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合 国 之 行
严重的国际事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爆发了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帝国主义者纠集了包括美国和南朝鲜 在内的十六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公开干涉朝鲜内 政，武装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同年十月，美国把战火 烧到我国边境，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 形势，中国人民被迫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在全国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朝鲜战争爆发 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悍然宣布，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 我国台湾海峡，借口“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武装侵略我国领 土台湾。
同时下令加强驻菲律宾美军，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形成 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圈。在此命令下，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和 以各种“顾问团”、“考察团”名义出现的美国武装人员，纷纷进驻 台湾；美国远东军司令兼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飞到台北，与蒋介石密商，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蒋军，将逃出大陆的蒋介石集团直接置于美国武装力 量的庇护之下。
美国当权者又制造并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 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虑"等谬论，以图使其侵略行 径"合法化"。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 主权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人民。我国政府为此向美国连续提出了严正抗议，并诉诸国际舆论。
美国侵略朝鲜和占领台湾这两个严重事件侵犯了我国的主 权，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那 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 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邻邦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 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冲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 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战果。
这样，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讲坛上。八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 长代表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 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 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的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 要议题：
一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
一是美国为反诬 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 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 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一九五O 年九月二十九日通 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 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
这一 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十月二日正式通知我国。这在当时 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组织，仍然企图无视我国的存在，虽然我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同志 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我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却被美国庇 护的蒋介石集团“代表”占据着，张闻天代表一直未能赴任。
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我们还很不了解，因此，首次派出代表到世界 最大国际组织——联合国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以至全世界，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一九五O 年十一月十四日，赴美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左起：伍修权、龚 普生、乔冠华同志。
祖国交付的重任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经过郑重考虑，决定由我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我得到通知时，不由 想起一段往事：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即联合国将成立时，我党 中央就曾决定派我随同董必武同志等一起，作为解放区的代表， 参加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当我们到达重庆时， 国民党政府看来对我 抱有戒心，找了个很可笑的借口不让我出国，说是按照国际惯 例，有砂眼的人不能出国，而我被检查出有所谓“砂眼”,被他们 借故留下。后来由董必武等同志和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一起去 了联合国。
那次我没有去成，想不到事隔五年，我却作为新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派代表，又受领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使命，我 的“砂眼”也不成为问题了。倒是当年曾经找岔留难过我的国民 党“中央政府”,却只能寄身台湾一隅，这不能不引起我“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感。
中央作出决定以后，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同志找我和代表团主要成员谈了话，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在他的直接指示下，我们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十月二十三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电报开列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的名单。除我和乔冠华以外，他们是龚普生、安东、陈翘(即陈忠 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通知还说，代表团成员均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要赖伊负责为我们办理赴美的入境 手续。由于我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要求将入境签证地点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我们将由那里转赴美国。
联合国的这一决定当然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但是美国出 于自己的政策需要，又很想同我国进行某种外交上的接触和试 探，好摸摸我们的底。同时视可能情况拉拢一下我们，不使我国 完全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他们。
