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这位了不起的领导人，一辈子都在为老百姓着想。他为了大家的幸福日子和新中国的建设，拼尽全力干了一辈子。直到现在，我们仍能深切体会到，他始终在真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这份决心从没动摇过。
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斗争日子里，还是在忙碌繁重的国家建设时光中，他总是把心血倾注在关怀老百姓的困苦上。毛主席费尽心思为老百姓解决难题的那些动人画面，彰显了他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的真心和深情厚意。
打从踏上革命征途那天起，毛主席心里就明镜似的，知道中国共产党搞革命，全是为了咱老百姓。要想革命成功，还得靠老百姓站在咱们这边，支持咱们。毛主席老跟身边的人念叨：“不管咱走到哪儿，都得牢记给老百姓谋福利，除害处。咱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啊，那就是给老百姓打工的。”
1944年9月8号那天，毛主席出席了给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举办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个很重要的讲话，就是大家熟知的《为人民服务》。一开始讲话，毛主席就很动容地说：
共产党带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那可是一支真真正正的革命队伍。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老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就像张思德同志，他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
人终究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但离世的价值却各不相同。古代中国有个叫司马迁的大文豪讲过：“人嘛，总有一死，有的死得伟大，像泰山一样重，有的却微不足道，轻得像根羽毛。”要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献身，那死得就比泰山还要伟大；可要是给法西斯卖命，为那些剥削、压迫百姓的人去死，那就轻得跟羽毛似的。张思德同志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牺牲的，他的离去，比泰山还要沉重。
毛主席也讲过：“咱们是干着为人民服务的活儿，因此，要是咱有啥做得不对的地方，不怕别人给咱指出来。不管是张三李四，谁提意见都行。只要你说得在理，咱就改。你要是有啥好办法，对老百姓有好处，咱就按你说的来……只要咱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对的坚持，错的就改，咱们这个团队肯定能越来越红火。”
新中国一建立，毛主席就老在强调，咱们中国共产党啊，得始终记得全心全意给老百姓办事，谁都不能搞特权。有这么个事儿，挺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说的是贺子珍的工作安排。那是一九五零年二月，毛主席从苏联访问完，回了咱们国家。
毛主席趁着这个机会，拐到东北走了一趟，想看看这儿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咋样。那时候新中国刚站稳脚跟，东北这块地方，因为是重工业的大本营，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生产景象。到了2月27号下午，毛主席坐的那趟专列，就停在了哈尔滨火车站。
毛主席在哈尔滨时，有省市领导陪着，坐车到了颐园街1号住下。那时候，越南的胡志明正好从苏联回来，是给斯大林庆祝七十大寿的，他还跟毛主席一起坐车回了国。到了晚上，毛主席摆了桌酒席请胡志明吃饭，苏联在哈尔滨的总领事马里宁也被请了过来。
酒桌上摆了八个菜和一个汤，大部分都是黑龙江当地的特色，比如熊掌、猴头菇，还有松花江里捕捞的白鱼这些。毛主席看起来心事重重的，他对那些鱼肉没啥胃口，晚餐就随便夹了几筷子青菜，吃了小半碗米饭。宴席散了后，毛主席对一旁的哈尔滨市长饶斌说：“咱们国家现在还穷着呢，得省着点儿花，别大手大脚。如果不是正式招待外国客人，就不用整那些大鱼大肉的，简单弄点米饭青菜啥的就行。”
这天夜里，为了让毛主席睡个好觉，工作人员专门给他安排了一张高级的欧式弹簧软床，还配上了新缝制的绸被子。毛主席走进卧室，先是伸手摸了摸床，发现是弹簧床后，便讲道：“这么豪华的床，我可没那命去享受，用不上这些好东西。”
毛主席扭过头，跟叶子龙讲：“叫他们把床换回之前那种硬板的。”叶子龙觉得这是地方同志的一份好意，但毛主席说：“地方同志的心意咱们得领，可咱国家现在还穷，老百姓日子还不好过，咱不能搞得太奢侈了。”
毛主席又一次跟叶子龙说清楚了，以后外出考察得注意几点：第一，得自己带行李，别用地方上给准备的；第二，别拿我的名字去跟地方上要东西；第三，咱们能自己搞定的事儿就自己来，尽量少给地方添乱，更不能给他们找麻烦。你现在就去跟他们说，把被褥和钢丝床都撤了，换上简单的木板床，然后再去车上把我的行李拿过来。
