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上海的一个看守所的审讯室内，有两名负责审讯的公安人员正严肃地坐在桌子后面。

在他们的对面，坐着一个约60多岁，穿着蓝色粗布衣服的男人，这个男人虽然穿着十分朴素，但气质上却能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应该是受过好的教育的，这种气质与他的外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审讯人员翻开卷宗，在卷宗上，赫然标着“特务”两个显眼的大字，接着，审讯人员向这个“特务”说明了政策，然后让他坦白情况。

只见这个 “特务”缓缓说道：“请允许我称呼你们一声‘同志’，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中央特科工作，受陈赓同志领导。”

听到这些，审讯人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着进一步的审问，这个人说他参与过特科的锄奸任务，还抚养过毛主席的三个孩子！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审讯人员不敢怠慢，迅速将这些情况逐级上报给了周总理。

那么这个人是谁？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又有什么故事？

图丨董健吾

在清朝末年的上海青浦，在一户董姓的人家里，有一个小男孩子出生了。

董家在上海青浦当地也算是一个望族，家里的祖父董守志曾在多地当过县令，正是其在多地任过地方官的经历，使他颇有一些见识，也很受当地人的尊重。

董家的祖母沈氏就更不得了了，她的娘家因为早年经营沙船，挣下了万贯家财，在上海是响当当的家族，而且沈氏还信奉基督，平素在当地也多行善事，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大善人”。

董家虽然在当地颇有名气，但是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家里人丁不旺，两代单传。

因此，这个小男孩的出生，给这个家里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处于兴奋中的祖母沈氏，抱着这个粉嘟嘟的小婴儿，给他取名“守青”。

图丨董健吾

童年的董守青，在这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里快乐地成长，而董守青也十分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了由教会创办的桃坞中学，由于受到祖母信奉基督的影响，董守青在桃坞中学里加入了基督教会。

董守青虽然是家中的“小少爷”，但他的身体却一点都不孱弱，反而非常喜欢体育运动。

在桃坞中学学习期间，他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董健吾，取“强健吾之身体“之意。

1914年，董健吾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个大学是由美国的基督教会创办的，主要培养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在这所大学里，董健吾十分活跃，由于他身材魁梧，热爱运动，曾担任过学校足球队的主力球员。

图丨桃坞中学

董健吾为人开朗和善，喜欢结交朋友，因此在大学里，他的人缘非常好，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其中就有宋美龄的兄长宋子文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为他今后的红色事业提供了不少便利。

董健吾不仅受同学们的喜爱，还非常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赏识。

卜舫济经常邀请董健吾到家中做客，一心培养董健吾，想让他接自己的班，成为下一个圣约翰大学的校长。

为此，在董健吾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卜舫济又安排他专门学了两年神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牧师，并且安排他去外地的教会学校“镀金”，回上海后当自己的助手。

然而令这位老校长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的得意门生竟然与他决裂。

图丨卜舫济

1925年5月，因帝国主义军警枪杀了多名中国工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而身处教会学校的学生们，也因胸中的爱国热情开展了罢课运动。

卜舫济不想让教会学校的学生过多的参与政治，便用严苛的手段压制学生，还将中国国旗扯了下来。

这一举动，激怒了学生们，他们愤怒地扯下了美国国旗，撕成碎片，并在“永不回校”的倡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而令卜舫济万万没想到的是，带头签名的竟是董健吾，卜舫济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皇太子”。

图丨五卅运动

离开了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在圣彼得教堂当了牧师，一天，他的大学同学浦化人找到了他，想约他一同前往冯玉祥的部队里布道。

胸有大志向的董健吾早就厌烦了歌舞升平的上海，欣然地跟着浦化人到了郑州，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

也许令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在郑州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

冯玉祥非常喜欢这个精通教义，又会多门外语的年轻人，安排他做秘书处主任，还让其担任家人的英语老师。

冯玉祥将军在政治上很开明，因此在他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人，而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带他来冯玉祥部队的大学同学浦化人都是共产党员。

