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罩陪都

船行数日，到达重庆已是8月下旬了。

重庆是一座山城，市区依山而建，正好处于长江、嘉陵江及成渝、襄渝、 川黔铁路交汇点上。20世纪30年代它已经是西南的工商业中心和长江上游水陆交通枢纽。

可是重庆作为西南工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它的市政建设就显得相当 落后。全市那时只有三条比较像样的马路， 一路公共汽车。因为大部分街道都 是在山上盘来盘去，路很窄，很多地方是上坡下坎的台阶路，只能走人，不能 行车。

所以重庆抬滑杆的和挑夫就特别多。 一些从船上卸下来的大件物品， 要很多人，有时多达几十人才能抬走，那种场面非常壮观。为了步调一致， 挑夫们必须合着有节奏的号子声，才能同时运步。那号子声高亢雄浑，节奏沉稳，销魂夺魄。

在乘船来重庆的路上，我和明之就已领略了川江号子的神韵。有很多逆 流而上的小轮船，由于马力不足，在一些激流航段，需要纤夫拉纤才能上行。

长江沿岸有许多纤夫在那里等活儿。遇到需要拉纤的小轮船，他们就一拥 而上。船上放下一根很粗的缆绳，纤夫们三五个人一组，把绳子套在肩上，吃 力地躬着身子， 一步步向前挪动双脚。

纤夫们年纪大的有五六十岁，小的只有 十几岁。他们衣衫褴褛，有的干脆赤裸脊背，只穿一条短裤。他们古铜色的背 上闪着油亮的汗珠。为了步调一致，领头的纤夫就带领大家唱起川江号子。

抗战爆发，国人同仇敌忾，川江号子也增加了浓郁的抗日色彩：“好男当兵 上前线，抗日队伍出四川。坐上大船到武汉，武汉战火扯得宽。哪怕飞机丢炸弹，哪怕四处起狼烟…… ”

从武汉到重庆的一路上，我和明之心情异常沉重。长江航道历来有黄金 水道之称，可是如今这黄金水道却成了中国人向大后方撤退的通道。大小船 只不计其数，它们有的满载着各种货物、有的挤满了难民，逆流而上，使航道 显得异常拥挤、紊乱。岸上是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向西撤退的难民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国军伤员。

日寇的战机不断前来空袭，他们掌握了制空权，于是肆无忌惮地向两岸手无寸铁的难民和根本没有自卫能力的伤员以及江中 的民用船只俯冲扫射、投弹。被击中的轮船冒着黑烟，停泊在江面上，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沉没了。江面上漂浮着死难者的遗体和行李、包裹……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去年八一三至今，我们俩和儿子、母亲、 姐姐分别已经整整一年了，可是家里的消息一点也没有。眼前所见到的是在日 寇的铁蹄下，自己的同胞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生灵涂炭……

这一切不由得 使人触景生情，格外思念远方的亲人。然而轮船却无情地在向西缓缓行进，离上海、离泰兴越来越远了……

重庆到了。这里本来只有20万城市人口，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 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难民像潮水般地涌了进来，于是人口急剧膨胀， 市民的衣、食、住、行骤然成了当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街头巷尾 难民、乞丐、伤兵、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他们衣食无着，居无定所，沿街 乞讨，随地便溺，重庆的排水系统本来就很落后，加上市民的生活污水到处 乱泼，于是整个重庆，尤其是生活在下半城的重庆百姓，简直就像住在垃圾 堆上。更让我们不习惯的是重庆的雾。 一到雾季，整个重庆仿佛每天都被笼罩在迷雾之中，这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雾都。

我到达重庆以后，朱家骅安排我先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报到，我 和明之住在该会西二街22号的宿舍。然后我马上去找已在第一次国民参政会 上认识的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处长、科长，以及速记同行打听消息，目的 是早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正式成为中央党部的速记员，以便马上投入特 殊的秘密工作。

