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五五授衔那会儿，咱们军队的十大元帅，个个都是文武双全，而且眼光独到，特别会看人。

军旅文人张正隆有过这样的言论：“林彪手下既有能人，也有坏蛋，但就是没瞧见过无能之辈。”

有些人对陈毅的评价相当高，像那位有名的部队里的文人，之前当过总政文化部文化体育处处长的王昊，他就这么说过陈毅：“陈毅的眼光特别毒辣，一眼就能瞧出谁是想着投机倒把，谁又是真心实意干革命的，跟他聊上几回，他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今天我来聊聊陈毅那双独到的眼睛。陈毅这人，眼光真的很毒辣。他看事情总是能一针见血，找到问题的核心。就像他处理各种事务时，总是能迅速洞察出其中的门道，做出明智的决策。他的这双眼睛，真的让人佩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治舞台上，陈毅都能凭借他的慧眼，看清形势，把握机会。他的这种洞察力，真的让人惊叹不已。所以说，陈毅的这双眼睛，确实非同一般。

1926年3月份，张作霖那个反动军阀带着奉军去打冯玉祥带的国民军。为了帮奉军一把，3月12号，日本直接出动军舰，对着大沽口国民军的阵地就是一顿猛轰，这事儿后来被人们叫做“大沽口事件”。

“大沽口事件”一出，中共北方区委马上行动，带着北京五千多名学生，18号那天在天安门聚了起来。他们大声喊话，要求段祺瑞政府别理睬八国的那啥最后通牒，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都赶走，天津的外国军舰也得马上撤走。还有啊，得赶紧组织个北京市民反帝的大联盟。

会议结束后，老百姓们上街游行表达诉求，结果却在政府办公的地方，也就是执政府大门口，被段祺瑞的手下给残忍地杀了好多人。一共有47人失去了生命，还有199人受了伤。这就是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三一八”惨案。

在“三一八”事件那段时间，群众运动的主要策划和带头的大多是些有名的共产党大佬，比如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这些人。但说起当时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刘伯庄，知道的人就少多了。

新中国成立后，那时候担任北京地方执委会组织头头的，是咱们的开国大元帅陈毅。他跟朋友们聊天时，经常提起刘伯庄这个名字。

他讲道：“刘伯庄这人真不错。他为党组织付出了好多，咱俩关系也挺好。我搞国民运动那会儿，还给他推荐过人呢。”

但他一到关键时刻就垮了，变得没精打采。有人指责他思想保守，给他扣上右派的帽子，他干脆就辞了职，回老家四川去教中学了。这确实不是明智之举，但咱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为革命做出的那些贡献。

实际上，因为想法合不来，陈毅和刘伯庄的关系有那么一段时间挺紧张的，差点儿就闹掰了。

一开始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在怎么对待李鹤林这事儿上产生的。在处理李鹤林的问题上，陈毅识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鹤林和陈毅是老乡，两人也相互认识。1916年的时候，陈毅在成都的甲种工业学校上学，那会儿李鹤林也正好在那里念书，而且他比陈毅高一级。

李鹤林是个学霸，长得也端正，在学校里深得校长和老师们的喜爱。1919年的时候，陈毅跑到法国去半工半读，没多久，李鹤林也到了巴黎，他找上陈毅说：“清华的学费一年要120块，我负担不起，读了两年只好退学，现在也来这儿半工半读了。”

在巴黎那会儿，李鹤林懒得去打工，一门心思想搞政治。他老爱吹嘘自己，仗着自己英文、法文说得好，老去公使馆晃悠，想搞点名堂。头发留得老长，整天泡在咖啡馆、台球厅里，硬是要把自己打扮得跟个法国大诗人似的。

李鹤林在华侨协社安了家，差不多每隔半个月，他就会跑来找陈毅一趟。陈毅呢，每次都会给他十几个法郎帮衬一下。他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唠叨几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话。

有一天，李鹤林突然穿得特别正式，一身西装笔挺地来找陈毅。陈毅一看，愣住了，心想这家伙是不是家里给汇钱了，怎么突然这么讲究了？

李鹤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先别纠结这个了，今天我请客，咱们吃饭去。”

