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在京病逝。

在当时那个年代，众多党的开国元勋都“无声无息”地离去了，更何况是他张治中这个前国民党高官。

因此，中央统战部经商讨后决定不为其举行告别仪式。

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知道后罕见地发了火，他强调，一定要为张治中搞个告别仪式。

周总理态度坚决地说：“我参加，然后再通知文白先生(张治中的字)在党内外的老朋友。”

对于周总理来说，张治中是他在黄埔军校时期就情同手足的至交好友，后来对方更是为统一战线与和平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好好地送张治中最后一程。

张治中，1890年生人。他人生中的前三十年可谓命途多舛，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他奔走于各系军阀手下吃尽苦头，却未逢机遇。

张治中人生的转折在于1924年。那一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开始着重网罗各方人才。

蒋从保定系同学的耳中听闻正在桂军军校执教的张治中是个人才后，便竭力将其挖到黄埔执教，而后给予重用，使其一跃成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都相当炙手可热的人物。

可以说，蒋介石是他张治中的伯乐，没有蒋就没有后来的张治中。

然而，张治中在黄埔时期却和蒋介石的眼中钉——中共的关系走得很近。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尤为要好，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引为知音。时间一长，张的思想和作风上都颇受中共影响，他甚至还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可惜后来中共碍于国共合作的大局而将此事作罢。

对于张治中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关系，蒋介石哪怕再赏识他也不禁起了疑心。

蒋曾在私下里密询亲信王懋功道：“张治中是否为共产党？”

王懋功也是黄埔元老，他出于大局考虑在蒋面前力言这皆为流言，并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这才使得蒋释然。

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张治中陷入了两难。他一方面极为同情中共，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背弃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最终，张治中选择退往二线去军校做教育工作。

在当时，黄埔系统内人人都抢着带兵上战场，因为这意味着战功、晋升和权势。可他张治中却宁愿做没有晋升希望的教育工作，也不愿到前线去围剿红军立下战功。

虽然他后来不得不上战场领兵指挥打仗，却也只是与军阀部队交战，从未与任意一支红军部队为敌。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张治中看到了国共和解的希望。他是少数反对武力解决的国民党高层之一，不过，比起那些担心蒋介石安危的同僚，他更关心中国的和平大业。

事后，他积极参与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工作，并在后来的抗战中与中共进行了友好密切的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国共内战的硝烟再次弥漫。

为了和平大业，张治中挺身而出，自愿作为延安与重庆的牵线人。他先与美国特使赫尔利一起乘专机抵达延安。

对于中共最为看重的毛主席的安全问题，张治中拍胸说：“有美苏两国对蒋委员长施压，毛先生的安全问题就不必多虑了。还有，我本人也会以自己的性命作担保，保证毛先生不会有什么闪失。”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用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他专门腾出了自己的桂园宅邸作为毛起居办公的地方。

至于安保方面，他一方面调来了国民党宪兵部队负责警卫，另一方面，还将自己亲信洪世禄所率的警卫团部署于府邸周边。

此外，他还从洪世禄的警卫团挑选一个班的人，然后将他们乔装打扮，送往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住处充当仆役杂务，在暗地里给予保护。

可见，张治中对毛主席等中共代表团人员的安全是高度负责的。

随着重庆谈判接近尾声，毛主席渴望早点回延安，但是，周恩来却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去。

张治中对此表示道：“恩来兄你放心，既然是我把毛先生请来的，我当然也要安全地将毛先生送回去。”

他为此借来了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然后在自己的亲自陪同下乘坐该机将毛主席安然送回延安。

面对用夫人宋美龄命名的专机，以及坐在机上的蒋介石心腹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哪怕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造次，最终，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毛主席飞离重庆。

张治中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看在眼里，于是，他们亲切地称其为“和平将军”，赞颂其做出的突出贡献。

张治中的奔走最终还是未能带来和平，国共双方随后还是陷入了数年的内战。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蒋介石的下台，张治中再次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在李宗仁的授意下率和谈代表团飞往北平，在六国饭店与中共方面开始了反复磋商，最后终于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定稿。

16日，张治中满怀信心地将定稿送回了南京，他相信自己为党国争取了这么大的成果，南京方面看到后一定会倾向和谈。为此，他在谈判桌上力挽狂澜，成功使得中共做出了相当大的退步，即：接受了代表团提出的40余处修正意见中的多数。

这在当时的恶劣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甚至可以说是国民党代表团的一大胜利。

可是，张治中却没想到原本倾向于和谈的李宗仁突然变卦了，对方非但拒不接受协定，还要求他率代表团速回南京复命。

张治中知道南京方面很多人都看不惯自己的和谈行为，视他为眼中钉。如果此时自己回到南京，很可能就是自投罗网，甚至做张学良第二。

周总理也有同样的担忧，因此他百般劝告张治中不要返回，最好留在北平，由共产党人来保证他的安全。

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年没能留住一位姓张的朋友（即张学良），这是我们党最为自责和悔恨的一件事。今日，我们党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位朋友了！”

张治中听后大为感动，在感动之余他也认为等国共双方还会有再度签订和平协定的可能，所以他最终同意率整个代表团继续留在北平。

当时，已经流亡到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怒，先后发出三个电讯以攻击张治中，指责对方背叛了党国。

张治中则针锋相对地在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一文来澄清事实，并表明中共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张治中的心里却愈发惘然若失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国民党元老该何去何从？他有意今后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中效力，却又担心一些人的“风言风语”。

周总理知道后，便劝说他：“文白先生，你这就是封建思想了。比起个别人，你不是更应该对整个国家和人民负责吗？”

这番话瞬间点醒了张治中，促进了他的思想的成功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也不忘发挥自己的余热，从而走上了为两岸牵线对话的对台统战道路。

1954年，张治中对台湾发表广播演说，号召逃往台湾的故旧早日弃暗投明，促成祖国早日统一。

1956年，他分批会谈关押在功德林的杜聿明等二十余名国民党高级战俘。

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他们后来大都多方联系在台故旧，宣传和平统一思想。开展了很多对台宣传工作。

1969年，张治中在京病逝。

听闻张治中去世的消息，毛主席悲痛不已，派周总理出席葬礼。

周总理在仪式上心情沉重地对张家子女说道：“文白先生曾托人带信关照我的身体。那时我事务繁忙无法脱身，只好派罗青长去代为问候。没想到直至他去世我都未能见他一面，实属太遗憾。”

仪式结束后，周总理把张治中的幼子张一纯留下，对他问道：“毛主席嘱咐我询问两件事，一是文白先生生前保存的文件如何处理？二是你们现在的生活如何？”

要知道，张治中作为蒋介石心腹几十年，手上一定有大量国民党的机密文件。若不能对其妥善处理，在当时那个动乱年代稍有泄露，势必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继而给张家乃至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

张一纯汇报说：“父亲生前所存阅的全部文件已全交给中央有关部门妥善保管。至于生活上我们家虽然清苦，但是，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周总理点点头，随后他叫来了驻国务院的军代表丁江，然后指着他对张一纯说：“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或者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管局和中央统战部后来对张家的生活都颇为关照。

周总理去世前两个月还在惦记着张家人，特意托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夫妇亲自把一笔拨款送到张家去，用以改善其生活。

张一纯深感周总理和国家的关怀，他后来继承父业，继续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这一干就是20年。

值得一提的是，张一纯因年老而退居二线后，仍不忘培养接班人，表示要继续架起两岸间沟通的桥梁。

在他看来，父亲多年来推进的和平大业绝对不能断送在自己的手里。

2015年10月，张一纯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