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头几天，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火急火燎地跑到吉林，去找吉林守备司令和60军军长曾泽生。他们要给曾泽生传达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命令：

那晚，部队火速赶往长春。在走之前，得把带不走的东西都处理了，还得把火车站、丰满水电站和那些水坝都给炸了。

曾泽生心里猛地一颤，虽说他对离开吉林没啥异议，可一想到要炸掉火车站还有丰满水电站，他心里头就犯嘀咕，尤其是那个丰满水电站，真让他难以抉择。

丰满水电站是以前日本侵占时造的一个大坝，那时候算是中国顶大的水库了。可这个大水库被炸了，水就会哗啦一下冲出来，把松辽平原都给淹了，东北三省几十万的老百姓都会遭殃。

琢磨了好久，曾泽生最后拍板了，他决定听从中共的呼吁，不放水炸掉丰满水库。

60军离开长春后，士兵们的情绪真的跌到了谷底，曾泽生因为没能炸掉丰满水库，被很多人批评，心里头特别憋屈。

但是，那会儿曾泽生还没跟中共的秘密党员有过交集，说起起义那更是八字没一撇。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扭转了曾泽生的想法。

【王家善其人】

1948年5月16号那天，王家善带着他的队伍在营口发动了起义，投奔了解放军的大部队。

听到王家善发动起义的消息，曾泽生心里头真是挺吃惊：

“他为啥会想着去造反呢？”

曾泽生感到惊讶，原因在于王家善带着的营口那支队伍，其实是从伪满洲国时候就存在的日伪军队。

这样一伙既当汉奸又反动的军队，到底是怎么做到全军上下一起起义的呢？

王家善，老家在黑龙江巴彦，他早些年就在东北军里混，是个军官。在九一八事变还没发生前，他曾在东北军黑龙江警备司令部干过参谋的活儿。

1935年年底，王家善跑到日本去留学，进了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两年后，他回到了南京，偶然间碰见了何应钦，还被提拔为了中校，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当起了参谋。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家善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东北。他在那儿先后干过伪满中央训练处的教官、治安部参谋司军务科的科长、伪军官学校教授部的部长，还当过步兵第四旅和第七旅的旅长。

虽然这方面的资料记录得不多，但可以明确的是，王家善应该是被安排混进了日伪军里工作。

日本关东军霸占了东北后，就急着想找些有名声的人给他们当傀儡。王家善之前在东北军里有点地位，挺符合日军的心思。所以在那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日军都觉得王家善是他们一手捧起来的“亲日派”。

王家善打心底里是支持抗日的。

1939年那会儿，伪满洲国的军官学校开张了，王家善从国外回来，就当上了教授部的头头。

王家善在学校那会儿，就积极在同学们中间拉人加入“真勇社”。

“真勇社”其实是王家善1936年在日本学习时，和何正卓悄悄弄起来的一个爱国团体。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反满抗日”。这个组织吸引了不少有志气的年轻人。就连王家善回国后，在伪满洲国军校那会儿，他也悄悄拉了不少学生进来。这些学生在后来都成了“伪满洲国”部队里的一员。

抗战一结束，王家善的“真勇社”人数就涨到了200多人。

1941年的时候，日伪政府借着“一二?三〇”这档子事，抓了好多的抗日小青年。其中，“真勇社”的头儿何正卓，因为让人知道了他是国民党，就被抓了起来。在牢里，他说了些国民党的事儿，但硬是没把“真勇社”的兄弟们供出来。那会儿，王家善因为已经被日伪军盯上了，所以决定不再用“真勇社”这个名字，整个社团的活动也都转到了地下。

在抗日战争那会儿，“真勇社”的好多成员都混进了日伪军的高层。等到快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要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忙着鼓动手下的部队起来反抗，好跟苏联军队一起打仗。

真的很可惜，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找了个理由，说“真勇社”在抗战那会儿没干啥事儿，就直接给禁止了。

但说实话，事情远没那么单纯。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害怕“真勇社”，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怕这个组织壮大后，成员会站到共产党那边去。

很明显，国民党政府这么做并非毫无根据。

抗战结束后，王家善原本就没琢磨着继续留在部队里。虽然他手里握着不小的权力，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再继续这么混下去，将来万一打起内战来，自己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嘛。所以，他就带着自己的女婿李殿儒，一块儿回到了长春老家，打算先避避风头。