陈毅心里犯嘀咕，就问他咋回事，可他老是躲躲闪闪不给个准话。陈毅打趣道，你小子发财了，就不认我们这些穷哥们儿了？他连忙摆手说哪能忘呢，但就是一直不肯透露为啥突然这么有钱了。

过了半个月，李鹤林再次邀请陈毅去电影院，这次放映的影片里加了个日本人在巴黎拍的短片。短片里全是对中国人的贬低，讲中国人在巴黎的大街上多脏多没素质。

在那群演中国人的演员里头，有个人长得特别像李鹤林。陈毅直接问他，是不是跟李鹤林挺像的，可他却支支吾吾，没给个明确答复。

陈毅迈步走出，直接说道：“这种电影我可没兴趣看，纯粹是嘲笑咱们中国人的，你是不是靠这种方式搞到的资金？”

李鹤林乐呵呵地提议道：“咋样，就拍了十分钟的小片子，你就赚了五百法郎。要是你还想继续，咱俩可以搭伙再拍一部，那样又能多赚一千法郎。”

陈毅一听就火了，直接怼他：“你也太没脸没皮了吧，居然为了点钱就把国家的荣誉给卖了，干这种背叛国家的坏事！”

李鹤林撇撇嘴，不屑地说：“你就别吹牛了，你天天忙活着干活，说到底不还是个穷学生嘛。”

陈毅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别搞笑了，穷又能怎样？有钱有势诱惑不了我，贫穷低贱也动摇不了我。就算我再怎么穷困再怎么累，你来了我这儿，我也一样会好好待你。但你干这种事儿，咱俩这朋友可做不成！”

讲完之后，陈毅转身就走了。这事儿后来传开了，那些在法国留学的同学们都开始瞧不起李鹤林。

过了半年，李鹤林风光了不少，他当上了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手下的秘书，同时还兼职给在巴黎交际场上活跃的女国民党员郑毓秀当秘书。他老举办舞会、音乐会，跟那些人混在一起，甚至还邀请过陈毅来参加了一次。

陈毅瞅着李鹤林那副德行，直接对他发了话：“你现在已经走歪路了，那种放纵的日子你也能过，我劝你好好想想，别成了别人的棋子。”

李鹤林说啥也不肯听劝，反倒劝起陈毅来，说他不该犯傻去做那份累活。陈毅觉得自己不能像李鹤林那样没原则，丢了人格，从那以后，两个人就断了来往。

他之前跟陈箓都在追求郑毓秀，这事弄得三个人之间关系复杂，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陈毅跟那个在法国待过的老乡聊起这事时说：“他就那副德行，他干出这种出格的事儿，我一点都不奇怪。”

可谁承想，陈毅和李鹤林之间的事儿，竟然还没完呢。

1925年那会儿，陈毅跑到北京，在李大钊那儿参与了一个党的会议。他一看，嘿，没想到李鹤林也在场呢。

李大钊跟大家讲：这位是李鹤林同志，他从苏联学习回来，接下来会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北方党组织更加强大。

说起来，李鹤林因为开枪打了陈箓，被法国警察追得到处跑，在巴黎没法待了，只能逃到苏联去。到了那边，他就到处跟人讲，说自己是实在看不惯陈箓欺负那些留法的学生，才动手的。这话一出，还真让他赢得了一些留法学生的认可。

经过那些在法国留学同学的引荐，李鹤林先在莫斯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接着他又去了东方大学深造，并且在那里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等他回到国内，就被安排到北方的党组织去工作了。

李鹤林去找陈毅聊了聊，陈毅直接对他说：“革命这条路可不好走，要是真想干，那就得动真格的。你以前的那些经历，自己可得留个心眼，时刻提醒自己。”

李鹤林压根没把这话放心上。后来，陈毅跟党组织说了这么一番话：“像这样的人，真的能靠谱吗？你们还打算委以重任啊？”

那时候，北京地区管事的刘伯庄对陈毅说：“你这就是有点太个人主义了。”

陈毅直接对他说：“咱们中国的革命才刚起步，每个人都得经历点风浪，你们瞧好吧！”结果那刘伯庄，后来还真就成了托洛茨基派的人。

但话说回来，那时候的情况是我党和共产国际走得很近，党里头只要是从莫斯科镀金回来的，那地位可就水涨船高了。也因此，李鹤林得到了提拔，备受器重。

1927年那会儿，陈毅去了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上了党委书记，又碰见了李鹤林。李鹤林原本是北方党组织派的，他被调去黄埔军校做教官，后来跟着北伐军一起来到了武汉。