所以他们虽然作出了反对我国出 席联大的姿态，实际上又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按照当 时的实际情况，美国要真的坚决反对我们去联大，他们操纵了联 合国的多数，是可以将我们拒之于门外的，他们所以没有那样 做，是因为还想通过这次机会同我们作些“对话”。
因此他们一 方面并不断然拒绝我们去，另一方面却又不肯让我们顺顺当当 地去，即使去也想把我国推到“被告”的位置上，所以他们先策划 在我国代表未到联合国之前，就讨论诬蔑我国的所谓“控诉对大 韩民国(即南朝鲜)侵略案"。说什么对于共产党中国代表团的 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提法，不应该是“邀请”,而应该是“召唤”。
当时同我们友好的苏联等国代表批驳了美国代表的提法，认为“召唤"一词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 的字眼，根本不能用于新中国这样一个管理着几亿人民的主权 国家，新中国的代表当然应该是联合国邀请来的。
争论的结果， 美国的提案只有蒋介石代表和古巴的支持，被否决了。为此，联 合国又于十一月八日重申了对我国的邀请。
美国代表又想把我 国代表的权限限制在讨论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朝鲜战争 的“特别报告”范围内， 以逃避我国代表就台湾问题对美国的控 诉。
针对美国这一阴谋，周恩来外长又于十一月十一 日复电安 理会，要求将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同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合并 讨论，我国代表也将同时就这两个问题发言，不然我们将不接受 安理会十一月八日再次发出的邀请。
周外长还严正声明，我国 从不承认侵朝美军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提 出的所谓“特别报告”是非法的，其内容是别有用心和片面的。这使得美国的阴谋又一次宣告破产。
正当联合国内就我国代表出席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我 们在国内的准备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
周总理指示我们，到联 合国后的具体活动，可以由我们代表团相机行事；主要发言则要 在国内写好和审定；各种有关资料也都要整理好并译成外文。浦 山和周砚(女)担任代表团的翻译，浦山是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生， 得过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英文是第一流的；周砚的英文、俄文都 很好，我在东北军调部执行小组时，就同她在一起工作过；正当 我们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也接到了办理赴美入境签证的通知。
十一月十四日，我们代表团离开北京，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了。我和代表团全体同志登上了去苏联的民航班机，张闻天、彭真、李克农、章汉夫等同志和全国工、青、 妇、和大、友协及北京市各界的代表都到机场欢送。
我们对于自 己能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 一面觉得十分 光荣和兴奋， 一面又觉得肩头担子很重，内心是不平静的。我们 每个人在国内都是党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现在起，我们就将 代表着伟大的新中国和近五亿已经站起来的人民，我们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都将为世界各方人士所瞩目。
我们同帝国主义 者的斗争，已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转到唇枪舌剑的讲坛，直接向 当时还是十分强大、不可一世的头号帝国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 的面对面斗争。这无论对于我们个人还是我们国家，都是一个 新的课题。我们肩负着崇高的使命，胸怀着庄严的感情，频频回首眺望着祖国大地，挥手告别了委我们以重任的祖国人民。
飞机穿云破雾，经过蒙古和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到达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时，遇到了漫天大雪，飞机飞不了，被迫降落在当地 机场。这使我们心急如焚，因为我们在途中的过多延迟，将使我 国代表团失去同美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有利时机。
我们这种心情 苏方也是很了解的，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使我们的座机及早起 飞，很快到达了莫斯科。我们在那里稍事停留，马上转赴捷克斯 洛伐克首都。
十一月二十日，我们飞抵布拉格，捷副总理费林 格和外交部几位副部长，还有我国驻捷大使谭希林同志、联合国驻布拉格办事处代表里特尔等，都到机场迎接。
我们在布拉格办理签证手续等了三天，利用这段时间我们 请一位去过联合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女副部长塞卡尼诺 娃，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联合国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三日晨，我们由布拉格搭飞机经瑞士到达伦敦，换乘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转赴纽约。当天晚上，我们的飞机就横越浩瀚的大西洋， 一 直飞向美洲大陆。这架飞机相当大，除了普通座位，还有一些睡 铺，我们代表团也定了一个铺位，用来“优待”我，我也接受了同志们的好意，为着战斗的明天，在空中安心地睡了一觉。
纽约的头条新闻
第二天破晓，我们乘坐的飞机飞临美国上空，老远就看见纽 约市区的一片灯光。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我们清楚地意识 到，这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历 史会记下这个日子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纽约时间六 时十三分， 一架载有新中国的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 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
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我国， 我们同美国并无外交关系。但是，在这时，我们九个中国的共产 党人，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正气凛然地踏上 了美国的土地，美国纽约当局还不得不表示对我们“欢迎”。
我 们走下飞机时，首先受到苏联代表马立克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等国代表的欢迎；负责接待我们的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等，也到 机场迎接。我们同欢迎者一一握手问好，同马立克等在机场合 了影。
接着又对在场的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宣布了我们 代表团的使命，并通过报界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在熙 熙攘攘的纽约机场上，这个欢迎仪式当然算不得盛大隆重，但是 它却标志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的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左右世界形势的政治舞台。
有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他自己的心情，“对我来说非常的荣幸，作为一名记者，安心地在机场等 待一架飞机的到临，它将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载到了我 们的国度。
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我站在显得很空旷的机场上，晨 风是冷飕飕的，头顶上飞机正在低飞降落。进口处，在一排警察 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 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 ……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 落的地方，照像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联合国的汽车都发动起来了。”
“由飞机中走出来七位男的和两位女的，在耀眼的光亮下， 我们目送他们慢慢走向海关， ……这些旅行者使他们周围的历 史气氛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我们中间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 人民的真正代表。也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类的代表啊!