在长春那会儿，何正卓给王家善捎了几本书过去，里头就包括毛主席的那本《论联合政府》。

《关于联合政府的见解》是毛主席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发表的一个重要讲话。何正卓能够鼓起勇气，顶着各种危险，把这份讲话内容带到东北，真的是相当艰难。

何正卓的真实身份，说白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

王家善瞧了瞧何正卓递过来的《论联合政府》，心里稍微琢磨了一下，接着开口道：

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深感其已步入历史衰败的暮年。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应只是旁观或犹豫。虽然共产党那边可能初时感觉缺乏熟识的人脉，沟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深入其中探寻，或许能发现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具体来说：一、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分析1. 国民党的种种不当行为，如财政困难导致的过度征税、内战造成的巨大损伤和人力物力消耗等，都显示出其统治的疲惫与不堪。这些做法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也让民众对其失去了信心。2. 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如同蛀虫一般侵蚀着其根基。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声望日益下降。二、共产党的探索与机遇1. 尽管共产党初期在人脉关系上可能显得薄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沟通与融入。通过深入实际、了解群众需求等方式，可以逐步建立起与民众的深厚联系。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团结，是任何熟人关系都无法比拟的。2. 在共产党内部，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这使得其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同时，共产党也注重培养和使用有才能的人才，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衰落态势，我们应该积极寻求新的出路和希望。而共产党作为一支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力量，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积极探索。通过与共产党的沟通和融合，我们或许能找到改变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

但是，王家善他并没有跟地下党搭上线。他去了一趟北平，结果没遇到共产党的人，反倒是撞见了杜聿明。杜聿明见状，马上就向上级请示，随后就让王家善当上了长官部的少将高参，然后他们又一块儿回到了锦州。

1946年4月份，东北民主联军把东北保安第四总队给打垮了。随后，杜聿明就让王家善来当这个第四总队的新队长。

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印象挺好的，但那时候王家善还没拿定主意。他一路走到沈阳，路上不停地收留第四总队的逃兵。他女婿李殿儒，就是那年跟他的养女结的婚，劝他说：

要留个心眼，国民党可能正算计你呢，别最后反而帮了他们大忙。

王家善摆了摆手说：“不行啊。”

“国民党给了我一个师的兵力，接下来会咋样，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自然见分晓。”

王家善原本是东北军的一员，后来他被派去重新组建第四总队。这个总队里大都是他以前的亲信，没多久，第四总队的人数就涨到了上万。

【思想挣扎】

王家善呢，他不是嫡系出身的将领，在国民党军队里头过得挺憋屈。但由于他手里还管着一旅兵马，国民党高层没办法，只能继续重用他。

尽管如此，国民党那边对王家善还是不怎么放心。

1946年那会儿，东北那边新成立了个第四总队，没过多久，他们就动身去了辽南山区，成了新六军手下的一支队伍。

说到那些不是嫡系的军队，国民党那边一般就是把他们给拆开用，像60军、93军这些滇军，下面的部队都被拆得四分五裂。就拿60军来说，他们有个师还被归到新六军下面。新六军对这些部队，通常的做法就是派专人去盯着、管着。

王家善的一些老战友感觉到新六军想要并吞他们，林春武便借着酒劲，故意闹腾起来，大声嚷嚷：

如果你们要把王家善撤掉，那等于逼我们走上参加八路军的路。

那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人手不够，所以对王家善他们，只能是尽量哄着，让他们别惹事。

在东北那几年，王家善一直没啥大动静。不光是外部环境的原因，他自己心里也拿不定主意，老在纠结。他这种心态呢，也被东北的地下党给注意到了。

除了何正卓，王家善的部队里还藏着挺多共产党的秘密成员。

石迪这个东北局情报组的成员，他以前还是“真勇社”长春分社的头儿，1941年那会儿，他就混进了王家善的队伍里。他在部队里头悄悄建立情报线，还发展了地下党员。王家善身边的红人刘风卓，也被他拉进了组织。刘风卓在王家善的部队里说话很管用，关键时刻能掌控整个师。他可是我党在王家善那儿争取到的超级重要的人物之一。

