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青藏高原，发动机的轰鸣刺破晨曦——西宁的摩托车修理铺比往常早开门两小时，老板马师傅正在擦拭"解禁首日免费检修"的告示牌。900公里外的惠州仲恺区，外卖骑手阿强却蹲在交警大队门口，手机屏幕定格在704:32的民意投票结果上。两座城市，两种命运，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样本，正在摩托车轮的转动中显影。当西宁用政策解禁释放出年产值超千亿的产业活力时，惠州街头94.2%反对声浪撞上政策铁壁的荒诞现实，揭开了"为民决策"与"替民做主"的深层博弈。

【西宁解禁】

3月12日，西宁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将原先的全面禁摩政策转变为仅在特定路段的早7点至晚9点限制摩托车通行。这一实质性的解禁举措，并非毫无预兆。追溯到2020年3月17日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到期后，政府没有选择续期，而是提前解除禁令，为此次解禁埋下了伏笔。

在过去，全面禁摩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拥堵和事故发生率，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对出行多样性的需求日益增长，摩托车作为一种便捷、灵活的交通工具，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如今，西宁市政府顺应民意，对摩托车管理政策进行调整，正是对民众需求的积极回应。

从区域限行到“仅特定路段限行”，这一转变意味着政府承认了全面禁摩这种粗放管理模式的失效。全国人大代表李书福也曾提到，“禁限摩”长期抑制了产业升级与出行多样性，而西宁的政策转向，恰恰是对这一矛盾的有力解决。西宁的"手术刀式解禁"不仅承认了粗放管理的失效，更释放出万亿级消费市场的冰山一角，这样的产业不应被过度限制。

【反观惠州】

今年2月，惠州市公安局发布了《惠州市公安局关于在惠城中心区实施摩托车限制通行措施的通告（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在惠城中心区全天24小时禁止摩托车在特定区域行驶。通告还表示，为城市提供基础服务的城市管理、抢险救灾、邮政快递等保障行业的摩托车经备案登记后，不受本通告限行措施限制。这一举措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疑惑。

从民众的思想观念来看，摩托车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重要的出行工具，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摩托车更是他们日常出行的刚需。在惠州市公安局公布的征求意见结果中，明确赞成继续实施摩托车限行措施的意见仅有32条，而其他意见多达732条，其中499条不赞同限行措施，205条建议修改限行措施并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这一结果充分反映出民众对于摩托车在城市交通中地位的看法，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惠州自2013年实施禁摩政策以来，一直未能充分考虑到摩托车作为低收入群体刚需交通工具的现实。尽管此次征求意见结果显示超90%的公众反对现行或拟修订的限行措施，但目前来看，禁摩政策并未因投票结果而改变。有网友抗议颇具黑色幽默："我们投票反对禁摩，结果政府说'反对有效，所以继续禁止'。" 这不禁让人质疑，这样的征求意见是否只是走形式？“为民决策”是否变成了“替民决策”？

铁马锐评

西宁与惠州的政策温差，实则是治理能力的高下立判。前者在产业数据与民生诉求间找到平衡支点，后者在形式主义泥潭里越陷越深。当禁摩令的社会成本远超管理收益，城市治理者更需明白：真正的文明不是用禁令编织牢笼，而是用智慧构建包容生态。西宁已点燃改革火种，接下来要看多少城市有勇气走出"懒政舒适区"。发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