那时候，他穿着一身军官的行头，脚上蹬着皮鞋，手里拿着皮鞭，肩上挎着皮包，腰上系着皮腰带，手上还戴着皮手套，大家都戏称他为“五皮哥”。那会儿，不光是他，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都爱这么穿戴。

李鹤林一脸得意，冲着陈毅就问，还记不记得他是谁。他心里头其实是瞧不起陈毅的。

陈毅那时候在军校里头，其实悄悄地当着党委书记，但大家伙儿都不知道，他明面上的身份只是个准尉文书。按理说，他早就该升到少将的级别了，不过之前因为谈恋爱的事情闹得有点大，受了处分，军衔就被降到了校级。

陈毅讲道：“就算你变得面目全非，我也能一眼把你认出来。”

李鹤林讲道：“自从我来到军校担任教官，大家好像对我总有些看法。”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陈毅讲道：“说白了，要是真想革命，那就得铁了心好好去做，别老沉浸在那些花前月下的玩乐里。”

李鹤林确实对陈毅的直性子不感冒，因此他们两人不怎么来往。同学们对李鹤林的评价也不高。

7月15号那天，汪精卫在武汉搞了个大动作，反水了，还说要清除共产党。军校那边呢，计划着要往东挪到南昌去。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李鹤林这家伙，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过了大约两周，他在武汉公开发布消息，说自己要离开中国共产党。陈毅得知这事后，直言不讳地说，这下可真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了。要是当了汉奸还能声称自己忠于马克思主义，那简直就是个大笑话了！

1929年8月份，陈毅走龙岩那条路，经过香港，跑到上海去给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那边的事儿。在那期间，他碰见了聂荣臻、邓小平等一些同志。

陈毅被告知，李鹤林在离开党组织后，国民党那边也没接纳他，嫌弃他是个想占便宜的人。

他实在没法子了，就跑到海陆丰去找以前军校的老同事彭湃。但在那根据地，他却跟粤系的人暗中勾结，这事儿后来被彭湃给撞见了，直接就把他给处决了。这就是他最后那丢人的下场！真是法网恢恢，谁也逃不掉。

陈毅老先生在晚年聊起李鹤林的时候提到：

这是阶级矛盾发展到最后自然会有的结果。他这人挺有本事，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了过人的才能。

他觉得我太笨，跟老一套社会规矩较劲没用。他直接告诉我：“你这股倔强劲儿虽然让人佩服，但真不值得。要从最底下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猴年马月才能混出个样儿来？”

他觉得自个儿挺机灵，想抄近道成功，其实就是啥手段都使，连自己的原则都不要了，最后爬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摔了下来，没了！

咱们得从李鹤林这事儿里长点心。有才但用不对地儿，可就成了聪明过头害自己。别老去想着咋出风头吸引人。

他年纪轻轻就特别显眼，老爱往人群里扎，到处都能赢得别人的好感，升职也快。但其实呢，他既没啥真能耐，也没啥深思想，结果到最后，反倒把自己的路给走窄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反应慢半拍才开窍。但一旦明白了，我就一心一意地去做事，稳稳当当，从不急着显摆自己，完全听从组织的安排。

我把陈毅同志的那段话完完整整地抄了下来，每句话都太有价值了，说得特别在理！李鹤林这一辈子，让陈毅同志总结出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准则，这对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导向标！

没错，像李鹤林这类擅长言谈、爱出风头的人，他们瞅准机会就秀一把，确实能忽悠到不少人。他们能说会道，知道怎么吸引眼球，让一部分人上钩。

现在大家伙儿都喜欢听些顺耳的话，老话儿讲：“千言万语，恭维话最中听。”这里的“中听”就是说不会惹人反感。这样一来，那些想占便宜的人就有了空子可钻。大伙儿对那些光说甜言蜜语的人，可得留个心眼儿！

1926年夏天的时候，陈毅接到中共北方区委头儿李大钊的任务，让他回四川去搞军队工作。到了8月25号那天，他就到了万县的太白岩下面，那里是四川军阀杨森的指挥部。

四年前，陈毅和杨森因为帮助四川那些想去法国留学但又想边工作边学习的学生们，有过合作。

这时候，杨森已经加入了武汉国民政府，他的部队被编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而朱德在那里担任党代表一职。说起来，杨森和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就是同学，所以两人也算有缘。

