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近代以来，有关“中学”与“西学”的争论，便成为中国思想界乃至全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

长期闭关锁国、自高自大的中华帝国，在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到主张效仿它们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主张维护中学的正统地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则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且要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从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学与西学的斗争达到了高潮，最终西学取得了胜利。

然而，这个胜利并不彻底，一直到解放前，仍有人赞成全盘西化，有人赞成坚守传统。

这样的争论，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对于这个问题，著名学者、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认为，中学与西学，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中学、西学的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作为知识，‘学’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伪之分，但是无所谓中西之分。”

比如说：

几何学是希腊人的创造，代数学是阿拉伯人的贡献，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代数学是“阿学”。

所以，徐光启学习利玛窦所传入的几何学，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从此几何学就加入了中学的行列，直到今天，所有中国学生都在学几何学，而且学得很好。

同样，近代经济学诞生于英国，但不能说它是“英学”；近代人权理论鼎盛于法国，但不能说它就是“法学”。

仁义道德和三纲五常也并不只是“中学”。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就大谈特谈仁义道德，而西方中世纪的学者们也在大肆弘扬君权神授论，并在生活中推行男尊女卑的实践。

因此，何先生认为，所谓中学与西学之分，其实是当年旧中国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本身是一个思想误区，是一个伪问题。

他指出，近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先有了什么东西，那么别的国家或社会也都会有。比如电灯电话，比如飞机大炮，你有了别人也会有。

科学和民主是一条共同的道路，只要一个国家走了，其他国家也要走。当然有的国家走得不顺利，走得慢一点，有的走得顺利，走得快一点，但总的方向、共同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客观存在，但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大家的共性，近代化是一切民族的共同道路；从今天来看，则大家都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都要过现代化的生活，尽管各民族带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所以，何先生不同意中学、西学的对立，反对继续在中西体用这类伪问题上纠缠不清。他指出：

“在近代化的行程上，是西方思想曾经领了先，这对于中国思想的发展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问题全在于我们怎样善于吸收和利用一切前人的成果，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创自己思想上的新局面。”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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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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