可是，1938年秋天的重庆，已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党党、 政、军各机关，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忙着抢房子、抢官职、安置家眷，工作没有头绪，我“特别入党”的手续未能及时办妥。

到重庆后，我在明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 通讯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通讯处”同时改为“八路军办 事处”,正式对外公开挂牌)所在地——机房街70号。由于在离开武汉时，董 必武就交代我嘱咐明之，不要夫妻俩同时在我党公开机构露面。因此，我独自一人去了“通讯处”。我之所以要去“通讯处”,为的是让党组织知道我的落脚点，以便联系。

我到“通讯处”一看，房子很小，地处闹市，门前人来人往，看样子还没安置妥当，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办公室。我没有见到一位领导，也没有久留，便退了出来。

那时重庆的抗日气氛很浓，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像我在武汉时 看到的一样，到处都有演讲会、读书会，大街小巷贴了很多抗日标语。如“向 前走，莫退后，拿我们的血与肉，去拼敌人的头”等等，十分震奋人心。街头还经常看到宣传抗日的活报剧。

明之和我到重庆后，很自然地就被卷进了抗日宣传的洪流。明之当时还 没有正式工作，在临时宿舍也待不住，便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歌咏研究社 的活动。

歌咏研究社， 一半是本地人， 一半是“下江人”(指长江下游的人), 都是爱国青年，专唱救亡歌曲。歌咏社有个训练班，由贺绿汀等音乐家任教。 明之是个男高音，嗓音高亢洪亮，他被大家推举为领唱和指挥。他组织能 力强，能团结人，虽然年龄不是最大，但大家都叫他“华大哥”。于是他很快 成了歌咏社的主角、骨干。歌咏社都是晚上活动，或者是周日到重庆郊区乡镇演唱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

1938年秋，沈安娜(后排着浅色风衣者)、华明之(前排蹲立者左一)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就在这时，明之经人介绍，认识了从武汉撤退来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徐仲航。当时徐仲航住在“青年会”的二楼，晚上常下楼到歌咏社坐坐。 他注意到领唱的男高音华明之，思想进步，举止稳重，谈吐不凡，比较可靠， 就开始接近他。

我当时在“庚款会”上班。我虽然很羡慕这些活动，但是我 明白，自己不久要进入秘密工作，因此没有公开参加进步组织，只是偶尔 在晚上到歌咏社跟着明之等人学唱抗战歌曲。

不久也认识了徐仲航。开始 徐仲航并不知道明之和我是夫妻，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政治面目。唱 歌结束后，徐仲航有意留下明之和我，以及另外几个比较活跃可靠的进步青年，和我们谈形势，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思想，还学习讨论艾思奇的《大众 哲学》。

这本书我和明之在杭州时已读过，现在经徐仲航辅导，理解得比以 前更深了。我们觉得老徐的理论水平很高，对他更加佩服。徐仲航是东北人， 性格豪爽，待人热情，有一副侠肝义胆。我、明之和那些进步青年都非常尊 重他，称他“徐大哥”。

1938年秋冬，沈安娜、华明之在重庆嘉陵江畔

初到重庆的我和明之，与来自祖国各地的流亡青年和政治精英聚集在 一起，被这里的政治气氛所感染，很快适应了重庆的气候和生活，并融入了 浓厚的抗日氛围之中。

重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当时日本军队 已侵占了大片中国土地，兵力已十分有限。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 略相持阶段。

“特别入党”——打入国民党

不久，中央党部的速记同行告诉我，我“特别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办 妥了。他还告诉我，10月下旬，要召开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我会继续担任会 议速记。我和明之意识到，马上要进入秘密的特殊斗争，明之也不能再参加 公开进步活动了，于是便悄悄退出了歌咏研究社。

我和明之明白，此时最要紧的是与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再次去 了八路军通讯处。我已经有了在浙江省政府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 为了安全、保密，我身上连一张纸片也没带。到了机房街70号我党“通 讯处”门口，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确认周围没有中央党部的熟人，于是就用草 帽半遮住脸，溜了进去。这一次，我终于见到了刚刚到达重庆的董必武。

