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三河市“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事件,因官方通报中隐去被问责者姓名,从一场城市治理风波升级为公信力拷问。公众执着于追问“市委主要负责人是谁”,本质上是对权力运行透明度的集体投票——当决策失误的代价由社会承担,匿名通报能否承载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2024年10月,三河市以“统一城市风貌”为由,强制商户更换广告牌匾底色。政策执行中暴露三大问题:
法律依据缺失:当地《城市规划导则》未规定颜色限制,市场监管部门仅凭“书记指示”执法;
决策程序失范:政策未经听证、专家论证,以口头通知替代正式文件;
经济损失转嫁:商户被迫自费更换招牌,蜜雪冰城等连锁品牌因商标色被覆盖起诉维权。
事件最终触发廊坊市调查组介入,但通报仅以“市委主要负责人被免职”收尾。这种“前半程权力高调登场,后半程责任隐身退场”的割裂,恰如《新京报》所评:“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时张牙舞爪,承担责任时却戴上隐形手套。”
官方试图以模糊表述平衡“快速止损”与“政治风险”,却陷入更深的合法性危机:
逻辑矛盾具体表现公众质疑焦点权责不对等决策时“书记要求”成执法依据,问责时隐去姓名“敢做不敢当,如何警示后来者?”程序正义缺失《政务公开条例》要求“涉及公众利益须公开”,通报却沿用党内模糊惯例“政务通报为何套用党内规则?”修复效能悖论试图通过快速免职平息舆情,反而催生“保护责任人”“换马甲复出”等猜测“匿名通报是灭火还是浇油?”赔偿机制悬置数百商户损失未获赔偿,匿名通报使追责主体模糊“找不到责任人,损失该由谁埋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5年研究显示,匿名通报的二次舆情爆发率比实名通报高3倍,印证“越遮掩,越失信”的传播规律。
破解匿名通报困局,需将公众追问转化为制度建设的推力:
1. 刚性约束:政务通报“四要素”强制公开
实名制:公布被问责者姓名、职务;
明责化:列举具体失职行为(如“违反《行政许可法》第XX条”);
溯源性:公开决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证据链;
闭环性:明确赔偿方案与责任人复出条件。参考案例:2023年长沙自建房倒塌事件中,国务院通报详细列出副市长“未组织安全排查”、区委书记“违规审批”等事实,舆情24小时内降温。
2. 技术赋能:区块链固定决策痕迹
推行“重大决策区块链存证”,确保常委会记录、文件签批等不可篡改;
浙江已试点“行政决策电子档案库”,实现全程可追溯;
技术成本测算:一个地级市年投入约200万元,可降低80%的决策争议。
3. 经济追责:建立“决策失误赔偿基金”
资金池来源:领导干部缴纳“决策风险金”(约占年薪20%);
赔偿标准:按商户实际损失额的70%-90%赔付;
江苏某市试行两年,决策失误率下降45%。
三河事件暴露的不仅是通报技巧问题,更是基层治理的三大结构性矛盾:
“权力审美”VS“法治底线”:个别官员将个人偏好凌驾法律,折射“人治思维”残留;
“内部透明”VS“外部模糊”:党内通报与政务公开的“双轨制”造成公众认知割裂;
“快速灭火”VS“长效修复”:运动式问责治标不治本,制度性纠偏尚未破题。
国家行政学院2025年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应对舆情的核心能力,已从“响应速度”转向“制度信任”。当江西“鼠头鸭脖”、唐山“烧烤店打人”等事件反复消耗公信力储备,匿名通报无异于在信任账户上“透支提现”。
结语:名字是权力最小的合规单位一个被通报的姓名有多重?
对公众,它是丈量程序正义的刻度;
对责任人,它是铭刻权力边界的碑文;
对制度,它是检验治理现代化的试纸。
三河市的广告牌匾终将恢复色彩,但公信力的修复需要更彻底的“染色工艺”——唯有让每个责任人的名字都经得起阳光曝晒,让每项权力的运行都留得下清晰痕迹,基层治理才能真正跨越“塔西佗陷阱”,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