抗战一结束，国共两边就抢着要占东北。石迪跟上面说，想办法让王家善那帮人反水。可那时候，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琢磨了好久，觉得时候还没到，就告诉石迪，先别急着搞起义。

之后，王家善带着队伍，给新六军当起了哨兵，后来他们又称自己是独九师。虽然听起来是个师的编制，但实际上独九师归新六军的第14师管。为了管好独九师，14师还专门派了个上校副师长过去。虽然王家善挂着独九师少将师长的头衔，但部队的实际指挥，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那个副师长手里。

王家善心里头老觉得憋屈得慌，可面对现实，他也没啥好办法。

1947年春天，东野开始大力反击，国民党军队慢慢地就顶不住了，他们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防守沈阳、锦州这些大城市上。按照新六军的原计划，是想让王家善带着队伍去辽河那边搞游击战。但王家善觉得这样会让部队白白牺牲，他瞅准营口那边没人守，就主动请战去守营口了。

调到营口以后，王家善的部队就换了名字，临时叫做58师，归52军管。

王家善抵达营口后，感觉离京城远了，管束也松了，心里头的念头就开始多了起来。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点头答应起义这事儿。

那时候，藏在王家善部队里的中共秘密党员们心里都痒痒的，憋不住了，结果他们脑袋一热，做了个挺冲动的选择。

廉荣春、乔遇春等几个藏着的地下党员打算带动暂编58师里的小头目和军官们一起造反，打算直接攻打城门，让王家善没法子，只能带着他的人一起起义。不过那时候条件还没到火候。不用多想，这次行动肯定是搞砸了，没成功。

林春武跟王家善说了这事儿，王家善一听也挺没办法的，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这几个家伙真是太莽撞了，把事情搞砸了，他们这下完蛋了，连带着我也要遭殃，脑袋不保啊。

从王家善的讲话里，能很清楚地琢磨出他的心思。

根据李殿儒回想起他和王家善聊过的事儿，他当时跟王家善说：

看你现在的处境，走这条路似乎是必然的，最好还是趁早收手吧。咱们秋天那场仗打赢了，现在共产党又主动派人过来联系，这时候起义，可比敌人兵临城下时再行动要体面多了。

王家善摆了摆手表示否定：

在胜利的时候更不能起义。你想啊，刚打赢仗，官兵们都骄傲得很；林春武给我传信，说支持起义的人并不多。那时候，一个连长月薪（算上缺编）能有一百多万呢（因为通货膨胀得厉害），正是过得滋润的时候，谁乐意拖家带口跟我们去吃苦？要是我们说要起义，有人一反对，谁还听咱们的？就算你能把我救出去，到时候就剩下光杆司令一个，人家要我们有啥用？

李殿儒再次开口问道：“咱们到底得等到啥时候才行啊？”

王家善讲道：

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就剩下那么几个孤零零的地方，营口还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肯定最先被解决。我可不想等到没法收场的时候再丢人。我猜东北大概半年内就会失守，到时候局势肯定紧张得一塌糊涂。得等外界压力大了，我们才能起义，这样大部分人才会愿意跟着我们。时机得拿捏得恰到好处，国民党跟我们没啥交情，没必要跟着它一起完蛋！共产党跟咱们无怨无仇，以后肯定会走到一路的。

王家善对眼下的局面，心里头门儿清。

廉荣春和乔遇春发起起义后，王家善在背后默默帮忙，偷偷地把他们藏了起来，不让国民党特务找到。他还假装发布通缉令，迷惑外界。对于那些在部队里还没被发现的刘风卓等人，王家善也悄悄地保护着他们。

“共产党肯定会赢得天下，但国民党居然还能撑上二十年。”

刘风卓心里明白，想要发动起义，必须得到老上级王家善的鼎力相助才行。

【投奔光明】

1948年春天时候，东野部队开始攻打辽阳，王家善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辽阳一失守，鞍山就危险了，鞍山一丢，营口也保不住。营口那地方，根本没法守。到时候，他手里那一个师的兵力就全没了。就算退到关内，国民党上层也不会同意他再重组一个师。

这时候，东北局社会部也瞅见了王家善心里头的波动，打算从俩方向使劲儿。一方面，打算在军事上给他来个团团围住；另一方面，打算让藏着的地下党出面，劝王家善带着队伍起义。