我向董必武汇报了我和明之在西二街22号“庚款会”的临时住处，以及 我打听到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组织和人事情况，最后说：听同事讲，我的所谓“特别入党”或叫“直接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批下来了。

我特别强调“所谓”二字，董必武听了，明白我的用意，高兴地说：有了 这个“特别入党”就可以顺利进入中央党部了嘛!你要注意了解国民党的 动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我点头说：明白。

董必武又叮咛道：你转告明之同志，叫他不要到“通讯处”来，组织上会 派人到你们的住处和明之接党的关系。并约定联络暗号为有节奏的敲门声：嗒—嗒嗒—嗒。

我从董必武的房间里出来，在走廊上意外地碰见了邓颖超大姐。我高兴 极了，像上次在王汝琪家一样，邓颖超热情地拥抱了我，紧紧拉着我的手，找个地方坐下，关切地问：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我回答：是董老让我和明之一起搭参政会的包船来的。

接着，我向邓颖超汇报了在武汉时董必武和周恩来要我打入国民党中央 党部的情况，以及来到重庆的近况。邓颖超认真听着，嘱咐道：今后你担负着特殊秘密工作的重担， 一定要注意保密。千万要记住啊!

我使劲点头，表示记住了。邓大姐讲千万要保密，我想起在长沙时我不保 密的一件事，便向邓颖超检讨说：今年春天在长沙湖南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 练班时，因为找党心切，我悄悄地向同宿舍的罗叔章大姐讲了自己参加秘密工作的事，没注意保密，罗大姐当时就制止了我。

邓颖超严肃地说：就是自己的亲人，你的地下秘密工作身份也不能随便 讲啊!保守机密是严肃的纪律，你要找的目标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你的身份只有到那里才能讲。

我想起刚到武汉和重庆时的经历，继续说：刚到武汉、重庆时，抗日气氛 很浓，我和明之忍不住先后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和歌咏研究社。自从党组织交代我今后仍做原来的秘密工作，我和明之就停止了这类公开进步活动。

邓颖超说：这才对!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斗争很复杂。你如果暴露了进步面目，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情报工作的隐患。

邓颖超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沈，你要好好努力呀!

我连连点头说：我一定努力!

1984年6月，沈安娜、华明之在重庆上清花园国民党 中央党部秘书处旧址前合影

几天后，我加入国民党的“特别入党”手续办妥了，是由国民党中央 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和另两个中央委员三人联名介绍的。党证编号前标有 一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很吃香。“特别党证”一批下来，朱家骅亲自指 示机要处长张寿贤，安排我正式成为机要处的机要速记员。此时是1938年10月。自此，我就天天在位于上清 花园的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楼内 上班。

机要处原有一个老速记员 叫徐漂萍，年纪比我大十几岁， 正需要年轻人当助手。我欣喜地 发现，徐漂萍的速记方法是“张才速记法”,而我用的是“炳勋速记法”,不同的速记法互不相通， 我看不懂徐漂萍的速记符号，徐漂萍也看不懂我的速记符号。

为 了提高记录速度，也为了保密， 我后来还自己创造了一种速联 符号，即使与炳勋速记教科书 对照，别人也无法识别，这如同 独创的一种密码，对我从事秘密工作十分有利。

我是国民党各机关速记同行中唯一的女性，年纪最小，毛笔字端正， 一般人的语速，能一字不落、准确无 误地记录下来，因此受到上司的赏识。

我到机要处上班不久，徐漂萍就升为科长。张处长和徐科长以及其他同 事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朱家骅介绍“特别入党”,并亲自安排我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所以都很信任我、器重我。

进入中央党部以后，我才逐步了解国民党机构和公文程序的繁杂以及上 下级同行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国民党机关各重要部门都有自己的速记员。

