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底，“汉训班”特务案告破。

这一案件牵扯到了32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其涉案人员之广、潜伏之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于有些军统特务已经潜伏到了军委二局这样的重要技术侦查情报部门之中。也正是因此，该案也被称为“陕甘宁边区反特第一案”。

而这起案件的破获，离不开时任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布鲁的筹谋。毛主席在得知了是布鲁侦破此案后更是亲自表扬了布鲁，称赞他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这起“反特第一案”，又有着怎样曲折的经过呢？布鲁又是如何筹谋的呢？

1909年，布鲁出生于广东乐会县，他原名卢茂焕。在17岁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他，便加入了共产党。

之后的岁月中，他曾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斗争工作，是以积累了丰富的对敌特斗争经验。1936年夏，他被调往红中社（新华社前身）工作；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他前往了延安，成为了红军大学的一员。

毕业后布鲁被挑选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凭借着丰富的对敌特斗争经验、优秀的工作能力他也一路被拔擢为边区的保卫部长（尽管此前布鲁此前被炸没了一只手，这也足见他的优秀）。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作为当时党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我军的总后方，正是因此这也让它成为了一众特务的目标之选。

而“汉训班”就是国民党军统针对陕甘宁边区的产物。

1939年9月起，国民党军统在陕西汉中地区以“培训抗日干部”的名义招收学员，但实则是执行打入计划，培养他们潜入延安收集情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更是兼任“汉训班”的主任，也足可见国民党对它的重视。

其培训的课程涉及到了侦查、射击、擒拿、化妆、爆破、暗杀等方面，学员甚至都掌握了万能显影液配方和情报加密等技能。从其成立到停办，共招收了9期学员，其成员渗透非常广，除了上面我们提及的军委二局之外，联防司令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陇东专署等要害部门都有被渗透。

1940年10月，“汉训班”毕业的吴南山被安排回到老家庆阳从事情报窃取的工作。尽管在“汉训班”中他不断被灌输抹黑言论，可是他老家庆阳的变化却让他彻底的选择了与军统割裂。

一日，他（此时吴南山在陇东中学担任教师）与陇东中学副校长陆为公（也是庆阳县长）选择了和盘托出，交代自己参加了“汉训班”。

这样重要的情报，陆为公自然不敢怠慢，随即告知了马文瑞（时任陇东地委书记，陇东中学校长）、李甫山（时任陇东保安科长），三人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同时也对他进行了考验确保无虞后，最终吴南山成为了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

而为了得知军统情报，消灭潜伏在边区的特务，吴南山也被允许继续与军统联系。职务上，吴南山也被调任到庆阳县三科科长。

于此同时，为了刺探我军动向，军统也不断的组织“汉训班”进入边区。

1941年10月，在参加边区教育会议后吴南山碰见了老熟人同样在“汉训班”擅长爆破的同学启祁三益。

显然祁三益此来必然是带着刺探任务而来，吴南山便与之攀谈起来，并以推荐工作等由头将他带回了庆阳。

将祁三益带回庆阳后，吴南山一面推荐祁三益到庆阳民教馆当图书管理员作为安抚，一面则将此事告知了李甫山。

李甫山自然不会怠慢，安排保安科严密监控祁三益，很快便发现祁三益不仅有写密信，还与相关潜伏人员接头。可是保安科仍是不明白祁三益的最终目的，一日祁三益让吴南山为他搞延安通行证，显然祁三益此行定然会联络潜伏在延安的特务。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身为保卫部部长的布鲁迅速赶到庆阳，了解案情后决定抓捕祁三益。

但抓捕的同时却不能暴露吴南山的身份，于是就在吴南山、祁三益会面时两人都被抓获，并分别关押。

作为侦查专家，布鲁立刻对祁三益进行了提审。在他的强大心理攻势之下，祁三益交代了此行前往延安的目的、任务，并将他掌握的“汉训班”人员名单如实交代。布鲁更是决定将祁三益“化敌为我服务”，将他吸收为何吴南山一样的保安科外勤人员。

有了祁三益的交代，布鲁甚至还揪出了潜伏在他身边随性人员中的特务李峰壁。

之后祁三益被带回延安，并安排在新市场小学工作，任务也是找寻国民党军统特务以及联络员。

很快刘志平、赵秉廉、王继武、张友益、李春茂等一系列潜伏于边区贸易区、兵工厂、鲁迅艺术学院等人相继落网，而且由于我党立足于 思想教育，真正为人民他们也相继投诚为我所用。

直到1942年“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名潜入延安担任副组长兼总联络员的赵玉峰被找到，并经过布鲁的曲折劝降计策，也选择了投诚。

就这样，32名潜入延安的“汉训班”军统特务“悉数落网”，其中有意思的是除了一个叫王焕章的特务之外，其余的31人都选择了投诚，为我所用（当然后来也有意志不坚定，而逃离延安者，这也自是后话）。

得知案件顺利侦破，毛主席不由得的赞叹布鲁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甚至还说到“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这也足见毛主席对布鲁的信任、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