我想起 我睡在小床上的孩子，这飞机从东方带来了久久盼望着的和平 使者们，他们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所有别的睡着了的和醒 着的孩子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 美国发言。中国将会证明她的人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创造和平的人们最坚强最忠实的好朋友。”
“伍修权代表向挤在扩音机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 ‘中美 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这位美国记者说，他同另外三个美国人同中国代表握了手， 他写道：“我们的欢迎在数量上是不足道的，但是它是美国人民 盼望和平心情的流露，它将祝福和成功带给了这七个男的和两 个女的，他们由远方带来了关系着我们整个国家命运的和平信息。……
除了上述官方代表和记者们，在机场入口处，还聚集着一些 美国进步人士，他们是自发地来欢迎我国代表团的。但是他们 进不了机场，甚至根本不能接近我们，只能在我们将要通过的地 方守候着。
在我们走出机场时，看到他们远远地就向我们挥手 致意，有的还捧着小型的标语牌。据说其中有教师、工人、美共 党员和美国和平组织成员，有的还是浦山过去在美国的友人，如 毛德 ·勒索尔女士。
她是美国民间组织对亚洲协会的负责人，还 有艾拉 ·盖洛宾等。他们近几年都曾来我国访问，但在当年中 美关系正紧张时，敢于在美国反动当局的严密统治下，在宪兵和 警察的直接监视下，公然对我们表示热情欢迎，我们看到不能不 为之感动。他们这种无畏的精神和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是十分可贵的。
我们正是这样在美国人民和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希望中 来到了联合国。我们代表团下榻的地点是纽约最大的华尔道 夫 · 阿斯多利亚旅馆，这是一家十分豪华的旅馆。
我们代表团 九个人住在第九层一个大套间里，除了各人的房间以外，中间还 有一间办公室，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非常讲究的了，其房租也 贵得惊人。
我们在那里住下后， 一般不常出去，每顿饭都是由饭 店服务员送到我们房间里来吃。旅馆附近有个公园，我们有时 到那里散散步，并在那里交谈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估计旅馆内很 可能被安了窃听器，在房间里谈话，还不如到公园里边散步边交 谈方便安全。
由于我们身处异国，不得不时时提高警惕，以致有 的同志连看到地毯上因静电作用冒出火花，也以为是有什么特 殊装置。
当时美国反共反华的气氛很浓，我们在那里当然是很不自由的。纽约警察局还给我们派了几个美国彪形大汉作保镖，他们就住在我们这个套间的门外，那里像传达室似的日夜不离人，我们有些对外活动可以预先通知他们，由他们去报告有关方面并作出安排。
我们也知道，他们实际是一身二任，既要保护我们，又要监视我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禁绝美国人民对我们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也不能完全制止美国进步人士同我们的友好接触。
我们到达纽约不久，美国一些工人组织和友好人士就给我们代表团送来了许多鲜花，把我们的住处装点得花团锦簇， 一片芳香。有不少美国和英国的进步团体，给我们代表团发来电报信函，对我们表示欢迎和致以祝愿。
一个“美国妇女保卫和平代表团"向我们发表声明说：“我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对世界和平将有责献，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
美国“马里兰和平委员会”六十五位著名人士联合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们代表团能促成朝鲜停战谈判。这些团体和人士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我们在成功湖的活动虽然受到种种限制，却反而更加引起了各方面对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格外的注视，连我们通过的门口和过道上，都常常被一群热心和好奇的人堵住了，人们都想亲眼看看中国人民使者的风度和面貌。我们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成了记者们的热门新闻题材，被刊登在美国以及各国报纸上的要闻栏里，我们几个人一时间也成了"头等新闻人物"。
情况确是如此，我国代表团来到纽约，是与当时的世界紧张 形势特别是朝鲜战局密切相关的。就在我们即将出国的时候，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悍然宣布，他们将很快占领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美国报纸上以大字标题登着麦克阿瑟的话： “士兵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
但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 战以后，很快将已进犯到我国边界的侵朝美军打退到三八线一 带。就在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时，美国报纸上又登出了美军在 朝鲜“全线溃退”的大字标题，这对美国和西方各国震动很大，被 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使他们的统治集团十分狼狈， 想在战场以外寻求挽救败局的方法，所以很注意我们代表团的 活动和姿态。
广大人民一面为新中国的军队敢打败号称“联合国 军”的强大军队而惊讶， 一面又担心战争不断扩大，引发新的大 战，也密切地注视着我们。也正因此，我们代表团一出现在纽约，就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焦点。
初 登 国 际 舞 台
对于我国代表团的到来，美国当权者是十分尴尬的。就在 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的当天，美国代表仍然在联合国内对我国 代表的顺利出席会议继续进行着阻挠破坏和无理纠缠。
