认为，光复会真正的经济任务，还是得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反正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像一盘没粘性的沙子，聚不到一块儿。
蔡元培是光复会的领头人，按理说，他得琢磨出一套政治理念，好把光复会的兄弟们拧成一股绳，让大家朝着一个目标使劲儿。可实际情况是，蔡元培他并不是那种满脑子政治理论的大思想家，他没有一套完整的想法来指导大家。
不懂理论，那就只能动手干，因此蔡元培讲过：“搞革命就两条路，要么直接起义，要么采取暗杀。”
更糟糕的是，蔡元培在领导革命这块儿，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他特别会跟知识分子打交道，但不太能跟底层群众混到一块儿，没办法跟那些五花八门的人结交。要是跟满世界拉赞助的孙中山比起来，那简直是差远了。
在那种情况下，光复会一直难以拧成一股绳，就连一些核心成员也从心底里瞧不上蔡元培，觉得他不配当光复会的头儿。
1907年春天5月份的时候，蔡元培告别了上海，前往德国去深造学习。
1908年秋天的时候，章太炎跑到新加坡去找孙中山，想让他给《民报》掏三千块钱印刷费。不过呢，章太炎老爱在《民报》上写些佛教的东西，孙中山就觉得他把革命报纸整得跟佛报似的，心里头特别不痛快，所以就没答应给钱。
光复会里的陶成章，他挺章太炎，直接找孙中山要钱，还说要五万。孙中山推辞不掉，就答应帮他个忙，给陶成章写封介绍信。让他拿着这信到处去筹钱，筹到的钱都由陶成章自己管。
陶成章揣着孙中山的亲笔信，跑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地儿，想跟当地的华侨们筹点钱。可他万万没想到，华侨们捐的钱都是几十块、几百块的小数目，离他心里的预期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陶成章对这样的结果，肯定是心里头不痛快。
他觉得筹集资金失败是因为孙中山在背后搞破坏，接着他就和章太炎他们一起写了篇文章，名叫《孙中山的过错》，说孙中山偷偷把革命用的钱给昧下了，还存了二十多万到香港的汇丰银行里。
1910年2月份，光复会和同盟会最终走上了不同的路，光复会重新在日本东京组建了，章太炎成了新会长，陶成章则当了副会长。
两年后，孙中山的老伙伴陈其美，让蒋介石去干掉陶成章，结果光复会这个新组织也散伙了。
要是我是蔡元培，会咋办呢？我肯定会琢磨着怎么把教育给搞上去。得想想咋改进学校的制度，让学生们能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课程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得让学生们学到真本事，以后出了校门能派上用场。师资力量也很关键，我得找些真有水平的老师来教课，让学生们能真正受益。当然，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很重要，除了书本知识，还得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啥的。管理学校也得有一套，得确保学校运行得井井有条。跟社会各界的联系也不能少，得让学校跟社会接轨，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总的来说，要是我是蔡元培，那肯定得想尽办法把学校办好，让学生们都能在这里收获满满，以后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动武闹革命的路子走过了，但没搞成。刺杀搞革命的办法也试了，结果不太行。当过革命的头头儿，可大多数人不买账。光复会两次栽了跟头，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威风时候了。
蔡元培他能有啥办法呢？手里没底牌，干啥都觉得使不上劲儿。
民国早期时候，蔡元培当过一阵子的教育总长，接着他就跑到国外去深造了。一直到1916年，他从国外回来，接手了北大校长的位子，这才又站到了大家面前，成了焦点人物。
说起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那会儿，他请了好多牛人到北大教书。咱们要是扒拉扒拉这些人的背景，就能明白蔡元培心里打的啥算盘。
陈独秀是安徽芜湖那边“岳王会”的头儿，专门跟清朝对着干。光复会的徐锡麟也到安徽搞过起义，他们俩交情可不浅。
李大钊，他是光复会里白毓昆老师的徒弟。
刘师培是经蔡元培本人引荐加入的光复会会员。
鲁迅，他是光复会初创时期的成员之一。
钱玄同和黄侃，他们都是章太炎老先生的弟子，章太炎可是光复会的重要人物。
可以说，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书的高手们，大多跟光复会有点扯不断的关系。
蔡元培把那些人叫到了北大，他可能并不是想真的给他们上课教东西，而是想重新拉起光复会的队伍。他看上了北大这块地方，打算用它来掀起革命的浪潮。