陈毅跑到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那边去办理报到手续，把组织关系给转了过来。另外，他还接了杨森给的任务，就是帮着朱德一起努力，想让杨森站到我们这边来。

12月底的时候，重庆地委催着陈毅赶紧回重庆。他们想让陈毅通过黄埔女杰胡兰畦的老公陈梦云的叔叔，也就是合川三师的师长陈书农这层关系，用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去搞军队方面的工作。

1927年3月31号那天，四川的军阀头子刘湘，在重庆干了一件狠事。他对手无寸铁的集会老百姓下了狠手，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结果，当场就有五百多人丢了性命。这事儿，后来被人们称为重庆“三三一”大惨案。

“三三一”事件之后，刘湘赶紧从重庆给陈书农打了个长途，让他把陈毅给扣起来。

陈梦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就跑去跟陈书农讲：“陈仲弘现在三师政治部呢，特别受官兵们的喜欢，咱们咋能把他扣起来呢？”陈书农听后说：“那就让他走吧，别计较了。”

就在这时候，平时表现挺上进，老早就嚷着要加入共产党的旅长王学姜，突然给陈梦云打了个电话。他邀请陈梦云和陈毅他们几个，下午六点去他旅部吃晚饭，一块儿商量起义的事儿。

陈梦云心里有了打算，一门心思想拽着王学姜一起造反，打算在合川这块地方跟四川的军阀干一架。但陈毅死活不同意，他扯着嗓子喊：“快跑吧，王学姜那家伙根本不是真革命！”

之前王学姜装作很上进的样子，还主动申请要加入共产党。不过呢，陈毅仔细查了查王学姜的过去，最后断定这家伙根本就不是真心革命的。

陈毅得知，在以前军阀们乱打一气的日子里，王学姜为了巴结刘湘，竟然对自己有恩的上级下了狠手，开枪给解决了。像这样没心没肺、恩将仇报的人，他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想要加入共产党嘛？

还有件事情挺让人起疑，就是陈毅之前找王学姜谈话那会儿，王学姜对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那一套完全不感冒，他唯一上心的是，要是自己投靠了共产党，能不能让他来掌管四川的全部武装。

像王学姜这种一门心思钻营名利的人，怎么可能在我党碰到难关的时候，站出来说要带头起义？明摆着，那场宴会没安好心，王学姜就是想耍阴谋，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给收拾了。

没错，就在那天，第三师里的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都中计了，他们去了那场宴会，结果全被王学姜给逮了个正着，然后转手交给了刘湘。

陈毅打算马上离开合川，陈梦云讲道：“我得跟你一起走，不然不行。”接着，他就让人去找来了一艘小木舟。

没多久，陈梦云、范英士和陈毅就从政治部一块儿出来了，他们悄悄上了条小木船，选择从铜梁那边绕过去，直奔重庆。为啥选这条路呢，就是因为不走北碚，能躲开路上那些军警的检查。

陈毅他们仨从合川急匆匆地出来，啥钱也没带。到了铜梁地界，陈毅冷不丁说要去找驻军的旅长游晏如想办法弄点路费。旁边两个人一听，都愣了，一块儿喊道：“你这不是胡闹嘛！”

游晏如在川军的军官圈子里，算是挺保守的那一个，他明着说自己特别佩服吴佩孚，还老跟别人讲孙中山和国民党这不好那不对。这时候跑去找这样一个保守的头头，岂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陈毅笑着开口说：“游晏如跟陈梦云一家是老交情了，这哥们儿在川军里是出了名的讲义气，咱们现在去找他，他肯定不会给咱们脸色看。”

因为他是个川军的老资格，跟刘湘一直不太对付。就算他把我们三个人都干掉了，刘湘也不会提拔他。所以，搞我们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现在局势动荡，未来难以预料，这位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大半生的川军老将，心里明白凡事都得留个余地，他肯定会拿钱给我们！