过了几天，王家善把连长以上的干部都召集起来，商量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会上，真的有不少人建议，要是营口守不住了，就退到锦州，实在不行，干脆直接进关。由此可见，那时候部队里大家的想法并不一致，想要起义，确实不容易。石迪、刘风卓这些共产党员心里头也是急得不行，因为都快打仗了，他们还是没能说服王家善。要是就这么贸贸然带着部队起义，暂编58师很可能会分成两拨。起义成功了还好，要是失败了，局势乱了套，那可就麻烦了。

会议上，大家纷纷发表了不少看法，但王家善在部队里的威望还是挺高的，因此大家心里都盼着他能说说自己的想法。

王家善的老战友梁启章站了出来，开口讲道：

咱们从“真勇社”那会儿起，就跟师长混了十多年了，这次就听你的，你看着办，随机应变吧。

他这么一说，其他人立马就跟着附和起来。

紧要关头，王家善总算是把队伍的心思给拧成了一股绳。他心底里期盼的就是老战友能说出那句：

大家既然这么相信我，那我肯定会带着大家，找一条有发展前途的好路子。

1948年2月23号那天，王家善让侄子王凤祥和刘风卓出城去找我们的军队联系。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本人见了王家善那边来的人，两边坐下来聊了聊。吴瑞林作为东总的代表，直接跟对方说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起义的队伍保持原来的组织结构，起义后就成了东北民主联军里的一个单独师，跟解放军一样对待，没啥差别。

二、对于起义的官兵，我们既往不咎，会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不受损失。想要回家的，我们会发路费，还会开具证明，确保他们享受到起义人员的待遇。

三、营口这个地方，解放军是志在必得，所以给你们三天时间，赶紧起义。

四、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欢迎王家善师长带着队伍起义。

五、王师长还有啥吩咐，明天晚上咱们再接着聊。

王凤祥和另一个人回去后，就跟王家善说了说解放军那边提的要求。

王家善琢磨了一宿，第二天晚上，他又派梁启章去当谈判的全权代表。对于起义的那些条款，王家善没啥不同意的，就是提了个小条件。他说，暂编58师这几天正好要补给物资，他想等拿了这些补给再起义，算是送给解放军的一份大礼。所以，他提议把起义的时间往后挪到26号以后。

但是，吴瑞林却摆了摆手，直接回绝了：

枪支弹药、吃的喝的、战舰航母、飞行器这些都不是重点，搞起义才是头等大事，可别为了那些小东西耽误了大事。

参谋长金振钟同样乐呵呵地讲道：

那些玩意儿迟早得归咱们，就先让蒋大队长帮忙照看几天好了！

两边商量好，决定在1948年2月25日晚上7点动手起义。

尽管王家善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但他还是挺忐忑的，毕竟事情没尘埃落定前，啥意外都可能发生。

在营口驻扎的国民党军队，除了临时编组的58师，还有新一军的士兵和交通警察总队。根据上面的指令，王家善的任务是要让这些部队放下武器。

2月25号下午两点，王家善把全师的人都叫到一起商量事儿，结果暂编58师超过九成的官兵都点头赞成起义。

2月25号下午3点左右，梁启章让李殿儒从警卫连里挑些人，确保师部周围安全无虞。与此同时，王家善也悄悄派人，打着开城防会的旗号，把市长袁鸿逵、五十二军的副头儿郑明新、交警第三总队的老大李安等十多个重要人物给叫到了会场。等这些人一到，王家善二话不说，立马下令把他们给看管起来。

2月25号晚上7点钟，起义的队伍已经占领了营口，他们按照计划放了三颗信号弹，等着辽南独立师进城。那时候，营口城里还有国民党军的一些残兵败将想拼命抵抗。王家善亲自带着暂编58师的战士们，跟辽南独立师一块儿上，打了9个小时的硬仗，最后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1948年5月16号那天，王家善的队伍换了新名头，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里的独立第五师。后来，等全军都统一了编号，他们就又改了名，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

得说说的是，王家善的队伍虽然是个不太正规的部队，但里头的军官和士兵都挺有本事。因此，当他们起义后，整个师的架子还是稳稳当当保住了。

王家善踏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这事儿在国民党军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尤其是对后来曾泽生带着60军起义，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