比如说，蔡元培劝陈独秀，让《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团队挪到北京去。他这么做，主要是想让《新青年》给北大带来新气象，最终目的是要让北大变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比如说蔡元培和林纾那场争论，看上去好像是蔡元培站队新文化，林纾力挺桐城古文。但深挖一下，林纾背后站着的是皖系军阀徐树铮，而徐树铮呢，是北洋大佬段祺瑞的心腹。反观蔡元培，他可是老革命党人了。
蔡元培和林纾的那场辩论，说白了就是辛亥革命时候，革命党跟北洋那边斗争的又一个回合。
要不是因为革命这事儿，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事变动、做事方式还有那些争论，根本就讲不通。
但话说回来，蔡元培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在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前，北大那情况真是一团糟。那时候，北京有个说法叫“两会一堂”，说的就是国会众议院、参议院，还有北大的师生，都是“八大胡同”那地方的常客。北大的学生们呢，也没啥追求真理、渴求知识的念头，都觉得“来北大就是为了混个文凭，以后好做官。”
不过，在蔡元培推行“思想开放、广泛接纳”的新政后，到了1919年，北京大学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也成了学生政治活动的发源地。像教员啊，还有周先生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都被深深影响了。
蔡元培接手北大，他心里早就有数了，这是他在布一个大局。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那会儿，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闪耀的阶段，大家往往也只记得他那几年的风光。但其实，北大只是他达成心中目标的桥梁。要说真正的蔡元培，得看他离开北大之后的日子。
“五四运动”没多久，蔡元培就离开北大，去法国深造了。他让蒋梦麟临时管着学校的事儿，之后还远程拍板，同意北大搞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么一来，北大就跟着时代走，慢慢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方。
不过，蔡元培对马克思主义持不同意见。
1927年3月份，国共两党合作北伐，那势头真是挡都挡不住。孙中山先生之前提的“跟俄国联手、联合共产党，还有支持农工”这三个大方向眼看就要实现了。可就在这紧要关头，蔡元培回到了上海，他牵头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会上他提出来要搞个“保护党、拯救国家”的行动。
护党，实际上是在守护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历史传承。
拯救国家，其实就是要救那时的中华民国。
4月份的头一天，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了上海。这时候，蔡元培、吴稚晖他们就跟汪精卫说，得想办法处理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他们讲的那个解决问题，其实就是想让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里没了位置，把党员从组织里踢出去，好让国民党自己独占北伐赢得的好处。他们想把国共一起干的革命，变成国民党一家说了算的局面。
4月2号那天，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李宗仁他们又聚在一起开会。吴稚晖出了个主意，说现在情况特殊，得用特别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大麻烦。蔡元培呢，他负责主持会议，大家一起审核通过了一个有179名共产党员的名单。最后决定，让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赶紧动手，把这些人都给抓起来。
蔡元培的名单上，有教员、周先生，还有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大人物。
4月9号那天，蔡元培他们一群人又搞了个《监委们一起发声保党救国的通电》，里面列举了十一条要清理党内问题的原因。最后他们还说了这么一句：
这样下去，不光是北伐大业难以成功，咱们党的百万党员，还有那些天天盼着中国自由平等的老百姓，又能指望什么呢？局势这么危险，咱们哪能再一声不吭？希望所有同志都能想想党国的处境，意识到危险随时可能降临，赶紧行动起来，一起想办法挽救大局，稳住国家，就看咱们这次能不能做到了。
这份文件总共有八个人签字，蔡元培是第五个签的，陈果夫则是第八个。