不出所料，陈毅他们跑到游晏如的旅部想要见他。游晏如虽然没答应见他们，但还是慷慨地拿出一千元大洋。这样一来，他们三人的逃跑路费就有了着落。

陈毅抵达重庆后，联系了几位在商界的老友，通过他们疏通了关系，搞定了美孚油行煤油船上的一个领班服务员。他换上服务员的制服，混上了轮船，悄悄离开了重庆。到了宜昌，他又换乘了另一艘船，一路到了汉口。

陈毅历经艰险，从四川合川安全到达武汉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上海搞了那场“四?一二”反革命大行动。那时候，武汉城里头，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到处都是反对蒋介石的标语啊、传单啥的。

陈毅在一位湖北老乡的协助下，这位老乡是胡兰畦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里的同学，他顺利联系上了中共湖北省委。

那时候，省委正忙得团团转，主要是要解决从湖南、湖北逃到武汉的那些党团员和农运领导骨干的工作问题，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陈毅跟上面接上头之后，就直接把他安排到叶挺的部队里，让他去当个普通士兵。

那时候，叶挺的部队里真聚集了一堆能人，像农协的头头、工会的老大、区党委的负责人等等，啥样的都有。

杨立三那时候负责招人，他聊起那时候的事儿说：来了好多委员啊、主席啥的，这可咋整？都得去当兵！那些想革命的，直接拿起枪就去当兵了；不想的、还有那些犹豫不决的，最后就走了。

当然，他们走的道路并非反对革命或是不参与革命，而是有不少人回到了家乡，积极投身到暴动的行动中，成了活跃分子。

那时候，陈毅可没想那么多，一心就想着要去叶挺的部队当兵。对他来说，能真枪实弹地干上一场，简直是太让人兴奋了！

没想到陈毅刚拿着湖北省委的介绍信走出门口，就撞见了给他介绍入党的颜昌颐。

颜昌颐，老家在湖南省安乡县。1919年，他跑到法国半工半读。到了1921年底，因为卷入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情，他和陈毅一块被遣送回了国。那时候，他正好在中央军委做事。

两个人好久没见，一见面就高兴得立马搂抱在一起。到了第二天，颜昌颐领着陈毅去中央军委那边报到。没想到，又碰到了一个也是从法国打工学习回来的四川人，叫聂荣臻。

聂荣臻对陈毅说：中央军委商量过后，也问了湖北省委的意见，打算让陈毅你去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任职，当那里的中共党委书记。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由一个三人常委会管的，里面有俩国民党员，是邓演达和谭延闿，还有一个共产党人是恽代英。但国民党那边太乱了，所以这学校基本上就是归我们党来管的。

学校里，有不少学生是共产党员，还有很多是支持党的人，而右派的力量很微弱。陈毅首先去找了恽代英同志商量事情。

恽代英领着陈毅去见军校政治部的头儿施复亮，并当场宣布了中央军委的新决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要建个党委，陈毅挑大梁当书记，恽代英呢，就是副书记还得管宣传这块儿，施复亮则负责组织部的工作。

恽代英讲道，现在革命的局势很紧张，得赶紧加强党的工作力度。陈毅的身份得保密，得找个活儿给他掩护一下。代英觉得，让他去政治部干秘书挺不错的，时间自由，方便他做工作。

施复亮那会儿推辞了一番，说政治部那边安排起来挺棘手，情况挺乱的，但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第二天，施复亮跟陈毅说，安排他做秘书这事可能行不通，要不就先做个文书算了。陈毅一听，立马表态说，革命工作嘛，干啥都行。

文件的处理工作是准尉级别负责的，而秘书的职位则是少校级别，两者之间差距挺大。不过，这事儿陈毅倒是没往心里去。

到岗之后，秘书长安排陈毅连着抄了两天的名单。陈毅去找施复亮反映情况，说这法子不顶用，整天就让我埋头抄抄写写的，我还怎么着手干活儿啊？

施复亮接着道：“这事儿难办，我们这儿的组织科长是国民党的人，他专门盯着我呢，我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其实，在学校里，左派的力量相当大，党员和团员人数众多，但施复亮却依然感到害怕。

之后，陈毅去找了恽代英，让他跟书记长通了个气。又因为陈毅老是不顾手头工作，四处找人联系，书记长也感觉出陈毅不光是干文书的料，就不再让他抄东西了。

施存统，他原本的名字叫施复亮，不过后来大家更习惯叫他施存统。当然，要是提到他的儿子，那知名度可能更高，他就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施光南。