在十一 月二十四日下午的联大政委会上，美国代表明知我国代表团已 于早晨到了纽约，他还企图使邀请我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决议不 生效。美国代表的这一行径，只得到蒋介石集团及南美几个国 家代表的支持，其中有个代表坚决反对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大， 竟说什么如果共产党中国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等于在国际上承 认了新中国。
倒是埃及代表说了公道话，他说讨论有关某个国 家的问题，让这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符合联合国规章，并且已有先例，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委婉地反对了美国代表的意见。
经过辩论，大会才又作出决议，重申 对中国的邀请，并通知中国政府。周恩来外长马上复电说，中国代表已在纽约，随时可以参加会议。
谁知美国代表又使新花招，强求大会在二十四日当天，即趁 中国代表团刚刚赶到，还来不及参加会议时，马上讨论有关中国 的提案。
当会议将有关的讨论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时，美国代 表又无理取闹地提出，由于他个人有事，二十七日不能参加大 会，企图阻挠会议的如期举行。
这位顽固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 代表不是别人，就是以反共反华最坚决著称，后来成为美国国务 卿，当时任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的杜勒斯。他被各国人民称为 “战争贩子"。我们来到联合国，就将同这个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面对面较量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 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会前， 外界探知我们将出席今天的会议，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地弄到大 会的旁听证，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裔人士，其中有著名的教 授、学者，还有在美的国民党官方人士。
例如他们的驻纽约总领 事宗维贤等人，都设法来到会场旁听。有一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 仲华博士，在会议厅刚开门时，第一个来到会场，占据了旁听席 上最前排的中间位置，早早地静候着我国代表的到来，好倾听祖 国同胞的声音。
因为听众突然增加，这天的会场特别拥挤，气氛 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新代表团来到时更为热烈。会场内人们的眼 睛早就注视着门口，期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我们进入会议 厅时，会议已在进行，正在发言的是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
他一见我们来到，立即中断了自己的演说，临时插进了一段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话，他说：“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 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 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 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 的活动获得成功。”
我到纽约后同他互相拜会时，他也曾向我表 示，苏联在联合国内很少得到支持，常常感到孤立，很希望能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联合国内同他们并肩作战。
我们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走到为我们安排的位置上，顺 序入座，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 样的席位标志。这个牌子虽小，但是在这个大厅里，却显得十分 触目，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
美 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对新生的人民中国，采取了拒不承认的“鸵 鸟政策”和敌视态度。然而现在，我国的国名和代表正式出现在 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会议厅里，杜勒斯之流不得不承认这 个现实存在。
说来好笑得很，我坐的位置很巧，隔着英国代表杨 格就是杜勒斯，相距也就一米左右。可是这位死硬的帝国主义 分子，明明知道我到了他身边，却强作镇静地装作根本不注意我 们的样子。
我倒是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个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 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往下拉，藏在眼镜片 后边的两眼，直楞楞地呆视着面前，连抬头看一下我们的勇气都 没有。对于他这种对新中国及其代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顽固态度，我们看了真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我没有发言，实际上只是到大会上去 亮一下相，正式宣告了人民中国代表的到来。会议一结束， 一群记者和摄影师立即蜂拥而上，对我们又是照相又是拍电影，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他们“这是照下了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 的面目"。
我想杜勒斯和蒋介石之流， 一直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 为一群青面獠牙可怕的“土匪”,现在正好让世界人民看看，我们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坦然自若的态度和端庄正直的仪表，就是对诽谤者无声的驳斥和有力的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