三天后，蒋介石动手搞了个“四一二事件”，紧接着就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大开杀戒。
可以讲，蔡元培选择站在蒋介石那边，成了那场反革命事变中的急先锋。
虽然蒋介石在发动政变后没多久就辞职离开了政坛，但蔡元培也跟着辞了职，陪着蒋介石去了上海，还做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的主持人。到了那年年底，蒋介石重新出山，蔡元培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大力支持他。
为国家出力，这次重任艰巨，我完全支持。我觉得蒋先生重新上任后，肯定能把所有打着消灭共产党、打倒军阀旗号的军队，团结在一起。
他老想着的，就是要保住国民党还有蒋介石那独一无二的地位。
蔡元培为啥会采取那样的行动呢？
我猜，大概有两个因素吧。
蔡元培嘛，他是浙江绍兴那边一个大地主家族出来的。他是个爱国的人，也搞过革命，但因为他出生的那个阶层，他和那些为了工农好处的社会主义革命，实在是合不来。
为了保障地主阶层的权益，蔡元培不得不站在我党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蔡元培他是靠光复会站稳脚跟的，而光复会里大部分人都是江浙地区的，所以这么说来，蔡元培也算是江浙那边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了。
蒋介石之所以另外搞了个南京国民政府，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代表着江浙那边已经得了好处的大佬们，而汪精卫呢，他代表的是广东那边同样已经占了便宜的大佬集团。这两个人啊，都是被他们背后的那些大佬们推着走，抢国民党老大的位置。
在那种情况下，蔡元培选择跟着蒋介石，其实也挺自然的。
最后来聊聊蔡元培的最终情况。
蔡元培想着帮蒋介石打头阵，以为自己能混进蒋介石的小圈子。所以在1929年“蒋桂战争”打起来那会儿，他就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他们一块儿去劝李济深，让他去南京找蒋介石聊聊，商量个和平解决办法。
蔡元培打算出面调解冲突，希望国民党人能借此机会和睦相处，共同发财。
李济深听了蔡元培等人的建议，立马动身去了南京，可没想到一到那儿就被蒋介石给扣下了，一直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重获自由。
经历了那件事情，蔡元培心里清楚了，蒋介石并没把他当自己人，他在蒋介石眼里根本没啥分量。在南京国民政府，他就是个摆设，压根没有发言权。
蔡元培大半生都在搞革命，甚至豁出去自己的好名声跟着蒋介石，结果却令人失望透顶，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从那之后八年里，他热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对政事基本不闻不问，革命的事儿更是提都不提了。
1937年11月份，蔡元培搬到了香港居住，过了三年，他就离世了。
听到蔡元培过世的消息，老师们立刻给蔡元培的家人发了慰问电，说他是“学术界的大佬，做人的榜样”。接着，中央安排廖承志去香港表达哀思，还在延安办了个追思会。周先生送去了悼念的对联，表达敬意。
从清朝末年一直到抗日战争，这位先生的目标就是进行民族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到参与人权同盟，他的行动始终围绕着追求民主和自由。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对蔡元培在教育方面以及是否符合本党理念上，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我所观察到的，他在教育上的作为，还有对本党主义的贡献，只能说是有过错罢了。”
蔡元培全力追随的那个人，却一点好建议都没给他留下。
蔡元培坚决抵制的那个人，却在他去世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荣。
蔡元培在北大时，主张啥都能接纳，就是不太接受工农群众和社会主义革命那套。可你猜怎么着？一百年后，社会主义革命搞出来的新中国，却把蔡元培给接纳了，工农群众也乐意叫他一声“蔡公”。
这世界上的事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了。
说到底，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基，得从五四运动算起，而五四运动呢，又是蔡元培发起的，这事儿法律上、历史上都得认。
在《西游记》里头，菩提祖师跟孙悟空说：“往后你要是闯了祸，可别把我牵扯进去。”但现实生活可不是这样，要是老师摊上了事儿，学生得帮着遮掩，得维护老师的面子。
地下有知，蔡元培会怎么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