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讲：历史就像个螺旋上升的梯子，每当有变化发生，就会蹦出些新玩意儿，人们的认识也跟着提升一大截。

但每一次的大变动，都会让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就像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还有六十年前那个刘文辉，他们都是这样。

这些勇敢无畏的人们，根本不把个人生命和名声放在心上，他们在历史不断前进的巨浪里，都搅动出了自己的小波澜。

尽管那些固执己见、全身心投入的人所推崇的理念未必准确无误，并且他们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展现出来的那份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的精神，仍旧值得后人去铭记与敬仰。

1937年的时候，日本那边找了个借口，说他们的士兵不见了，然后就硬闯进了卢沟桥。这一来二去的，就跟咱们中国的军队撞上了，结果就闹出了“七七事变”。

后来，一股反对日本、排斥日本、抗击日本的热情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就在那一年，刘文辉在上海呱呱坠地。好像命运早就有了安排，刘文辉在灾荒年月出生，他以后的经历既让人同情，又叫人钦佩。

刘文辉家条件不好，他爸妈住在城里最偏僻的地方。

每天早晨，老爸老妈都得走上十几里路去上海的一个工厂，干些没啥技术含量的活儿，然后把儿子刘文辉托付给邻居照顾。这种活儿挣得不多，但好歹能养活一家人。

刘文辉家里穷，所以他很小就开始打工赚钱，也因此很早就体会到了生活挺艰难的。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爸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儿，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工作就这么丢了。

这时候，刘文辉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小伙。16岁的他，肩膀已经能扛起家里的重担，就在上海本地找了家造船厂，干起了工人的活儿。

那时候，工人们挣的钱虽然不算多，但在社会上那可是挺受人尊敬的。所以，大家瞧刘文辉的时候，眼里头全是钦佩和向往。

另外，刘文辉这人相当机灵，脑子转得快，不光把文字知识学得透透的，还特别爱琢磨工厂里的各种技术。一有空，他就捧起书来读，靠着自学成功考上了夜校。

但是，知识这东西，既是美味的解药，也是让人头疼的苦果。刘文辉在晚上去上大学的课程里，学到了一些西方的政治理念。打那以后，自由的念头就在他心里悄悄长了出来，根也扎得越来越深，他的性格也慢慢变得倔强，固执起来。

1957年，国家搞起了“反右”行动，刘文辉挺身而出，直接点出了上头领导作风官僚、生活不检点的问题。

所以，刘文辉就被戴上了“右派”的标签。好在，这个标签没跟着他太久，1960年时就成功被拿掉了。

不过，刘文辉并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丧失斗志。在牢房里，他靠读书知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下坡路的情况，这让他好好反思了一番。他觉得，靠压制言论、牺牲老百姓自由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也维持不了多久。

他倒是十分赞赏十九世纪苏俄的大文豪赫尔岑所倡导的自由民主观念，心里头还琢磨着，要是能跟着他的脚步，走那条“流亡海外，以笔救国”的路子该多好。打算在国外也办起报纸，把真实情况公之于众。

为了达成目标，刘文辉拼命找机会出国，就算是偷着出去，豁出命去也愿意。有了这个打算，他就去了靠近东海的那个船厂学艺。

他拼命练习游泳，同时还私下琢磨航海技巧，没事就听国外的广播。大家或许不清楚，在六十年代那会儿，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称呼——私听敌台罪。

听广播是刘文辉获取国际大事的快捷方式。他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然后赶紧跟家里人和朋友们说了。那会儿，咱们国家正跟印度因为1962年的边界冲突闹得不可开交，全国上下都在举行反印示威活动。

两年后，刘文辉在“四清”那会儿被抓了，审讯的人知道了他打算逃跑和那些反动的话。上海那边判了他三年，说他是个反革命，又一回把他扔进了监狱里头。

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刘文辉和他老爹又一次摊上了大事，成了被人翻箱倒柜、批斗的对象。那时候，刘文辉心里头五味杂陈，提笔就写了篇文章，里头说了些“几声呼喊、自以为有功……谈世界革命，难啊”这样的话。

再者，刘文辉悄悄跟弟弟讲：“照这样下去，咱们国家怕是要陷入大麻烦了。”他叫弟弟多留心，把能碰到的传单、资料啥的，都带回来给他瞅瞅。

最后，刘文辉写了一篇反对的文章。写完后，他和弟弟又动手抄了14封长长的信，每封信都厚达10张纸。他们让弟弟跑到杭州，悄悄地把这些没署名的信寄给了全国最出名的14所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等。

他讲道：“这事儿可是要掉脑袋的，但我铁了心要当现代的顾炎武，做中国的那个不畏强权的普鲁米修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后悔。”

就像刘文辉猜想的那样，警察没多久就把背后的主谋给揪出来了。接着，刘文辉就被抓了起来，押到上海市民广场，当众给枪毙了，那时候他刚好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