董健吾通过浦化人认识了刘伯坚，又通过他们两个人，逐渐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信仰起了马克思主义。

图丨冯玉祥部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冯玉祥迫于压力只能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员。

但他没有向其他军队那样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而是选择把他们“礼送出境”。而董健吾因为经常和刘伯坚、浦化人在一起，也被作为共产党员驱逐。

在收拾行李的时候，董健吾气恼地说：“别人当我是共产党，我还不知道人家共产党要不要我呢。”

在他身旁收拾行李的浦化人听到后，深深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试探说：“难道你真的想加入共产党？”

听了浦化人的问题，董健吾放下手中的行李，对着浦化人郑重地说：“我想好了，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只要共产党要，我就加入！”

浦化人笑了笑，却没说什么。

图丨冯玉祥

在这天傍晚，浦化人找到了董健吾，好说歹说非要拉着他去压马路，一头雾水的董健吾只得跟着他来到了街上。

在街上转了好一会儿以后，他们突然发现，刘伯坚正站在街尾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此时的刘伯坚正准备离开郑州，他走到两个人面前，对着董健吾问出了和浦化人同样的问题：“你真的想加入共产党？”

于是，就在白色恐怖最危险的时刻，在郑州黑暗的街头，董健吾跟着刘伯坚念出了那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个教堂里的牧师，不信仰基督，信仰起了马克思。

图丨刘伯坚

离开了郑州的董健吾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圣彼得教堂里当牧师。这一切，看似和他离开上海去郑州时没有任何变化，但实际上，牧师已经不是那个牧师，教堂也不是那个教堂了。

回到上海的董健吾，在陈赓的劝说下加入了中央特科，圣彼得教堂里的牧师董健吾成了一名红色特工，而圣彼得教堂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29年11月的一天，陈赓来到圣彼得教堂，在假模假式地做完祷告后，他蹭到了牧师董健吾身边，董健吾也非常默契地把他领到了一间没有人的房间里。

进入房间后，陈赓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已经查到了出卖彭湃同志的人是军委秘书白鑫，他现在住在国民党官员范争波家里，11日就要乘船逃往意大利。”

听到这些话，董健吾意识到有重要的任务落到了自己身上，接着他就问陈赓：“那需要我做什么？”

陈赓回答说：“你要去摸清范争波家附近的地形，安排好撤退路线，在我们处决叛徒后，你要确认白鑫是否死亡。”董健吾坚定地点了点头，领受了任务。

图丨圣彼得教堂

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就化装成一个上海普通小市民，在范争波家附近溜达，默默地记下了周围的地形，并绘制成了一份详细的地图交给了陈赓。

11月11日傍晚，陈赓率领中央特科红队的几名同志，埋伏在了范争波家周围，随时等待着叛徒白鑫的出现。

傍晚6点，一辆车停在了范争波家门口，不多时，叛徒白鑫便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就在他弯腰准备上车时，陈赓带领着红队的队员们从旁边一拥而出，举起手枪对准叛徒白鑫，一口气打空了枪里的子弹。

然后，按照董健吾安排的路线撤退，跳上了等候多时的接应汽车，潇洒地离去了。只留下浑身是血的叛徒白鑫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图丨陈赓

过了几分钟，巡捕房的巡捕才乘着汽车到来，一直潜伏在旁边的“路人甲”董健吾装作看热闹的老百姓凑过去围。

看到叛徒白鑫被人抬走，又向周围人打听了一下，确定叛徒白鑫已经伏诛，才继续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现场。

就这样，一个手捧圣经的牧师，“超度” 了一个叛徒的罪恶灵魂。

正如七十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句名言：“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去见上帝。”

图丨白鑫

1930年2月，陈赓交代给董健吾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用自己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创办一所专门收养革命子女的幼儿园。

当时，在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每天都在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地奋斗着，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人？