1921年年底，他在日本被抓了，然后就被日本那边赶回了国内。到了1922年5月份，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上，他被大家选为了中央书记部的头儿。

1923年以后，他陆续担任了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领导人物，还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的执行委员以及上海团区委的一把手。同时，他还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黄埔军校以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当起了老师。

施存统是大革命时期很有名的共产党成员，也是个研究经济的行家，他经常四处给人上课讲解。不过呢，他在党里的位置不算高，一直没被选进党中央委员会，也没在中央的领导班子干过活儿。

在党委会议上，恽代英碰到啥事儿都会跟陈毅说一声，但施存统呢，他仗着自己是政治部主任，还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对陈毅就不怎么搭理。

有一次，党委会议上大家聊起了邓演达的一个观点，他说国民党是农民的代言人，而共产党则是工人的后盾。

施存统挺赞同邓演达那套说法，但恽代英可不买账，陈毅呢，他是站恽代英那边的。共产党得领着农民走，不能让资产阶级给抢了先。施存统老出去给人上课，说来说去，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那套并没搞明白。

政治部里头管组织的科长，叫叶镛，是个国民党成员，他开始留意起那位准尉文书了。有一天，叶科长突然把陈毅叫过去，说要跟他聊聊。

叶镛跟陈毅都是四川的老乡，他就直接问了陈毅：“你在四川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咋跑到这儿来干文书的活儿了？我猜你肯定加入了共产党吧。”

陈毅心里对国民党员肯定是防着一手的，他随口回应道：“人家共产党那边来的都是当大官的料，怎么会愿意来干这文书的小活儿呢？”

叶镛讲道：“你得相信我，我是真心想革命的。我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不过呢，CP里的同志对我有点误会，说我站到了右边，但实际上我不是那样的人。”

陈毅毫不犹豫地直接说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他讲道：“我从法国回来后，就一直投身革命，眼下正为了革命在做基层工作。盼你能瞧清楚革命的局势，加入到革命中来，我们党是很乐意接纳你的。”

叶镛心里头乐开了花，主动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会儿，蒋介石这家伙背叛了革命，局势乱得跟一锅粥似的，大家都得选边站，每天遇到的事儿都像是在考验咱们。

陈毅一番考察后，决定让叶镛成为党员，并直接对他说，要革命就得铁了心。叶镛也表态，说自己绝不会当叛徒。

叶镛秘密加入了党组织，他的党员身份得藏着掖着，得靠他手头的职务来打个掩护，这样一来，干起革命工作来就顺手多了。

某天，学校请周恩来同志来给军校的党员们讲讲话，叶镛也来了。施存统一瞧见他，心里直打鼓，嘀咕着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善茬，咋还让他溜进来了呢。

陈毅讲，他已经成为党员了，表现得甚至比一些老党员还要出色呢！可施存统还是满心担忧，老觉得不踏实。

施存统手下有个秘书，叫陶希圣。这家伙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里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老爱在学校里上台讲话，直接点名批评蒋介石搞政变，背叛了革命，还投靠了帝国主义，干了一堆坏事。

演讲接近尾声时，陶希圣情绪激动得眼泪直流，他哽咽着说：“咱们得把泪水擦干，拿蒋介石的项上人头，给那些牺牲的烈士们讨个公道！”

那时候，陶希圣也挺留意那个准尉文书陈毅，心里琢磨着陈毅可能就是学校里中共党组织的头头。有一天，他专门找上门来，直接向陈毅打听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陈毅讲道：“我其实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特别支持革命。我就盼着国共两边能一直携手合作。要是国民党跟咱们共产党对着干，比如蒋介石他们要是跟着帝国主义走，那革命可就悬了，得失败。”

陶希圣讲道：“共产党那些真正掌舵的人，都是躲在背后的，我觉得你就像是那样的人。”

陈毅讲道：“你把我捧得有点过头了。”

陶希圣感慨道：“我心里真难受。眼下这般残害工农，却还讲工农运动闹得太凶。”

陈毅讲道：“蒋介石跟共产党反目了，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国民党员，就只能跟着他一块儿干坏事。但革命这事儿，还得继续往前走。共产党得坚持斗争，工人农民也得继续闹革命，毕竟他们的日子还是老样子，没啥好转。”