叶子龙刚准备迈步离开，毛主席冷不丁地开口：“哎，你顺路帮我探探，贺子珍现在哪儿呢？在干啥工作？”毛主席这时候问起贺子珍，可不是心血来潮，毕竟1947年秋天，贺子珍一回国就直接奔哈尔滨去了。
毛主席和贺子珍一块生活了十年，这十年正好是共产党革命最不容易的日子。他们互相扶持，一起奋斗，不管是政治斗争还是人生坎坷，都携手走过，留下了好多让人感动的事儿。
由于各种缘由，毛主席和贺子珍没能一起走到人生的最后，但在他们分开的那些年里，心里都一直惦记着对方，难以割舍。贺子珍，她原本叫桂圆，后来也用过自珍这个名字。1909年，她在江西永新呱呱坠地，小时候在永新女子学校念过书。
贺子珍很早就成为党员，并且积极参加了游击战。她和她的兄长贺敏学、妹妹贺怡，被人们称作“永新的三杰”。贺子珍不仅聪明还长得漂亮，在当地相当有名，大家都管她叫“永新的美女代表”。1927年8月份，当时18岁的贺子珍，加入了江西永新的起义队伍，一块儿上了井冈山。
仅仅过了两个月，毛主席就带着秋收起义剩下的队伍，一路辗转抵达了井冈山。毛主席和贺子珍的那段恋爱往事，深深地刻在了贺敏学的夫人李立英心里。后来，毛主席的外孙女孔东梅，就是从李立英的讲述里，了解到了外公和外婆之间的深厚感情。
孔东梅在她的书《外婆讲述的旧时光》里描述道：
在井冈山那会儿，外公老往外婆家跑。每次他打算出远门，就会轻轻敲敲外婆的窗子，喊一声：“我要启程啦。”外婆呢，就会悄悄推开窗子一条细缝。她挺纳闷，说：“你要走就走呗，告诉我干啥？”那时候，外婆心里其实装着另一个人，叫欧阳洛，也是个搞革命的，可惜后来牺牲了。外公明白外婆的心意，他觉得外婆既有学问，性格又独特，就一直暗暗地追求她。
1928年5月份，毛主席和贺子珍在井冈山举办了婚礼，一块儿过了十年的夫妻日子。这十年里头，贺子珍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不光是心里头难受，身体上也是伤痕累累。她跟自己的爹娘、孩子都没少经历生离死别，长征路上还为了保护战友，被敌机给炸了，身体里头留下了十多块弹片呢。
革命那会儿真是挺不容易的，但对他们来说，却是这辈子最难忘的好时光。贺子珍到了晚年还常常提起：“那时候咱们物质上是穷了点，可精神上别提多充裕了。毛主席书看得特别多。一到晚上，他写东西写累了，就给我讲他看过的那些故事，还有他自己的诗文。他一说起来，就把我带到了一个特别精彩的世界里。我们俩，一个讲得起劲，一个听得入迷，一眨眼天就亮了。”
不过，到了1937年8月，贺子珍没听毛主席的劝阻，还是决定离开延安去上海。那时候，她肚子里又怀上了孩子，加上身体里还有没取出来的弹片，一直折磨着她。贺子珍原本的计划是去西安然后转上海看病。可巧的是，她正准备走的时候，淞沪抗战打响了，上海直接变成了抗日的前线。
上海去不成，贺子珍也不想再回延安了，所以她就在八路军驻延安的那个办事处先安顿下来。贺子珍走的那天，毛主席正忙着在洛川开会呢，等他开完会回到延安的住处，发现人已经不在了。毛主席赶紧写了封信，让警卫快马加鞭送到西安，想劝贺子珍回来。
挺可惜的，贺子珍最终没回家，而是选择去了苏联。她原本的计划是在苏联待个两年左右就回来，打算一边进修学业，一边治疗身体。在准备出发的前几天，贺子珍碰到了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那时候他们夫妻俩刚从上海回来，路过西安。
贺子珍跟钱希均讲，自己想去苏联。钱希均听后说道：“子珍，你这说走就走的，我听说延安这边的女青年都喜欢那些长征过来的干部，你就不担心你走后，有人去接近他？”贺子珍没直接回应，而是小声嘟囔：“他心里要是有我，我走到哪儿他都会想我；他心里没我，就算我天天守着他，他也不会多看我一眼。”
了解这段往事的人都知道，贺子珍原本盼着能和心爱之人长相厮守，没想到最后还是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钱希均对贺子珍感到挺遗憾的，她后来提起时说：“贺子珍这人挺机灵，就是性子太硬，谁能想到后面会发生那么多变故。说到底，她还是太年轻，很多事情想不到，也顾不过来！”
1938年春天，贺子珍抵达了莫斯科。苏联的医生给她做了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但遗憾的是，因为受伤时间太长了，有些重要的地方卡着的弹片实在取不出来。没多久，贺子珍生下了一个男娃，这是她和毛主席的最后一个娃，他们给他取了个俄文名，叫柳瓦。
小柳瓦真是命苦，才六个月大就因为肺炎没了。贺子珍还没能从失去孩子的痛苦里缓过神来，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1939年9月，周恩来因为胳膊受伤，得去莫斯科治疗。在出发前，毛主席托他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和一箱子书。
贺子珍读罢信中的文字，心里猛地一沉，感觉像是整个世界都塌了，啥也挽回不了了。毛主席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子珍：你寄的照片我收到了。我这边啥都好，别担心。希望你能专心学习，政治方面也能不断提升……往后咱们就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了。
说白了，“同志”这俩字就意味着夫妻俩走到头了。打从投身革命那天起，贺子珍就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但这婚姻的破裂，再加上儿子早早离去，真的让她难以接受，整个人都快被击垮了。好在后来，女儿李敏来到了莫斯科，这才让贺子珍心里稍微好受了点。
