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义白溪村走出去的徐强、徐振甲、徐汉光三兄弟，跟余则成一样，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受周恩来、陈云、潘延年等人的领导。
徐强在中央特科工作为主，打入敌人内部，凭着忠诚、机智和勇敢潜伏敌营，曾获取重大的军事特级情报，为中共和国家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特科“三徐”中，徐强是堂哥，振甲与汉光是亲兄弟，《中共党史》《李克农——中央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秘密战》等党史书籍，记载了他们的故事。
组织领导秋收武装暴动
1928年7月5日，为响应党中央秋收起义的号召，省委指示并派刘寄云到永康、武义督促指导永武联合农民暴动。8月，省委派徐英和邵溥慈到武义，检查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情况，在邵宅金畈村召开县委扩大会，落实秋收暴动组织发动事宜，将全县45个支部组成4个区委，徐强任东乡区委书记，辖23个支部、360名党员。
9月13日晚，在两县交界的桐琴金福春饭店楼上，中共浙西特委刘寄云主持召开两县联席会议，中共武义县委派倪云腾和徐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联合暴动军事委员会，于10月10日晚上联合举行秋收暴动，开展武装斗争。会后当夜，徐强与倪云腾即向徐英、邵李青汇报会议精神，迅速展开秘密筹备工作。徐强参与暴动计划的起草制定、暴动物资的筹办。
9月中旬，中共武义县委在雉鸡山脚的阮侯庙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贯彻永武联合秋收联席会议精神，讨论修改并通过《武义县农民暴动成立武装计划草案》，成立了武义秋收暴动指挥部，下设东南西北4个区暴动指挥部。
推选徐英任总指挥，邵李青、倪云腾、徐强三人任副总指挥，并负责组织暴动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徐强所在的东区，暴动队伍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徐强配合徐英潜入县城，通过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地下党员、堂弟徐振甲，收集有关情报并寻找进攻薄弱点，为暴动农军攻城做准备。
10月10日晚，徐英和徐强埋伏在县城观察敌情，策应各区的暴动。革命暴动标语贴满全城，直至国民党县政府头门，反动当局紧急戒严。四区的农民暴动按计划打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土豪劣绅收集农军暴动人员名单，向县、省政府及南京政府告发。国民党当局立即调派省保安团一个团，由团长刘冠世带领前来搜捕镇压，几天内，武义有50多名中共县区领导和暴动骨干遭通缉或被抓捕。徐强和他的两个堂弟成为重点缉捕对象，幸因机智和有人通报而脱身。
徐强参加了中共武义县委在邹里坞后山插竹庙召开的秘密会议，分析局势，参与惩办了隔屋村省保安队耳目、恶霸林新福、林金良。
党组织安排徐强迅速离开武义到上海。徐强装扮成奔丧人，乘坐四人扛的白色轿子，经过北岭洞时，有岗哨盘问，轿夫回答“是老爷，到金华奔丧的”。当时民俗，认为碰到奔丧不吉利，多停留会带来晦气，哨兵没检查就放行了。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1928年11月，徐强到达上海，组织上派他到闸北区少共（共青团组织，即CY）区委发行科工作，不久担任闸北少共区委秘书长，并负责联系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商务印书馆以及邮电等CY支部。
1929年6月23日，闸北举行规模盛大的纪念大会，纪念广州沙基工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惨遭不幸的“沙基惨案”三周年。徐强受闸北少共区委委派，检阅发动群众的力量，在纪念大会后的盛大游行中被捕。组织上聘请潘震亚律师为其辩护，但还是以妨碍租界治安罪被判监禁2个月。出狱后，徐强坚持在区委及所联系的支部，继续发动并组织斗争，不久调任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秘书长。
1930年7月间，江苏省委准备调徐强担任中心县委书记，闸北区委领导舍不得放人。因工作需要和时间紧迫，江苏省委就直接找到徐强，在一家旅馆里，由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代表江苏省委与徐强晤谈，直接宣布江苏省委决定，嘱其接任原由陈云、严朴分别担任的中共青浦、松江两县中心县委书记，同时就把青浦县党的关系移交给徐强。
徐强这样赴青浦县委上任，闸北区委领导很有意见，曾向中央告状，说江苏省委是绑架式调人，中央解释说确系工作需要才作罢。徐强到青浦后，很快又从松江县委书记严朴手上接过松江县党的关系。青浦、松江县委受淞浦特委领导，徐强同时又兼任淞浦特委执委。
当时正值李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期，提出了所谓“洋火柴运动”，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武装暴动的条件，群众中的革命热情已发展到像干茅草一样，洋火柴投到那里，哪里就会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淞浦特委曾指导过几次暴动，但都没有成功，反而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敌人的各种力量比较集中，客观上还不具备推翻反动政权的条件，不能只凭革命热情蛮干。对此，徐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青浦和松江的损失相对较小。