陶希圣坦言对共产党心生敬意，希望能成为其中一员。陈毅回应道：“那可不行，得经过层层考验，毕竟党员队伍里也有人会动摇。”

说到陶希圣这个人，党委会里的意见挺分歧的。恽代英觉得可以试试拉拢他，但心里没底；施存统倒是挺看好陶希圣，还想拉他入党。可陈毅眼光独到，直接拍板说：这家伙夸大其词，根本靠不住，不能让他进党。

1927年7月15号以后，国共两党闹掰了，局势立马大变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家也开始各奔东西了。

恽代英投身南昌起义，成了前敌委员会的一员，还进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当上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秘书头头。

恽代英烈士讲过，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后，施存统瞅准党中央乱成一锅粥的机会，悄悄卷走了一大笔党的经费，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之后，施存统去了汪精卫改组派管理的上海大陆大学还有北平师范大学教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投身到了抗日救亡活动中。接着，他前往重庆，当上了南方印书馆的总编辑和经理，还兼任四川银行经济研究处的处长。

1945年快结束时，施存统是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重要人物之一，还当上了常务理事。他写了很多政治评论文章，批评国民党要打内战和搞独裁，同时推广“中间的政治道路”。他做的这些事情，对老百姓来说是有好处的。

陶希圣后来露出了真面目，站到了蒋介石那边，成了他手里的一支重要笔力。抗战那会儿，他跟着汪精卫向日本鬼子投了降，没多久又溜回了重庆。

叶镛跟着军校的队伍来到了广州，那时候军校已经变成了第四军教导团。他很会拉拢人心，大家都叫他“叶大哥”。在四川会馆里，他找来了不少逃难的党团员和热血青年，把他们加进教导团，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

叶镛在失败后没放弃，他跑到海陆丰继续带着大家干。后来，大家选他做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也就是红四师的师长。可没多久，他病得很重，还是被敌人给抓了，送到广州去了。

敌人把叶原误当成“党内同志”，于是百般恐吓，想让他屈服，但叶原坚决不从，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他们，最后不幸被残忍杀害。

陈毅老先生在晚年聊起过往的人和事，感触颇深地说：“就像真金得在火里炼，那些想浑水摸鱼、投机革命的家伙，最终都被筛出去了！”

1949年5月，陈毅碰到了老朋友施存统。那时候，南京已经解放，好多民主人士都往南边走，打算跟着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一起进上海，帮忙搞接管工作，施存统也是其中一员。

总前委在南京安排了一场欢迎活动，陈毅司令在活动上讲了几句话，讲完以后，施存统就过去了，找陈毅聊起了往事。

陈毅老来谈起往事时说：“他过来夸我，说我说得不错，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了不起。”

施存统其实是想给了解他过往经历的陈毅说明白一些事情，他开口道：

汪精卫搞政变那会儿，我吓得当了逃兵，这事儿挺丢人的。但说实话，我也有我的难处，身体实在不争气，革命那活儿我干不来。不过我跑了之后，倒是没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儿，也没背叛过任何一个同志。

施存统辩解道：“恽代英的牺牲我挺敬佩的，但他报纸上说我卷款逃走，那可真不是这么回事。那笔钱的去向嘛……”

反正，施存统在陈毅那费了好大劲解释了一通。

陈毅听完之后，就笑着开口了：“以前的事儿就别再提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

施存统讲道：“我虽然能在有钱人堆里使上点劲，但马列主义那套我是搞不动了，毕竟脱党了，再讲也没人信我这叛党之人的话。我呢，就在有钱人中间周旋，劝他们听共产党的，跟着共产党走。”

陈毅讲道：“这样也挺好，咱还是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吧。”

之后，施存统成为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顾问。等到新中国建立起来，他又接连担任了劳动部的第一副部长，还连续三届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四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直到1970年，他离世了。

陈毅同志拿施存统来教育子女：“施存统这家伙，年轻时挺风光，可他没有站稳脚跟，没真正搞明白马克思主义，结果一考验就垮了。”

年轻人啊，你们也得吸取教训。得实实在在去做事，从真实的挑战里攒经验，并且得会琢磨情况，看清形势，这样才不会在关键时刻晕头转向。形势一变，你们得稳住心神，多想想大局，别光顾着自己那点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