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正式速记员只有徐漂萍和我两人。我们不仅要担任 国民党中央全会(一般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 常会”,一般每两周开一次，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速记，有时还要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训练团和蒋介石指定的小范围高层军政绝密会议的速记工作。

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 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还是国民政府主席，党、政、军大权独揽，党、政、军最 高决策层的会议，都由蒋介石主持。按规定，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至少有两名速记员在场，以便互相弥补漏记误记之处。

所有这些会议的速记工作，都由科长徐漂萍和我担任，有时二人忙不 过来，徐漂萍就会叫他的亲信(晚辈和学生)居正修帮忙。居正修先在国民 党党史会，后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速记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也必须 二人速记，居正修一人不行，徐漂萍便指定我去协助。如果开国民党中央全体 会议，就由徐漂萍出面，向各部门临时借调速记员帮忙。当然这都要经过机要处长张寿贤认可。

我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正式上班以后，立即就知道了很多重要的高 层机密，这对一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来说，就好比地质勘探人员发现了一个正是自己要找的富矿，欣喜万分。

我首先获悉的是，国民党开始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草稿中竟然透露出反共的内容。董必 武和周恩来几个月前派遣 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真是英明，真是高瞻远瞩!机会抓得太及时了!

而在此时，我的心情 却很复杂。如果不是我亲 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怎么 也不会相信，在全国人民 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 形势下，国民党上层人物 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 心策划假合作、真反共的阴谋。

那时党组织还没有 为我们指定联系人，董必 武不让我们夫妻两人同时 在党的公开机构露面。我 获得这个情报后，迫不急 待地想报告给党组织。我与明之商量：国民党筹备的五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的草稿中，我看到有反共内容，应该尽快上报。

明之说：对，应该尽快上报，但是组织上还没有和我接上关系，通讯处的人都不认识我。现在要报，恐怕只能你去了。

我坚定地说：好!我去。但白天去容易被熟人发现，我晚上去吧。

于是我们决定，当天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到“通讯处”向领导汇报情况。

从我们临时住的西二街到机房街70号距离不远，我们出门以后，两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向机房街走去。如果发现情况，明之就给我发暗号。在“通讯处”附近，明之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为我望风。

我趁无人注意， 一转身走进“通讯处”,指名要见董老。工作人员马上向 董必武报告。不一会儿董必武就出来了。董老一边高兴地叫：“小速记”,一边招呼博古①和王明也来听我汇报。

董必武叫工作人员到门外街上买了五香豆腐干和花生米来招待我。当 时大家生活条件都很清苦，我与几位领导人共享豆干和花生，感到味道特别好，气氛特别温馨。

我向董必武、博古和王明汇报说：我刚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已开始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草稿中有反共的内容。

董必武等领导顿时警觉起来。

“都有哪些内容?说得具体点。”董必武神情严肃地问道。

“目前还不太具体。”我说，“大意是要把共产党取消掉。如达不到目的，再采取限制共产党的措施。”

董必武与博古、王明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多次 提出国共两党要“合并为一个大党”的意向，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予以 驳回。现在，国民党即将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写在文件中，看来 是要“强制执行”了。他们感到我在五中全会开会前、在文件正式出台前，提供这一情报很重要。

董必武指示我道：情况很重要。你要继续了解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幕，及 时报告。要正确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认真分析他们的动向。你今后 重点搜集国民党党务、政治、军事、特务和人事等方面的情报。博古告诫：要特别注意隐蔽和保密!

我把董必武和博古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

“华明之什么时候与党接关系?”我迫不及待地问。

①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 联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被补选为中央常委， 并负总的责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 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1939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 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 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为“四八烈士”之一。

董必武说：“组织上会马上派人与华明之接关系。我们研究了，会派可靠的同志今后直接领导你们的秘密工作。”

然后我们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联络暗号照旧。董必武向我交代完后，与博古、王明交换了一下眼光，点了点头。

我离开“通讯处”时，董必武又派人远远护送我，直到被隐蔽在暗处的明之接应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