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罗同盟的一员，新罗在协助唐朝灭亡百济的过程中可谓尽心尽力，而当百济故土掀起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时，新罗方面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答薛仁贵书》中提到“熊津请兵，日夕相继。新罗多有疫病，不可征伐兵马，苦情难为，遂发兵众，往围周留城。贼知兵小，随即来打，大损兵马，失利而归。南方诸城，一时总并属福信。福信乘胜，复围府城，阴即熊津道断”。

体现了唐军在百济遭遇百济反抗势力围攻时，新罗并没有倾力相助，而只派遣少量部队敷衍了事，以至局势顿然改变，无法形成唐军与新罗联合作战的态势。而拜根兴师则认为新罗军队对援助唐朝还是相当积极的，如６６１年二月派遣多名将领救援被复兴军围困的泗沘城就可以体现新罗对支援唐军的重视。

孙炜冉则认为因为百济残余势力的盘踞及北部高句丽国尚存，所以唐朝与新罗之间还处于紧密的盟友状态，尚未出现瓜分战争果实的最佳时机，双方的间隙也未出现，对于百济故地的反抗势力，双方基本可以做到协同配合作战。韩国学者卢重国曾提到新罗之所以无法参与平定百济复兴的行动，是因为其军队被派遣参与征伐高句丽的战争中，所以没有办法抽调出兵力进攻百济。

一、百济军队的反抗

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新罗能够参与作战的军队数量宄竟有多少？新罗军队的战斗力是否有着如此之强，对平定百济复兴运动起到怎样的作用？此外，在百济故土掀起复兴运动之时，“高句丽、靱鞮谓新罗锐兵皆在百济内虚可捣，发兵，水陆并进，围北汉山城。”

也就是说，虽然高句丽在唐罗进攻百济时并没有采取救援行动，但是在随后却联合靱鞮进攻新罗北部边界，从而给予新罗极大的压力。这是否会给当时新罗协助唐朝平定百济复兴军造成阻碍?

除此之外，我们应当考虑到在百济故土掀起反抗势力的同时，新罗国内也经历着武烈王金春秋与文武王金法敏之间的权力交替，这样的权力交替是否会对新罗协助唐军镇压百济反抗势力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是如何呢？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当去探寻这个时期新罗国内兵力及权力变化的情况。

二、新罗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在过去我们总将视角放在新罗并没有全力支援当时唐朝在百济的军事行动上，而导致了给予百济余贼以喘息之机，使得百济故土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令得唐朝的南方据点方案难以实施。

但除此之外，我们应当考虑新罗军队的战斗力是否有着如此之强，是否新罗军队的参与会对平定百济复兴运动起到关键作用。查阅《三国史记》中从善德女王到文武王时期新罗与百济之间的战斗，大小战役多达数十次，双方胜负参半，貌似二者实力处在伯仲之间，但如真德王元年，百济曾派兵攻打新罗茂山、甘勿等三城。

这场战役是凭借着死士冲锋陷阵，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激励士气才得以胜利，如果新罗军队战斗力强盛，为何交锋之初屡屡败绩，而总是需要勇士冲锋陷阵以振奋士气才能获得胜利呢？再者，“善德王十一年秋七月，百济王义慈大举兵，攻取国西四十余城．．．．．．是月，百济将军允忠领兵攻拔大耶城。都督伊冶品释、舍知竹竹、龙石等死之”。

“善德王十四年，金庾信自伐百济还，未见王，百济大军复来寇边，王以事急乃曰：国之存亡，系公一身。”凡此种种，可见新罗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而直到唐罗联合开始对百济进行军事进攻时，新罗军队的战斗力是否有着重大的提升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660年的黄山之战以及后来新罗军救援刘仁愿的战役中可以看出端倪。660年，按照唐罗之间的计划，金庾信领新罗精兵五万进攻百济，“百济将军堦伯擁兵而至”，新罗军四战不利，直至最后靠着官昌、盘屈冲锋陷阵带动士气才勉强获得胜利。

照理说有着唐军的驰援，新罗在攻打百济的时候士气应是极其高涨的，百济军虽拥地势之利，但凭五千兵士便阻挡了新罗五万精兵，则充分体现了新罗军队的战斗力的有限。直至百济复兴运动初期，由于缺少唐军的支援，新罗军队在征讨百济残余军队时也是接连遭遇败战。

如“夏四月十九日，班师，大幢、誓幢先行，下州军殿后，至宾骨壤，遇百济军，相斗败退．．．．．．王闻军败，遣将军金纯、真钦、天存、竹旨济师救援，至加尸兮津，文军退指加召川，乃还。王以诸将败绩，论法有差。”便可充分说明这一情况。

而《资治通鉴》卷200高宗龍朔元年亦载刘仁轨代替王文度为检校带方州刺史时，曾命令新罗派兵进行支援，新罗王派出将领金钦纯领兵支援，却被百济福信打败而逃回新罗，从这方面我们也认识到新罗军队战斗力在唐罗联合灭亡百济之后并没有很明显地提升，而这种战斗力是对唐军镇压百济故土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应当说在百济灭亡之后，新罗军队的战斗力无法有着突破性地提升地，而作为新罗王、曾经的唐罗联合军一员，金法敏对新罗军队的战斗力更是有着明确的认知，所以金法敏在派军支援唐军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到军队的损失问题，但出于依旧需要依靠唐朝的目的，金法敏还是尽心尽力地协助唐朝平定百济复兴军，只是从派兵的数量以及规模上有所保留。那是否还有着别的原因对其用兵起着限制作用，从而没有办法协助唐朝速度平定叛乱呢？