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很多革命烈士遭到了屠杀，革命家属遭到了迫害，革命子女流落街头，生活悲惨。这样，怎么能告慰英烈在天之灵，怎么能让在世的革命志士没有后顾之忧地为革命奋斗。

董健吾欣然领受了任务，然而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创办一个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幼儿园可是很烧钱的。

当时困难中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提供不了充裕的资金，董健吾从社会上募集的捐款有是杯水车薪。

图丨陈赓

就在这个时候，董健吾在上海青浦的老家分家了，疼爱董健吾的祖母为了让董健吾在乱世中能有个保障，给他留了几十亩上好的田地。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正在为筹措资金一筹莫展的董健吾，转手就把田卖了，换回500多块银元，然后带着银元和一个“不孝子”的名声回到了上海。

有了资金，董健吾就在1930年3月，创办了大同幼儿园，取“天下大同”之美好愿望。

为了更好地掩护幼儿园，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他还请在国民党极有地位的于右任题了字。

这个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除了他自己的妻子外，大多数都是与中国共产党员或与关系密切的人。

这里收养的孩子，除了一部分信教群众的子女，大部分都是革命烈士和重要党员的子女，这里边就有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图丨大同幼儿园

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同志牺牲后，没人照顾的三个孩子曾经在街头流落，要饭度日，最后被党组织发现，送到了大同幼儿园。

在幼儿园的日子里，这些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使他们有了一个安定快乐的童年。

然而，1931年5月，就在董健吾受组织指派，去汉口出差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夜里，年仅5岁的毛岸龙突然发起了高烧、上吐下泻，值班的工作人员赶紧把他送进了广慈医院，医生诊断为噤口痢，是一种十分凶险的传染病。

由于毛岸龙年龄小，身子弱，最终没能挺过来，就此夭折。

图丨毛氏三兄弟

然而，在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

这个叛徒的手中掌握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其中就包括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很快，董健吾和他的大同幼儿园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了。

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立即撤销大同幼儿园，所有孩子分散隐蔽，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就由董健吾抚养。

由于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名单，董健吾也当不了牧师了，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董健吾依然尽心竭力的照顾毛岸英兄弟两个。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和董健吾的子女都学会了制作纸花，然后把纸花卖给杂货店赚些小钱补贴家里。

由于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说话带有很浓重的湖南味儿，为了不让两兄弟暴露，董健吾尽量不让两兄弟出门，而让自己的孩子每天放学后辅导两人学习。

图丨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

就是在这样艰苦又危险的环境中，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同董健吾一家人共同生活了4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不久之后，董健吾到陕北开展宋庆龄和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在这次联络工作中，董健吾向组织报告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在自己家里的情况。

从陕北返回上海前，董健吾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让董健吾找机会把两兄弟送到苏联。

为了完成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送了张学良一套非常珍贵的瓷器，进而换来了张学良的帮助。

张学良专门派自己手下李杜将军，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送到了苏联。

此后，董健吾担负起了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同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还护送过著名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到延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图丨张学良

后来，因为情况发生变化，董健吾同自己单线联系的上级失去了联系，也与党失去了联系，像一艘迷航的小船，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磨难。

解放后，由于当年从事的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没有直接上级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再加上他安贫乐道的性格，董健吾并没有联系组织，恢复身份。

1955年，因受到潘汉年案的牵连，董健吾被作为特务逮捕了起来，在审讯过程中，他终于表露了自己的身份。但由于当年复杂的历史原因，董健吾并没有享受革命功臣的待遇，而是像一个普通百姓那样流落民间。

1961年2月2日，在上海过着贫困生活，以推拿为生的董健吾见到了一个故人，那边是当年在中央特科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陈赓。

后来，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董健吾担任了上海市政府的参事。

或许是命运的巧合，当过神父的董健吾，在1970年12月25日，圣诞节钟声响起的时候，溘然长逝。

图丨董健吾

董健吾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在中国最贫苦动荡的年代，放弃了牧师的“天堂”，开始了“地下”的奋斗，用他孤单的身影，在历史上书写了独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