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历史长河中，“东南互保”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固有模式，更成为晚清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转折点，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迅猛发展，其“扶清灭洋”的口号和排外行动引发了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动荡。6月21日，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中央朝廷给各地督抚发上谕，动员他们支持朝廷，联合义和团抵御外敌。然而，这道上谕却在上海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拦截”，由此拉开了“东南互保”的序幕。

“东南互保”的发起离不开几个核心人物：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其中，盛宣怀堪称这场事件的灵魂人物。早期作为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凭借出色的能力，深度参与了诸多洋务事业，如轮船招商局、铁路修建、煤矿开采、铁厂开办等。1900年时，他身兼大理寺少卿、汇办商务大臣等职，同时担任电报局督办。这一职务看似并非实权要职，但在信息传播至关重要的当时，却赋予了他极大的操作空间。上海作为全国电报通信系统的中心、国内电报信息的最大枢纽以及国际电报海底路线的重要节点，朝廷与外国政府、驻外使馆的联系，以及朝廷给东南各省官员的电报往来，都需经上海电报总局中转。盛宣怀掌握着信息流通的关键环节，得以实施扣押、筛选和延迟转发电报等操作。当他收到朝廷动员各地督抚支持抗敌的电报后，出于对局势的判断，认为若将此电报直接转发，极有可能将北方的战火引至南方，于是果断将其扣下，并开始谋划应对之策。盛宣怀首先将电报发送给李鸿章，并分析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清朝一国之力对抗多个强国，毫无胜算，主张“联络一气，以保疆土”，即联合东南各省，不听从朝廷开战的命令，避免卷入战火。李鸿章此前就曾上奏指出义和团是乱匪，不可依靠，更不应与列强开战，因此对盛宣怀的想法表示赞同。在如何回复朝廷这一关键问题上，李鸿章给出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的强硬而巧妙的回应。他声称朝廷的命令是乱命，是义和团匪众挟持朝廷所发，因此不能奉命。这一说法既拒绝了朝廷的旨意，又为日后慈禧太后留下了台阶，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后来在与列强谈判《辛丑条约》时，李鸿章正是以此为由，为慈禧开脱责任，使慈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追究战争责任。

解决了如何应对朝廷的问题后，盛宣怀开始着手团结东南各省督抚。他召集东南地区的士绅领袖、商界领袖，如张謇、何嗣焜、沈曾植、陈三立等人开会商议。盛宣怀如此积极地促成东南互保，与他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他在清朝拥有众多与洋务、金融相关的企业，自华北局势失控以来，其北方的企业如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北京分行等遭受义和团冲击，被迫关闭，其他产业也因义和团骚扰而停业。而他的主要业务集中在上海、武汉、苏杭等地，虽尚未陷入大乱，但也受到影响。天津与上海贸易断绝，货物积压，各行各业受损。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和轮船招商局总办，盛宣怀掌控着清朝的经济命脉，他深知无论朝廷命运如何，只要保住经济命脉，日后国家重建就有资本，自己也能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基于对国际形势和中外实力的清晰认识，他明白清朝无力对抗列强，因此极力促成东南互保，以保全南方地区。参会人员得知李鸿章的态度后，认为此事可行。会议决定让张謇去说服刘坤一，赵凤昌去说服张之洞。刘坤一作为两江总督，在东南各省督抚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际的盟主。此前，他就曾联合张之洞等人上奏，要求剿灭义和团，避免与列强开战，因此对朝廷的命令也持反对态度。张之洞收到盛宣怀转发的上谕后，同时接到荣禄密电，得知朝廷已下令攻打各国驻京使馆，局势危急。他立即加强武昌、汉口等地的安保，缉拿义和团，并与各国领事沟通，承诺保护洋人和传教士，明确表示反对与外国开战。然而，东南互保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李秉衡和江苏巡抚鹿传霖等排外主战官员成为阻碍。李秉衡曾因极端排外导致山东局势恶化，义和团兴起。他力主开战的态度使得各国领事对东南督抚的诚意存疑。盛宣怀通过张謇和赵凤昌游说刘坤一、张之洞，让二人上奏朝廷，请求派李秉衡北上“勤王”，朝廷应允，李秉衡随即出发。对于鹿传霖，刘坤一也采用类似方法，将其派去“勤王”。扫除这些障碍后，东南互保的达成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与洋人沟通方面，英国等国家在清朝的主要商业利益集中在上海和长江沿线，对东南局势极为关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密切关注天津、北京局势，在天津局势失控后，他向英国外相索尔伯里发电报，表达了对清朝局势的悲观态度，认为英国应增派军队，并支持总督们维持秩序。华仑的态度代表了其他各国公使的想法。当刘坤一派人与各国公使商谈东南互保时，得到了认可。6月26日下午，清朝代表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在上海商议并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其核心内容包括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和内地由当地督抚保护，保护洋人和外国产业，清军坚决剿灭义和团，外国军舰不得侵犯长江地区。尽管这份协议因需各国政府批准和清政府同意而未正式签字，但双方在实际行动中都遵守了约定，参与互保的省份在战争中得以保全，商业活动也未受太大影响。参加东南互保的省份涵盖两江地区（江苏、江西、安徽）、湖广地区（湖南、湖北）、两广地区（广东、广西）、闽浙地区（福建、浙江），四川总督奎俊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加入其中。

“东南互保”本质上是地方督抚联合起来公然抗旨，慈禧得知后，起初愤怒又恐惧。但八国联军迅速逼近，她仓皇西逃，无暇顾及追究此事。待局势平定后，慈禧也无力与地方督抚清算。一方面，八国联军侵华使她手中仅有的军事力量武卫军溃散，兵权掌握在袁世凯等地方大臣手中，若追究责任，可能引发地方叛乱，加速清朝灭亡；另一方面，李鸿章在谈判时以“乱命”为由为慈禧开脱，使她不得不默认东南互保的合法性。慈禧回銮后，不仅肯定了东南互保大臣的贡献，还对他们进行嘉奖，如给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继续担任两江总督；给张之洞授太子太保衔，升任军机大臣；袁世凯因镇压义和团“有功”，进一步掌握新军实权。然而，这只是表面文章，慈禧随后通过分化手段削弱互保势力，如将张之洞调入北京，罢免闽浙总督许应骙、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东南互保”虽然是地方督抚的抗旨行为，但从结果来看，它保住了清朝的经济命脉，使清朝在八国联军入侵后仍能继续维持统治，一定程度上功大于过。然而，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清朝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名存实亡，是地方对抗中央、汉人官僚对抗满清统治的典型体现，加剧了汉人官僚与满清权贵的对立。同时，“东南互保”为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迅速独立埋下了伏笔，成为地方割据的前兆，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进程，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