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及时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到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把持下，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成为王明为主要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会后处理了徐强所倾向的以罗章龙为代表的“分裂主义”问题。一系列变化，使徐强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这时，陈云同志再次找徐强，在昼锦里谦吉旅馆跟他彻夜长谈，使之对党的思想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站到了反对罗章龙分裂党的行列，并影响和动员一部分同志回到党内来。为了深刻认识并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坚定地向党组织提出到工厂一线做工的请求，组织上让他到振泰纱厂粗纱车间当了一段时间的扫地工。经一段时间反思锻炼考验后，被调任中共浦东区委宣传部部长。
为了恢复家乡的党组织活动，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徐强于1929年上半年化装潜回武义。他约邵李青在家里谈话，要求继续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徐强担心白溪的徐金财不服从邵李青的领导与指挥，“再三要他一定服从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徐强《1926年至1927年武义县革命斗争的回忆》手写稿）
是年冬，徐金财和邵宅邵炳荣、邵顺长等，在王村一带山区与党员农会骨干秘密联络，酝酿组织武装，以徐强的名义组织红军扎营。1930年1月成立武义红军，次月就发展到200余人，是浙江省最早成立的红军队伍。时在浙江工作的曾志达，到武义视察后回上海，将武义红军情况告诉徐强，并曾向中央提出派徐强回浙江工作。因当时徐强已在闸北区任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委未能同意。
进入中央特科
1931年12月，徐强成为中央特别行动科的一员。该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共情报工作系统的起始点，也是中共在上海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为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存在时间为1927—1939年，陈赓、潘汉年等曾是其骨干成员）。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暗杀，并开展针对反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
1931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八十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营长惠东升，到上海看望老朋友冯三昧，流露对国民党腐败现状极其不满，在冯三昧劝说下开始同情共产党，并要求共产党派人到自己的部队，待条件成熟时把部队拉出来投奔共产党。冯三昧与徐强是浙江同乡朋友，徐强了解这事后，即向时任上海特科负责人的陈云汇报。陈云让徐强到河南实地考察后，委派徐强赴河南许昌保定巷1号惠东升住所及学兵营等，从事兵运和军事情报工作，主要任务是策反惠东升。
惠东升是江苏宜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做过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教官，学生很多，交友较广，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北伐攻打惠州时，曾救过蒋介石的命，但因为人耿直，不讨上司喜欢，升迁较慢。其妻朱绮云，义乌人，思想进步。徐强化名徐定章，以惠东升妻子表哥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惠东升家里。这个关系是宣平人俞洪衡牵线搭建的。俞洪衡认识徐强，把他介绍给老师冯三昧。冯三昧也是浙江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早在20年代就与中共有联系，1927年曾设法营救过中共浙江省委的张秋人。
1932年2月，徐强从惠东升家获取国民党河南省全套军用地图和八十师师部密码，即动身回上海，把这些材料交给中央军委指派的一位姓王的同志，王同志则交给徐强密写用的药水带回河南。
组织上安排6位同志与徐强一起回到河南工作，包括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李云、堂弟徐振甲，以及老王、老傅、陈家兴和李文德。李云以惠东升侄女的身份作掩护，也住进惠东升家中，任务是写情报。
李云，本名祝修贞，海宁袁花人。父亲在苏州做裁缝，1915年生李云，女儿2岁时去上海。李云在学校读书期间，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投身革命工作。192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节接到组织通知，从上海浦东区委青工岗位调入中央特科，被派往许昌惠东升家配合徐强做策反工作，后与徐强成为夫妻，一起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