《三国史记》卷７《文武王纪》记载了金法敏继位之初，频繁发兵协助唐朝镇压百济叛将，反映了金法敏此时还是愿意协助唐朝守卫百济这个南方据点的，而其中“既恐熊津绝粮，所以差遣老弱，送熊津；强健精兵，拟向平壤”则体现出新罗军队人员不足的情况，这也可能是金法敏无法尽力派兵的原因。但还有什么原因使得金法敏无法尽力协助唐朝呢？是意图吞并百济而希望唐军与百济复兴军自相残杀，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吗？

不仅如此，在这段时间内，662年金法敏诛杀真钦、真珠等人的事情更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662年八月“百济残贼屯聚内斯只城作恶，遣钦纯等十九将军讨破之，大幢总管真珠、南川州总管真钦诈称病，闲放不恤国事，遂诛之，并夷其族。”

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有必要审视真钦、真珠两个人的身份及经历。《三国史记》中并没有为这两个人列传，似乎这两个人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不重要的话，为何仅仅因为闲放不恤国事就遭遇杀身之祸，甚至连族人都难逃一灾呢？虽无列传，但《三国史记》中《善德王纪》和《武烈王纪》却有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探求真相。

善德女王时期，曾改“何瑟罗洲为北小京，令沙滄真珠镇之”，按道理北小京是防御百济进攻的重地，既然令真珠镇守，则体现此人是值得信任，堪当大任的。到了金春秋时期，真珠还担任兵部令一职，后更与金法敏等人去迎接唐军、参加征伐百济的军事行动。

至于真钦此人，在６６１年救援泗吡城时，新罗军队適到危险，金春秋派人救援之时，其中便有真钦。从种种记载来看，真珠、真钦二人地位不低，且积极参与了新罗对百济的作战，并不像是会诈称病，闲放不恤国事之人。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金法敏在登基初期、急需拉拢旧臣之时对这两人痛下杀手呢？笔者认为关于这件事情，应该从金春秋继位开始探索。新罗善德女王去世之后，国内再无圣骨可以继承王位，由此大臣金庾信与阙川等共同推举金春秋登基，是为武烈王。

而最初新罗大臣是推荐让阙川继位的，因为阙川在领军与百济作战的功绩极大，但出于需要借助唐朝力量以击败百济、高句丽的打算，阙川与金庾信一同推荐了亲唐派的金春秋为王。而金春秋仅仅只是真骨出身，是新罗骨品制中的第二等，国内大多贵族都得以具有真骨之名，也就是说其他的贵族本也有继承王位的资格。

在薛仁贵给新罗王金法敏书中曾提到“先君盛业，奉而异图，内溃疑贼，外招强阵”的语句，查阅金法敏一朝的记载，并没有关于内乱的记载，甚至《三国史记》卷七《文武王纪》也提到了“时当征战，西征北讨，克定疆封，伐叛招携”。

如果将真钦、真珠被诛与叛乱联系起来，那么当百济灭亡，身为真骨的金春秋去世，其子金法敏继承王位，同样具有继承身份的大臣便起了觊觎之心，金法敏为了稳固王位而将有可能参与叛乱的大臣一一清除，真钦、真珠便是受到怀疑才遭到了诛杀，其家人也无法逃脱诛杀命运的事情也就说得通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以为金法敏在百济复兴军的初期依旧保持与唐朝合作的心态，但面对当时的反对势力以及对新罗军队战斗力的有限的考虑，金法敏选择将重心放在了处理国内事务，清除国内对自身的不利势力，稳固新生政权之上、如此一来，自然使得新罗无法全力配合唐军平定百济复兴势力，并不能单纯地归为新罗意图占据百济，从而消极援助这一想法。

而随后发生的唐改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并命百济与新罗誓盟之事，触碰到了新罗的利益，也让新罗明白到唐朝开始改变了之前的南方据点政策，开始想将百济和新罗共同纳入唐朝的羁縻政策中，这个时候新罗才开始慢慢地往占领百济、反抗唐朝的方面转变。

唐罗联军攻灭百济，为唐朝进一步进攻高句丽提供了一个南方据点，但事与愿违，当百济王室与众位大臣被唐将带回唐朝之时，百济故土上权力出现了中空状态，以鬼室福信为代表的百济旧臣，尤其是之前不受到重用的大臣纷纷起兵反叛，意图攫取权力，权力的欲望与才能使得鬼室福信等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

而面对此种情况，唐朝迅速灭亡百济的军事行动使得唐高宗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要扬名立万、超越其父亲的心情也显得无法抑制，从而放弃了步步为营的谨慎政策，再加上苏定方个人的原因，其挑选的战将并无法很好地处理百济故土上兴起的复兴运动，使得百济复兴运动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新罗经历了金春秋与金法敏两人的王位交替，这是新罗历史上的第一次真骨间的王位交替，随着唐罗联军击败百济，长期威胁着新罗安全的百济己经不存在了，而金春秋之所以得以登上王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百济的威胁。

其能够得到唐朝的援助的因素在里面，百济的灭亡则使得此因素丧失了其重要性，因而金法敏的即位则显得有点底气不足，笔者通过查询资料，认为这一时期的金法敏因为新罗兵力的不足与忙于对镇压国内的反叛势力，从而无法很好配合唐朝镇压百济复兴运动，处于命运交叉处的三国统领，最终殊途同归般地造成了长达数年的百济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