1947年夏天8月份，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回到了祖国，她们先在哈尔滨安顿了下来。没过多久，她们又搬家到了沈阳。等到新中国快要成立的时候，贺子珍根据组织的安排，去了上海居住。那时候，陈毅看到贺子珍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就没给她分配啥具体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让她好好休息养身体。
叶子龙摸清状况后，就跟毛主席说了：“贺子珍同志眼下在上海呢，陈毅市长已经妥善安排了，她现在就住在贺敏学同志家里。”毛主席一听贺子珍没上班，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才问：“咋没给她找个工作干呢？”
叶子龙实话实说：“贺子珍同志身体状况欠佳，还在调养呢……”贺子珍一听这话，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就没再吭声。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刻给陈毅打了电话，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都由他的稿费来负担。
陈毅迅速回复并回绝了提议，他直截了当地说：“咱们大上海，难道还差养一个为革命出过力的贺子珍吗？”根据贺敏学的女儿贺小平写的《我的姑姑贺子珍的那些年》里的讲述，贺子珍在上海养身体那会儿，陈毅给了她不少帮助。
贺小平这么说：“听人说，陈毅给姑姑在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安排了个部长的活儿，我听过有人管她叫贺部长。我当时以为她之前在杭州妇女部当过副部长呢，但上海那边她到底有没有正式上任，我还真不知道。就算有吧，听说那个位子也就是让她拿拿工资，没去真正干过活儿。”
贺子珍回国后，她享受到的是啥级别的待遇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副省级。贺小平有篇文章里聊到了贺子珍的收入情况，“那时候，她每个月能领208块工资，还得从中拿出8块来交党费。”虽说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照顾挺到位，给的待遇也挺好，但她心里和身体上受的伤，可不是光靠好点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就能治好的。
1950年的时候，贺子珍跟她的哥哥贺敏学和嫂子李立英一起，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没多久，毛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
娇娇在我身边挺不错的，我挺喜欢她。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工作重要，身体也重要，多考虑别人，顾全整个大局，多看看咱们社会主义的建设。
根据已知信息，贺子珍从苏联回来以后，只和毛主席见过一回。那是在1959年7月9号的晚上，地点在庐山的美庐别墅。这次见面，也成了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碰头，两人聊了一个多钟头。因为这次会面挺保密的，所以现在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些啥的人没几个。我们只能通过贺子珍后来跟她外孙女孔东梅还有其他家里人聊起时，才稍微了解到一点情况。
那时候，毛主席问贺子珍：“你当时为啥非要离开呢？”贺子珍声音带着哭腔说：“都是我错了，那时候我太不懂事了。”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贺子珍因为身体原因没法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她就在上海自己家里设了个灵堂，对着毛主席的遗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1979年9月，快到毛主席去世三周年的日子了，贺子珍坐着轮椅，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这是她头一回来新中国的首都。她这次来有个大事，就是想亲眼看看毛主席的遗容。到了那天，贺子珍在女儿、女婿这些家人的陪伴下，坐着轮椅，一块儿去了毛主席纪念堂。
看拍的照片，贺子珍给毛主席的坐像献了花圈，花圈上的绸带上写着话：“我们永远铭记您的革命精神，战友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一起献上。”贺子珍称自己是“战友”，这表示她对毛主席有着极高的尊重。
1984年4月19号，贺子珍在上海离世，当时75岁。她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像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表示哀悼。贺子珍去世后进行了火化，然后中央专门安排了一架飞机，把她的骨灰带到了北京，最后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号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